行公义的先锋　意大利“飞仔神父”助渔民建村、瞓街争木屋户权益

六月的一连串反《逃犯条例》修订的示威里，Sing Hallelujeh to the Lord的歌声萦绕不散，有说宗教界力量终于摆脱多年保守作风，挺身而出保护年青一代，圣经里提到的公义得以彰显。50年前的香港，有个意大利来的“飞仔神父”驶著电单车在西贡沿岸上山下乡，义养失去父母的子女，跟贫苦渔民在住家艇上一同吃饭、为渔民子弟在岸上建村；后来他走入市区，与徙置区居民一同瞓街争取福利，又托著旗帜走入八九民运的集会声援北京学生。
经历了香港60年代的政治动荡和70年代的贫困日子，从米兰来的林柏栋神父腰骨挺拔，始终如一。“我食饭多过食意大利粉，你不要问我意大利的事，你问我香港的事。”逝世于2006年的林柏栋神父在纪录片中，说著一口流利广东话：“到埗那天，我知道香港会是我第二个家乡。”细雨之下，我们随林柏栋义子黄义天走进这奇人的故事。
摄影：欧嘉乐

翻山越岭　荃湾行山到大埔、西贡

Lambertoni 带著种种未知，搭上为期18日的威利斯船远征香港，他最先到达当时还叫“浅湾”的荃湾，翻过大帽山走到大埔碗窰，后来落脚西贡。当时香港教区神父发觉吐露港之美，此后从大埔开始，发散到汀角、西贡、马鞍山和蜑家湾等地方传道。

且说说当年天主教士看见的新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早期新界大埔、西贡、元朗等客家村落仍然由大清管治，传教士对走入清朝人当中传教抱有向往，接触了不少采石、烧灰的客家劳工和农民。1860年代，西贡区最初有一名柯神父 (Cajetano Origo) 在市中心设传教据点，神父每次从九龙城走三小时山路走到西贡；最初西贡只有28名教徒，到1877年，容纳300人的圣堂也不够用了。直至英国租借新界的1898年，刚避过了1900年前后中国反洋反教的义和团运动，传教工作也算顺利。

政府冷待贫苦大众　神父带水上人岸上建村

改名为林柏栋的Lambertoni，开始在西贡拿著八厘米摄录机，记录庶民生活片段。晚上他喜欢散步岸边，走到艇上跟水上人鸡同鸭讲地边聊天边吃饭。

当时水上人被岸上人歧视，被眨称为蜑家人，孩子上岸打水往往要忍受岸上人目光。一家又一家的水上人和渔民就住在住家艇或渔船上，站不直，小孩玩乐、大人干活都同一个空间，林柏栋看到艇上生活艰难，许多渔民子女因为帮忙打鱼，一去便几星期，没机会读书，也有些重病老人要跟著出海，他便跟范赉亮神父 (Valeriano Fraccaro)和旧称“天主教社会福利组织”的明爱，在岸上建渔民村，组织水上人组织合作社，解决村中问题。

“你睇落船上生活好靓，实际上很辛苦。渔民家庭应该要有居所，让小朋友可以上学，老人病了不用跟著。”纪录片中林柏栋这样说。当年港英政府不太理会社福事，外国传教士到埗后便大力推动医疗、教育和难民营，两者投入程度的分别，看数字便一目了然：1966年，43个志愿机构花费近2,500万元，而社会福利署的开支只1,750万元。林柏栋自己常常投稿《南华早报》，促请政府跟进社福问题；实际上当时不少社福政策，港英政府甚至参考宗教团体做法模塑而成。

在西贡对面海的圣伯多禄村、菠萝𪨶太平村，低矮渔民楼房散落在长长楼梯之间，当年渔民今天已经头发花白，因为经年捕鱼作业，多有脚痛问题，而他们的后代亦离开了西贡发展。不过在宁静渔村家门前搧著凉的老人，永远没有忘记林柏栋的名字。

年届中年、又已为人父的黄义天心目中的林神父仍然鲜活跳脱，仿佛从没离开西贡：“那是上山下乡的日子，林神父很享受乡郊，踩著电单车哒哒哒声的，走得好远，上了行没路走又落山。”

神父当年薪水不多，喜欢食烟仔，有朋友来时喝点啤酒，黄义天负责去神父宿舍附近的士多买。神父说过，最初客家人接待他端了一盘黑色的肉给他吃，他不敢，硬著头皮尝一口，余生便爱上梅菜扣肉的滋味，“他很鼓励，一定要试新事物，你不试不知道那会是怎么一回事。他常说自己是单亲爸爸，我觉得他做得够好了。”

