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佬浮沉录3】长期被唤作“黐线” 强迫症康复者被家人拒门外

撰文: 柯咏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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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乐这天的日程原本是这样的:“早上10时:访问;下午1时:协助女舍友上网 ;下午5时:病友聚会”;但当女舍友有事要求延迟碰面,这突如其来的小插曲却令家乐方寸尽乱。“我……我要再安排……有……有很多事要再想。”家乐皱着眉头说。家乐的脑袋里像是有座无声的拍子机在“嗒、嗒”运转,生活按着节奏摆动本应相安无事;不过,一旦有人拨乱中间的指针,他的思绪会即时乱作一团,要花上大量时间才能回复正常步调。十六年前,家乐证实患上强迫症,经历过三次自杀,遭家人催逼搬离居所,如今终于在中途宿舍安定下来。摄影:高仲明

这天是家乐在宿舍的第六个早上,他戴着眼镜,身穿短裤风褛,脚踏拖鞋前来迎接我们,甫见面随即挤出笑容。家乐入住宿舍前半年暂居于哥哥的居所,但他们要求家乐快点离开,他遂同时申请五间宿舍,这间位处荔景的中途宿舍申请了约一星期就能轮候到。“家人不断催逼我走,我申请多两间之后,又再催逼,所以我一次过申请了五间。”因为受药物的影响,家乐的对答并不流畅,有时思绪来回跳动,但他仍努力地想冲破口吃的窒碍,逐字逐句把想法吐出来。

他曾试过用安眠药、红胶袋自杀。

自小遭殴打  整天担惊受怕

住过四间中途宿舍,他说对上一间宿舍要求舍友自己清洁打扫,每日均需要完成打字、缓步跑及上图书馆等训练,教他觉得十分枯燥。有天,家乐收到宿舍送来的礼物包,他突然觉得自身的世界被打乱,就服药自杀。旁人看来没有大碍的一桩事,就令家乐变成如同乱作一团的绳球,难以梳理。

52岁的家乐所患的强迫症不是突如其来的,孩童时早已看见潜伏的尾巴。家乐家中有十兄弟姐妹,他排行第七。他记忆中的父亲与兄长的形象,犹如一头猛兽。“二哥在工厂工作,那时候赚钱最多,他就好像爸爸一样管教我们。”六七十年代的“管教”即是“打”,好些小孩打完才听教听话,但家乐则愈打愈担惊受怕,整个人逐渐往洞里躲进去。“二哥会因为小事就用棒打我双腿;父亲也要我绝对服从他与二哥。其他大过我的都要我服从,不服就打到服。”由小学四年级起,家乐每天就像缩在洞穴里,整天担惊受怕,深怕说错一句话就换来折磨。自此,他变得寡言,每当感到紧张或者不安时,就开始想洗手——双手搓擦的动作教他暂时平静下来;但下一刻他会怀疑自己漏带了什么,来回把书包检查了四、五遍。“我当时整天都担心不已,担心会出错,所以变到甚为谨慎,亦甚少说话。”

孩子不懂得过滤说话,其他小孩看见家乐闷闷不乐,常常躲到厕所洗手,嘲笑他做“黐线佬”,“连老师都说我‘系咪黐线’”。由小学至中学,“黐线佬”、“傻仔”的绰号与家乐如影随形。

由读书到工作,家乐的性格都是不多说话,他曾尝试戒掉洗手,避免奇异的目光,但最终仍然无功而还。从小面对别人冷嘲热讽,家乐知道自己跟别人不同,但他不懂理顺当时的思绪,旁人亦无法理解他的行为。“我知道我是出了问题,我想过找人倾诉。”

