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奴隶3】政府零支援卸责予NGO 雇主外佣陷劳资纠纷双输
Charuka（化名）在斯里兰卡创业失败后，为了养育一对子女只身前来香港打工。在读不懂的合约面前，靠简陋的翻译签好合约，她以为自己将会照顾一家六口。一程飞机过后，她才知要照顾的是一名半身不遂、性情暴躁老太太，亦旋即被雇主没收身分证明文件。开初Charuka硬著头皮打工，请求一双手套去帮老人家吮吸痰、换尿片但被拒；甚至被要求“按摩”雇主私人部位，她试图用衣服隔开时雇主破口大骂：“我有给你全数薪金，你是我的奴隶！”
摄影：高仲明
（此为现代奴隶专题报导之三）
我不想再在香港或者斯里兰卡受苦了，如果我死了，至少政府可能会给我的家庭一笔钱。
向中介求助没用，Charuka吞下15粒药丸想要自杀。途人发现，报警将她送院，醒过来后她跟在港提供援助的反人口贩运组织Stop Trafficking of People (STOP.)说：“我不想再在香港或者斯里兰卡受苦了，如果我死了，至少政府可能会给我的家庭一笔钱。”
因为托儿和安老政策未臻完善，城市便需要外佣，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说30年后香港将需要60万外佣，每六个打工仔就有一个是外佣。那他们遇上问题的时候可以找谁？责任竟统统落在非牟利组织身上。
外佣连自己权益也不知道？
2017年人力资源委员会上，时任议员刘小丽问及外佣是否充分知道自己来港工作的权利和投诉渠道？当时劳福局常任秘书长谭赣兰答，政府一直有做教育工作，如印制单张、在2016年4月推出“外佣专题网站”；又会出席各国领事馆举办的新来港外佣讲座和文化活动，例如在2016 年参加了47个讲座，吸引了约3,200名从菲律宾和印尼新聘请的外佣。
但全港外佣数字至去年年底足足37万，占人口二十分之一。刘小丽和委员会主席梁耀忠建议政府亲自在港举办类似讲座。劳工处回复记者查询，指计划为第一次聘请外佣的雇主和新来港的外佣举办简介会，以提高他们对各自劳工权益和责任的认识。
当你的目标对象本来是较弱势的一群，政府会主动接触他们，抑或等待求助？
劳工处的资讯有多能接触到佣工？见微知著。“当你的目标对象本来是较弱势的一群，政府会主动接触他们，抑或等待求助？中环常有外佣资讯摊位播片，入面只有负责电脑操作的人，外佣找不到人问。星期日只有这些摊位，也没能去劳工处（劳资关系科星期日休息）。”外劳事工中心社区关系主任唐晓昕说，“现在政府是靠非牟利组织处理外佣的问题，但我们本身并没有受政府资助。”
现有政策下，一年内如果终止合约两次，入境处可能（以跳工为由）拒绝批出下次工作签证，他们回国再入境又要再付一笔中介费。点样证明自己因剥削而走？
“裸辞”的不可能
“就算知道有问题，问题在于应该点做？”唐晓昕在移工组织工作已一段时间，更多时候她看见被剥削外佣的犹豫不决。“好多工人会说，系，我知这些（剥削）是不可以的，但我未必会去求助。现有政策下，一年内如果终止合约两次，入境处可能（以跳工为由）拒绝批出下次工作签证，他们回国再入境又要再付一笔中介费。点样证明自己因剥削而走？他们怕的是终止合约的结果，政府如何避免他们怕的事情发生？我不见政府有努力去避免。”
将香港打工仔常说的“裸辞”放在外佣身上，后果可以是签证不获批，又或者重新工作的头半年将大半份人工割让给中介还债。“如果无咗份工代表咩？唔只系坐系度无钱。”唐说。
劳福局说外佣贡献大 落难时却没临时庇护？
外佣如果克服上述种种障碍，决心终止合约，必须在两星期内找寻新雇主，否则就要离境；倘若与雇主间有刑事案件或欠薪纠纷，前者需时半年或更长，后者则一般需4至6个月处理。在这段期间，外佣要留港做证、延长签证，却无工作收入。庇护所除了支撑他们也是让他们找到些朋友，互相帮助和学习。
2017年，美国国务院的人权报告连续两年将香港列入第二级观察名单，和阿富汗等地同级，里面提到政府现有法则不鼓励受剥削者主动求助；像在冗长的等候期间无法工作，使他们疲于与执法部门合作，宁愿回家去。
今天是36万人，将来是60万人，我们必须探讨如何为这些“姐姐”们提供更多及更佳的地方，让她们可以愉快地度过假日，及加强大家的互相支援，这已经不是可以让其“自然”发展便可以解决的社区问题。
政府现时并没有公营庇护措施支援这些佣工，结果他们只能依靠民间庇护所如白恩逢之家，或者按逗留日子收费的中介公司。白恩逢之家收入全靠捐款，但近月主要捐款者停止募捐，面临营运危机。如果白恩逢挨不下去，还有哪里可收留无家的佣工？香港自1970年代初开始输入外佣，劳福局局长罗致光也说外佣“对本港发展有重大贡献”；政府有没有责任伸出援手？简单如在他们有需要时提供庇护居所和基本经济支援。
问及劳福局会否资助非牟利机构为有需要外佣提供临时住宿，劳工处并无直接回答，只指如有外佣受虐待，执法部门会与社会福利署、非政府机构及中介公司等协调，为受害人提供紧急协助、辅导、临时居所等；有需要的外佣亦可接触其总领事馆。
今年3月，政府终于宣布跨部门合作推行“香港打击贩运人口及加强保障外籍家庭佣工行动计划”，计划内提到保障外佣不受剥削，以及在受害情况下提供临时住宿、心理及经济支援，获准延期逗留及豁免签证费用等，但政府未有详列推行时间及细节。
“政府引入外劳，但所有问题卸给雇主和外佣，这对雇主都不公平。”
政府卸责 外佣雇主双输
网上讨论区部分雇主心态是一放给外佣自由，他们就会学坏，唐晓昕说，这种控制心不代表所有雇主都坏心肠，而是雇主背后也支援不足，有事只能找中介，政府不见得有帮忙。例如外佣怀孕不能解雇，有老有嫩的雇主很自然会想难道要照顾多一个人？“政府引入外劳，但所有问题卸给雇主和外佣，这对雇主都不公平。政府肯定外佣的生育权利，但你想佢去边？此外，政府也将外佣服务全推给NGO负责。”
长远而言，关注移工组织仍然希望政府循联合国建议废除“两星期规则”遣返政策，检讨“强制留宿政策”；至少在住宿条件上列明政府立场——佣工睡在厕所、厨房可以接受吗？“Erwiana（2014年印佣Erwiana被严重虐打事件）是极端例子，但为什么现有系统会容许她的事发生？我们机构每年大约服务4,000至5,000人，数字反映有一定外佣正面对问题，那庇护所和支援就有需要出现。”她说。雇主的照顾需求和外佣工作环境有待改善都是真实的，政府不从中协调，双方权利只能如拔河赛你死我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