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校誉纪律先行 校园性教育脱离现实
食西瓜、跳弹床、包保鲜袋、戴两个安全套……时至今日,香港学生对性知识的认知,依然存有不少误解,每次说出来,都让人哭笑不得。学校并非学习性知识的唯一途径,但在思想相对封闭的社会里,大人往往不知从何说起,性教育很大程度还是依赖学校及坊间团体。常说香港的性教育落后,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坊间团体提供的课程,能够如何帮助学生?性教育又应该怎样教?
回溯香港的性教育历史,1997年教育局编订的《学校性教育指引》可说是指标文件,它涵盖“人的成长”、“健康与行为”、“人际关系”、“婚姻与家庭”、“社会与文化”五大范畴,青春期、性取向、性行为、避孕、性骚扰、性侵犯、性暴力、乱伦、组织家庭、两性角色、性与法律等议题通通包含在内,惟指引亦强调:“各学校可在考虑过现有资源、校风、办学宗旨、学生的需要等,才制订整体策略,然后选用最适切的推行方式,以切合本校的个别情况。”
这份指引不具任何约束力,学校的执行方式各异,有学校将性知识渗入通识、科学、生物、伦理等科目中,亦有不少学校将教授性知识的责任交由民间团体推行,力度、成效不一而足。此外,指引更提及在校内推行性教育应考虑到家长的意愿,如家长坚决反对子女上某些较“敏感”的课题,应为学生另作安排,在这个前提上,学校在挑选课题或设计课程时不免较为保守。更重要的是,这份指引推出至今不曾修订过。
学校思想保守 坊间团体被动
有宗教背景、向来在性议题上相对保守的明光社,每年向学校提供约一百多场性教育讲座,内容主要以恋爱关系、性行为、性骚扰为主,偶尔有学校会选择私影、裸聊、同性恋等课题,“有些学校觉得我们保守,有些反而认为我们开放。”明光社高级项目主任张勇杰笑说。每年5月,他会与同事开会讨论新一年的课题,除了性骚扰、亲密界线的界定、恋爱、性行为的抉择等“万灵药”外,大家总会提出不同的意见,譬如上年便有人提议加入“自拍”课题,惟最后未能成事。他解释,这些课题虽然贴近主流,但始终不是老师的首选,其中私影、出租女友(PTGF)等,开设至今只有极少数学校感兴趣,而同性恋、跨性别类则牵涉立场,学校往往未有共识,更多时候是有相关社会议题爆出,老师才急忙安排讲座。
其中一个例子是2008年发生援交少女王嘉梅肢解案,社会轰动一时,当年大家觉得事态严重,明光社为此设计了一个援交讲座,“那一两年真的很多人选择,这件事未出现前老师可能连援交是什么都不清楚。”事过境迁,只有一间女校至今依然找他每年举办援交讲座。这两年,出租女友一词兴起,又有学校回来找他,“其实援交与出租女友是很相似的概念。”他无奈道。
学校向来有自己的底线,有的较为开放,师生联手举办性教育周,探讨不同的议题;亦有学校较为保守,机构入学校前要先交上详细的课程大纲,校方要先行过滤内容。为了令老师放心,课程策划者亦会拿捏分寸,尽量贴近学校的尺度。
以色情文化为例,入学校的话,便要将讨论范围缩小至“色情文化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在讨论动漫的性观念时,则集中讲述“动漫与电玩的错误性观念”。张勇杰表示,如果讲色情文化不加上“对青少年的影响”,老师不会卖帐,有时他也会耍一点小手段,偷偷在PowerPoint上删去“错误”两个字,“我不认为动漫与电玩里的性观念必然是错误,但没有这两个字的话,没有人会选这个课题。”在这些字眼上,我们看到的除了是一间机构的妥协外,还观察到学校对于性教育的守旧价值观,“但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必然会选一些‘包无死’的题目。”
从事性教育推广工作多年,张勇杰认为学校在性教育方面太过目标为本,忽略了学生的需求,许多老师亦打从心底不认为自己的学生会与出租女友、变性人、同性恋等议题扯上关系。即使是在基本的避孕课上,也有老师讲明不可教学生使用安全套,因为教了,他们便懂得使用,“这种想法在中学颇普遍。”他曾到中学课室举办避孕工作坊,学校为此先出信知会家长,若家长不允许,同学届时必须离席到图书馆自修。“我们的角色真的很被动,当然有些学校很友好,可能会问我一些建议,但最终的决定权是在他们手上。”
纪律校誉先行 性教育限制多
为了了解今日学校如何推行性教育,记者联络学校,看看能否到场观课,惟多间学校表示不方便,有学校更给出这样的答案:“不希望大家觉得我们的学生对性特别好奇。”对性好奇原是天性,学校何以这般忌讳?