“连老师都说我‘系咪黐线’”,他的生活自小就从不好过。

感觉被监视  情绪异常低落

2002年,家乐在医管局任职初级文员,那时同事习惯将文书工作都交给他处理,使他压力大增。家乐难以应付工作,十分担心被解雇,也觉得时常有人监视其工作。“有位同事经常走过来影印,但他之前影印了很多次,我觉得他刻意前来监视我。”每次家乐觉得受压或被监视时,他的情绪就会变得异常低落,有时会躲到厕所里哭。数个月后,部门调来了一位新上司,家乐认为他的要求更高,将他逼迫至病发边缘。“有次升降机坏了,他仍然要我行楼梯去搬文件,还有我送支票的时候,他总是会望住我,好似怕我送不到。”由工作内容、同事及上司的态度,家乐觉得恍似有多道墙壁向他逐渐逼近,令他的身体终于负荷不了——手软、胸口郁闷、头昏脑胀、想呕等症状一次过爆发,他接着到急症室求诊,终于确诊患上了强迫症。

当家乐确诊患病后,如同开展另一场硬仗——药物反而将家乐推往另一个深渊。家乐忘记了那次为什么入院,但他记得医生诊断他患上了思觉失调,并加重了药物的剂量。家乐记得事情发生在数年前的傍晚,他在黄大仙的公屋旧居暂住,服药后躺在床上休息,总觉得窗外有人正监视着他,让他浑身不对劲,“食完药整个人辛苦到想死。整天想落床去厕所,没有人跟我谈话,总之成个人好辛苦。”他曾致电防止自杀的热线寻求帮助,对方的回应于家乐毫无帮助。“我说了情况,对方亦运用了专业的技巧来回应我,但仍然没用,我依旧感到好辛苦。”

那一刻,家乐的身体没来由地不停走动,仍无法摆脱内心的紊乱思绪。终于他一口气把40粒安眠药灌进肚子里。一觉醒来,人没有死,反应却自此比往常更缓慢。睁开眼还在呼吸,家乐没有说仍然生存是幸还是不幸,但他数个月后用红色胶袋套着头再度自杀。“我忘记了为何想自杀,可能因为个脑太乱,但胶袋套进去好焗好辛苦,最后都放弃。”

对精神病患而言,吃药并不是药到病除般简单,“我辛苦到想死”。

患病十六载  家人从不理解

经历过三次自杀,家乐现在的情绪总算稳定下来。五年前,他参加了病人互助组织,跟其他情绪病病友分享自身的经历,学懂把自小学就埋藏起来的内心话,逐渐向别人倾诉,而他更开始慢慢找寻自己的价值。“下星期我会到六楼的职业治疗评估做测试,想尽快找工作。”康和互助社联会干事邹长顺观察到,如家乐这般年纪的中年情绪病患者,甚少愿意投身社会,大多领取政府援助金维生。“因为他们在职场经常被欺凌,好似家乐般仍愿意尝试揾工系十分少数。”家乐听罢后则笑说:“因为我喜欢工作,工作才找到自己的价值。”

家乐的跳针人生走过了一半,他坦言至今对父亲与兄长仍然感到愤恨。“家庭很影响一个人,如果当初他们不是这样对我,可能我之后都不会这样。”然而,经历过被同事排斥、入院甚至自杀,家乐的家人仍然未能理解他的情况,只觉得他比较内向、怪异及情绪化,更多次将他拒诸门外。

去年,家乐妹妹把黄大仙旧居的门锁换掉,意味着不欢迎他回到旧居居住。“到现在为止,他们仍然不理解情绪病,有个哥哥质疑说‘有病点解仲识买股票’,另一个哥哥则说‘有空就多出来饮茶见屋企人,出来多点就没事’。”家人看似平常的说话,于家乐而言仍十分刺耳,但他仍抱着希望,改变他们的想法。“希望他们不要觉得康复者是负累,也希望不要只是看到康复者的阴暗面。”

去年,妹妹静悄悄把旧居的门锁换掉。他再次被拒于门外。

上文节录自第141期《香港01》周报(2018年12月10日)《被社会忽略的人 单身中佬浮沉录》专题中的《长期被唤作“黐线佬” 强迫症康复者欲进无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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