天主教香港教区现时属下专责小组“古道行”工作小组 （Diocesan Working Committee For “Following Thy Way”），计划复修及活化西贡半岛一系列天主教小堂，并实现以此为重心的旅游路线，借鉴欧洲圣雅各伯之路，规划一条结合灵性、信仰、文化、历史的独特旅道，丰富香港旅游文化，详见另稿。他们同时正重新纪录一些在港传教士被遗忘的故事，像今次邀请黄义天等相熟神父的教徒分享个人记忆。

范神父被杀后离港　泰北协助难民

寻常日子的转捩点，是范赉亮神父在宿舍被谋杀的一夜。范赉亮神父待小孩亲切，他家族在意大利开面包厂，他也不时做面包送给区内小朋友，黄义天记得他满是雀斑的手，怎样挽著小孩喊他们“细蚊仔”。神父被杀那晚，他跟哥哥待在宿舍看电视，九点半才舍得走，怕途经坟场会撞鬼的两个人，兜了一个大圈才回到普通道17号的家。翌日清晨再回去宿舍，范赉亮在浴室被杀害，身上被刺了好几刀，现场除了找到一条在元朗制造的裤子，全无线索。

范赉亮的死，坊间流传过许多个版本。有说与共产党有关，也有说是神父们协助渔民走入菠萝𪨶太平村时，得罪了地方势力或黑社会。“当年太平村曾经断水，有删水喉的纠纷。究竟系抢劫定点？六十年代，查不到。”黄义天后来和哥哥时不时听到厨房传来做面包的声音，直吓得两个大男生背后发凉。

神父的死，其实不是西贡区的单一事件。在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当时和神父 (Piazzoli) 曾被中国政府悬红500元捉拿故离开西贡；1942年，三个传教士黄子谦、郭景芸、丁味略先后被杀。范死后，林柏栋极度悲痛，为了避开传言，他应教区要求回到意大利，黄义天两兄弟也搬到大埔读书。此后林往泰北帮助当地难民，得失了政权和地方势力，辗转又离开泰国。

重回香港　为寮屋户、艇户掀组织旗帜

林柏栋再回到香港黄大仙区传教时，已经时值1978年。他留了胡须，整个人处事、说话不同了。“他以前觉得自己是领袖，想帮别人，我说，你听你做。可能是范神父过身或其他事令他转变，他说除了祈祷，要聆听多点，参与其中，和人群一齐行。”黄义天说。

1965年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后，表明教会如果面对社会问题，必须争取正义。于是1972年盲人工潮、1977年金禧事件、1978年油麻地艇户请愿，80年代反两巴、两电加价等社会运动和寻求公义的场合，出现了教会人士的身影；他们甚至公开表达对于政制的意见，参与签署中英联合声明前后的《代议政制绿皮书》研讨会，林柏栋也在1989年参与尖沙咀声援北京天安门学生的集会，2002年亦在街上游行反对推行23条。

走入居住问题多多的九龙市中心，林柏栋决志不止步于慈惠的身影益发鲜明。当年马仔坑大火后几年，政府想拆卸剩下的木屋，林柏栋与居民一起睡到路边；越南难民来港时，林走入难民营，抗议政府不人道对待难民；他协助油麻地艇户上岸，也跟小贩、寮屋户一起组织抗争。人们可能较熟悉甘浩望神父，今时今日为人熟识的“社区组织协会”成立之初，林也曾担任主席，协助策划居民组织。

“林神父常常说，服务角色不能不做，但很多人忽略了先知的另一个角色：站出来为社会公义发声。”黄义天说。“西贡船民没地方住，黄大仙艇户、拆楼，任何不公平待遇，他都关心。”

“面对错误，负起改善的责任”

靠著生者回忆，我们尝试拼凑林柏栋的生命一隅，可以为今天香港带来什么启示？1998年拍摄的纪录片中，林说过，香港30多年来进步很快，全靠香港市民自己本身努力争取更好的社会，另外也靠机构或教会提出问题然后组织去解决；政府也做了它的一部分，“但我们不能只靠政府”。

他在一场弥撒中这样说过：“我们不应有被动态度，不论对于自己过失和社会的错误，我们要积极接受和负起改善的责任。”逝者已矣，十年过去，香港亦踏入新一轮社会抗争阶段。Sing Hallelujeh to the Lord在大陆被禁后，教会人士会如何继续以信仰介入社会公义？为了塑造更美好的公民社会和民主政制，香港要怎样走下去？林神父的遗志，书写于今天政府部门对于六月多场反《逃犯条例》修订示威的回应面前，竟显得如此铿锵有力，读来仍然贴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