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憩空间缺乏长远规划　外佣活用／霸占公共空间引地区矛盾

每逢假日，总见不少外佣聚集在公园、天桥或路边空地。近年，有区议员及传媒直指外佣霸占地方，令到居民“无路行”，把情况描述为外佣与本地人之间的矛盾。事实上，香港的外佣数字由2005年的22万上升至2017年的35万，但公共空间供应并无大增，大概这才是香港周日的公共空间愈来愈挤逼的原因之一。
有外佣团体指，外佣缺乏搞活动和休憩的空间，因为政府只当他们是纯粹来工作，没正视外佣也有基本生活的需求。当政府预料30年后外佣需求达到60多万人，我们的城市规划应作出怎样的配合？

摄影师：外佣活用空间富创意

外佣最初都在传统的公共空间例如公园聚会，但随着外佣人数上升，传统休憩空间供不应求，他们渐渐开发出一些我们想像不到的空间作休憩用途——行人天桥、天桥底、行人路边、花槽、地铁站窗台边……摄影师Robert Godden曾花一年时间拍摄外佣在港的生活，他发现：“外佣使用公共空间的方法很有创意。隧道和休憩处就成为了拜神、读可兰经、唱圣诗的场所；维多利亚公园成为‘食物街’。他们又会在金钟的天桥上人做手工艺品给亲戚。他们的兴趣多不胜数：学结他、武术、化妆、跳舞……无论他们在追寻兴趣、进行宗教活动、提供服务，或只是跟朋友聚会，他们都能具创意及有效地善用可得到的空间和资源。”

不过，这些空间有时并不舒适：“他们时常都被逼在不理想的空间渡过空余时间，饱受天气及嘈音影响，欠缺私隐和舒适，只能坐在纸皮上。他们有些会到沙滩或行山，但大部分人都只能坐在街边，在巴士站或繁忙的道路旁，日复日，年复年。”

拓展公共空间秘书长叶紫盈认为，香港人以前对公共空间的意职较现在弱，但外佣却示范了可以活用闲置空间，例如在商厦底、天桥底聚集，展现出空间可以在不同时间有不同功能的多样性，也启发了我们如何探索公共空间。

有媒体以“街霸”、“攻陷”形容

香港的公共空间匮乏，外佣在室外地方聚集，同时引发一些地区矛盾或争议。美孚、中环都曾有区议员指有居民投诉外佣聚集阻塞行人道，有媒体更以“街霸”、“攻陷”、“霸占”等字眼形容外佣使用公共空间的情况。中西区更有建制派议员建议开放停车场予姐姐们聚会。

外佣大规模聚集，也引起一些卫生和嘈音的关注。不过，国际家务工联会亚洲区域干事叶沛渝就指，不少前线康文署及外判清洁员工对外佣有歧视甚至滥权之嫌：“试过有姐姐将垃圾以黑色袋收在大型绿色垃圾车后，被清洁工要求付600元处理垃圾，姐姐不知就里，就付了钱。又试过办完活动后，康文署职员要求外佣将大型绿色垃圾车推至当区的垃圾房，但本地人辨活动则没有这样的要求。这样摆明是恰外佣！”

团体：应改善公共空间规划及质素

外佣虽然分布全港，但他们在假日时都可能会集中前往某些地区聚集，例如中环和维多利亚公园一带。思汇政策研究所的公共空间高级研究员黎文燕指，政府在规划休憩空间时，未必有将外佣周日的行为习惯考虑在内，建议未来规划时，可纳入这些因素。叶沛渝也认为，要减少矛盾，政府应根治问题源头，提供多点公共空间及社区活动空间：“外佣缺乏搞活动和休憩的空间，因为政府只当他们是纯粹来工作，没正视外佣也有基本生活的需求。图书馆只有中英语，没有其他语言，但外佣也有学习和进修的需要。社区中心长期都爆满。要用便要抽签，有些团体派出多个人排队，增加中签机会，外佣团体几乎是完全无可能用。”

过往政府曾推政策鼓励学校在周日借场予外佣举办活动，不过叶沛渝曾尝试向学校申请借用场地，但遭学校拒绝。她指，一般学校星期日没有员工上班，如政府想改善问题，便应增加这方面的资助。

叶紫盈就认为，要改善公共空间供应不能只有数字上的指标，还要看公共空间的质素：“若休憩空间设在可达度低的地方；或面积太细，例如湾仔的口袋公园；或缺乏设施，休憩空间便形同虚设。”现时，一些私人发展项目也有提供公众休憩空间，但开放时间、准许的活动都由管理公司决定，有些更会将休憩空间设在隐闭处，公众难以发现，也不是理想的公共空间。黎文燕亦指，有屋苑管理处会禁止外佣使用花园或泳池，变相公共空间虽然在文件上存在，但非实质可用。叶紫盈建议政府在休憩空间的规划标准加入人性化的指标、放宽公共空间准许用途，并可多考虑同一地段混合用途，例如马路在周日可设为行人专区，增加公共空间。

现时，香港的外佣均需要跟雇主同住，缺乏私人及聚会空间，又负担不起整天在商场消费，只能在街上聚会。当政府料30年后外佣需求达到60多万人，如果公共空间规划不作改善，问题定当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