这天,大埔一间中学安排两班中四学生上护苗基金的高中性教育课程。课程去年9月才正式推出,内容以恋爱、两性相处、性侵犯等基本元素为主,导师采用电子化教学,利用短片、动画、小游戏等互动元素讲解性知识。现场所见,同学亦颇投入,大概影像化的事物总是容易吸引人。
护苗基金高级教育主任熊嘉敏指,课程投放了不少时间及资源制作,惟目前报名的学校不算多。她解释,学校于每年6、7月已制订来年的教学计划,要中途加入新课程并不容易,加上高中学生要预备公开试,课堂时间本就紧张,举办工作坊占去学生的上堂时间,老师或要在事后补回失去的堂数。
学校希望教的东西实在太多,又要搞课外活动,每一个课程的开办都需要有相应的配合。我们每年做年规划,会商量抽取什么科目教授,除了性教育,还有很多课程要考虑,个个都争time slot。
邓老师是中学中文及训育老师,她的学校每年会邀请卫生署、护苗基金或基督教团体讲授不同的课题,有时会空出两堂课做工作坊;有时时间较长,会占用一个下午,一个月上两三次不等,但每年具体的上课时数则没有标准。该校的性教育主要由训育组及辅导组负责,两者的角色不太一样,辅导着重介绍男女差别、两性成长、男女性征、性侵犯等,而训育的着眼点则有点意味深长──以纪律为前提,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譬如不要取笑他人、校外不要拖手等,以免影响校誉。
事实上,有这种思维的学校为数不少,有学校为维护校誉,订明中一、中二学生不许拍拖,有的在意家长街坊的声音,挑选性教育课题时特别小心。两年前,邓老师的学校有一名中五学生意外怀孕,最后退学结婚生子。一直与她保持联络的邓老师透露,女孩最近婚姻出现问题,然而自己无法提供太多帮助。
类似的情况张勇杰也遇过,曾有老师跟他分享,在一个教师培训课程上被问及学校有没有意外怀孕的个案,在场只有男校老师表示从未遇过,“许多老师都觉得这是个别例子,或学校两年才出现一个个案,他们不认为应该为两年才出现一次的事件而特别向学生讲解相关的知识。”
邓老师亦很矛盾,“我相信学生不是不知道避孕的重要性,但他们在当下会先享受那一刻的快感。”她指学生的价值观很难因为一两次的工作坊而有改变,“你不要以为现在的学生会以很理性、认真的态度对待性教育,他们仍会笑人是猪扒、乸型、基佬等。学校有位男老师是同性恋者,他们经常互相恐吓,说小心佢捉你入厕所插你。”
标签性的言语攻击,很多年前已经于校园出现,时至今日,老师依然为此烦恼不已,因为处理不当的话,很容易演变成打架、言语欺凌。若学校性教育做得好一点,能否改变这些思维?“很难讲。”邓老师想了一会说。“坊间有很多有心人想做好这件事,这些机构都很专业,他们会训练导师、社工做相关的工作,课堂上他们会用很多道具,又将课室布置得很漂亮,反而是学校无法配合,学校希望教的东西实在太多,又要搞课外活动,每一个课程的开办都需要有相应的配合。我们每年做年规划,会商量抽取什么科目教授,除了性教育,还有很多课程要考虑,个个都争time slot。”
教育局被问及学校制订性教育课程的状况,一如既往地耍太极,搬出“与性教育相关的学习元素,已纳入中、小学各主要学习领域、学科和德育及公民教育课程中”的说辞。对此,邓老师颇感无奈,她指高中通识科的确牵涉种族、性别定型、多元社会等议题,“但会否教得深入则要看考评局会否出相关的课题,以我所知,公开试好少会出这方面的题目,唔会出就唔会深入地教。”
你可以预计即使更新《学校性教育指引》,教育局亦只会补充一些最基本、不会死人的资料,还是离不开互相尊重、减少歧视、包容、接纳等价值观。
那是否修改《学校性教育指引》就能解决问题?张勇杰对此略带保留,“你可以预计即使更新了,教育局亦只会补充一些最基本、不会死人的资料,还是离不开互相尊重、减少歧视、包容、接纳等价值观。”他对修订指引没有太大期望,反而希望教育局考虑规定学习时数,保障学生能够接受足够的性教育。
“学校基本上没有认真看待过指引,学生又挤不出时间,所以20年来学校性教育其实没有太大的改变。而在内容上,我也不认为有什么跃进,还是教大家如何使用安全套、教导儿童要有保护意识、如何谈恋爱。”研究性教育多年的中大性别研究讲师曹文杰说。
难与教育制度分割
曹文杰认为现行的教育制度,不利于推展性教育。谈性论爱的前设是彼此互相信任,但现时大部分老师已疲于追赶课程进度,在课堂上往往会以命令式的口脗对待学生,两者未必可以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大部分老师亦不曾接受过相关培训,未必能够处理学生的性好奇,在讲述性知识时或有忌讳及感到尴尬,“一旦感到尴尬,他便会将话题讲得很严肃,害怕被学生挑战。”
其次,学校过分强调性的不良后果,忽略其正面价值。“一讲就系性好危险,容易有性病、会令人怀孕、会有法律后果等。所有关系都有愉悦与危险的一面,但做性教育时我们往往将家庭关系、婚姻关系美化,而将婚前的性关系贬低。”学校的出发点或许是希望保护年轻人免受伤害,但在曹文杰眼中,过分强调保护、展示后果的话,学校很难与学生展开对话。此外,家长的投诉文化亦影响学校推行性教育的力度及意欲,现时学校面对收生不足、杀校等压力,在主流意见及家长期望中,自然向后者倾斜。
曹文杰认为香港的教育制度并没有训练学生独立思考、发展自我的能力,而这也影响了学生面对性事的态度。以近期发生的“Me Too”事件为例,他解释:“我们一方面压制年轻人自立自主的能力,一方面又期望他们向性说不,这是不现实的。在性方面能够话事的人,往往要在生活上,如选择学业、几时拍拖、几时去街等有话语权,他才知道原来自己可以掌握人生、原来自己的想法是重要的。当他有这种能力时,在面对一些不受欢迎的性邀请或性侵犯时,他才会较容易说不,所以过度保护反而容易让人暴露于危险。”
性教育是广义教育,如果希望青少年活得更有自信、得以掌控自己身体的话,则牵涉整体的教育改革、整个课程设计的改变,譬如划定时数、推动学制改变等,而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中,这绝不是一件容易解决的事。
上文刊载于第97期《香港01》周报(2018年1月29日)《校园性教育 只此一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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