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记得动植物公园吗?

撰文: 吴韵菁
出版:更新:

在高度城市化的香港,到哪里能看见动物?被花园道、罗便臣道、己连拿利街及上亚厘毕道环绕着的香港动植物公园,现时共饲养了约250只雀鸟、73头哺乳类动物和20头爬行类动物。
2014年,康文署研究公园优化计划并展开咨询,这两年间,动物团体和独立人士提交不少报告,却未见下文。这所城市中心的动物园,你还记得吗?公园内的动物,是否只等我们到来偶然一顾?
摄影︰李泽彤﹑林振东

动植物公园是殖民者的管治技巧,它的存在是为了满足城市人的猎奇心态,但人们对被困养的动物只是偶然一顾,令牠们变成了被凝视的他者。

1970年代增建动物园

有关香港动植物公园的历史,可追溯至19世纪。在1841至1842年期间,公园位于香港总督府官邸,属港督的私人花园,亦有“兵头花园”之称。至1864 年第一期公园才开放给公众使用,及至1871年,公园全面开放。当时公园主要用作植物研究工作,搜集各种对香港有经济价值的植物品种。

公园建于山上,布局可分上、中、下三层。中层有大喷水池,饲养雀鸟及建有果园。1876年,公园首次增添少量雀鸟及哺乳类动物;至1974至1983年期间,公园增建7个兽笼,用来饲养小熊猫、红颊黑猿、金毛狮猴、豪猪和树尾猴等。后来又把增设的大型鸟笼改建为哺乳类三合一笼舍。1975年,公园正式改名为“香港动植物公园”(Hong Kong Zoological & Botanical Gardens),并于1980年代中成为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会员。

1970年代的动植物公园,是不少学生参观和游乐的去处。从旧照片可见,当年红鹳的鸟笼并没有封顶,阳光可直接照射到笼内。

殖民政府管治技巧

历史学家丁新豹在其著作《香港历史散步》中,提到香港动植物公园时写到:“作为一个殖民地政府,为‘宣扬政绩、维护国家尊严’而兴建公园,也是可以理解的。”

中大讲师陈嘉铭亦指,动物园是一种从上而下的管治力量。“1960、1970年代是香港社会的转捩点,尤其在六七暴动后,殖民地政府做了很多事以增加香港人的归属感。大至公屋计划、9年免费教育,小如青年节、新潮舞会,以至动物园,都是管治殖民地的技巧。”

不少文本亦指出,动植物公园的概念犹如城市绿洲,让市民能有休憩空间,以及教育市民了解大自然。“开放给公众和免费入场也是关键。既然大自然已在城市中心,你就不用特地跑去别的地方。于是令人更甘愿留在这个地方,安稳规律地住在城市中,配合资本主义的发展继续生活、上班。”

动物园曾是英国人管治殖民地的政治技巧,但现在这城市还需要动物园吗?

“现时香港的社会气氛,即使动物园再增加动物或娱乐性,市民亦未必受落。很矛盾……如果连动物园都没有了,香港人距离动物就更远,更难思考动物这回事;但另一边厢,动物园却又把圈养动物合理化。”

喂饲需要心思

到访时刚巧是喂饲动物时段,每个兽笼中都搁着数个胶盘,饲养员提着一桶食物,逐一放进盘内。

曾到印尼野生动物救援中心当义工的Laurence摇头说,他在印尼照顾猩猩时,要花很多时间和心思喂饲,一个早上就要花4小时分4次喂饲,下午亦然。喂饲时要将水果挂在笼顶外,猩猩需要爬上笼顶,倒挂身体用嘴啜食;他有时将瓜子放在芭蕉树茎的小洞内,猩猩要想办法把瓜子挑出来——随便一说,Laurence已道出多种喂饲小技巧。

“动物在野外,本要花很长时间觅食,也不容易找到食物,略施小技的喂饲方式,可模仿猩猩在野外觅食的情况,让牠们有事可做。芭蕉叶很好用,只要掉几块给猩猩,牠们会将叶撕成幼条,左叠右叠来编织,能玩上数小时。芭蕉叶又不是难找的东西,为什么动物园不为牠们准备呢?而公园内有很多落叶,扫成一堆加点泥土铺在笼底,动物走路时就不易令脚跟结茧。”

那么,他赞成动物园继续营运吗?“站在道德层面,最理想的当然是圈养动物行业消失,但现实难以达到,那倒不如认真改善动物福利,至少不要再买动物或野生捕猎。要是繁殖动物,也应先有周详计划,例如有否足够人手照顾,会否和外国动物园作交换。不过,现时我看不到康文署有这样的计划,只是先繁殖了再算。”

2011年在公园出生的濒危婆罗洲猩猩“云云”和“华华”,由于年纪尚轻,表现较为活跃。
红鹳又名红鹤,Laurence指笼中的两缸红色池水或加入了色素,目的是让红鹳的粉红色羽毛更艳丽。
蓝色的胶架是红颊黑猿的玩具,牠们会当它是秋千,爬到架上荡来荡去。

立法保障动物心理健康

动物园在可见的将来,似乎仍会继续营运,关注动物的团体惟有不断敦促公园尽快改善圈养动物的环境。上月立法会进行了首次“有关动物福利及残酷对待动物事宜小组委员会 ”会议,动物团体“行为增长联盟”指,正与康文署合作提升饲养婆罗洲猩猩的方法。该团体在会议上提出香港动植物公园内的动物,应享有以下5项达国际标准的动物福利:

• 免于饥渴的自由
• 免于生理不适的自由
• 免于痛苦、伤害及疾病的自由
• 表现正常行为模式的自由
• 免于恐惧和压力的自由

香港动物园内的动物不愁吃喝,生病也得到治疗,但从动物的行为中,却令人感受到牠们相当苦闷。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Amanda S. Whitfort指,香港现行的保护动物法例,完全忽视了圈养动物的心理健康,法例亦无规管动物园如何饲养动物。她指,香港的动物法在1970年代制定,相比欧美、澳大利亚和台湾都要落后,当地的动物园均须关顾动物的心理和情绪健康。

“香港法例只关注动物有否被虐待,但牠们的生活是否过得好,却完全没有理会。国际间的动物福利科学研究能提供客观证据,证明各物种有不同需要。但香港的动物法从无正视这些科研成果。如果要令香港动物园及水族馆内的动物得到合理生活,香港动物法则极需要改革。”

你想看更多精彩的深度文章吗?请购买今期《香港01》周报,或点击此处:成为我们的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