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too】曾遭性暴力 以性别研究寻出路：让阴道说话助治愈伤口
11月下旬，香港“栏后”吕丽瑶在23岁生日时，自白多年前遭前教练性侵，引起全城关注。原以为舆论会一面倒支持吕丽瑶，岂料连日引来多方质疑及揶揄，有网民贴出她与疑似性侵者的合照，指她与前教练的接触，并非“只局限于拍拍膊头”而已；又有人指，在网上你有你讲，被侵犯又不报警，是愚昧及不负责任的行为。
黄彩凤，一子之母，性别研究学者，三度遭遇性暴力－－遭社工摸下体、差点被陌生人掳走、在大庭广众被“揸箩柚”，对性的恐惧在现实在梦中纒绕多年。对于吕丽瑶公开经历遭网民嘲讽的二次伤害，她理解为性暴力。然而，彩凤认为著眼点不应在于“受害”与“加害”的二元对立，正如她不会标签自己做victim（受害人），“无论是性侵还是同性恋，都因为强化仇恨，但这样解决不了七情六欲。”她在意的是，性暴力为何发生？施方和受方该如何活下去？
“犯罪的人都可以是victim，那人因为什么背景去做这件事？但每个人都不是神，的确直到现在，我和一个长得恶型恶相的男人（疑似侵害者）一起搭䢂，我都会提高惊觉，企得直一点。虽然很想理性地放低以前的事，不想活在恐惧之中，不想将所有人当性罪犯，不想对那个男人不公平，大家都系搭个䢂啫！所以我会常常提醒自己，不要二元对立。”彩凤说。
仇恨为我们带来什么？
上集：【metoo读白】曾遭社工摸下体 三度面对性暴力：我不想活在仇恨中
仇恨为我们带来什么？
彩凤自知这种想法是将自己置于理性与感性之间拉锯，比恨更难。其实恨一个人来得较简单，想他/她坐牢想他/她死，将情绪发泄在怨恨之中，但这是否出路呢？单纯一个“恨”字，人能从梦魇中释放出来吗？彩凤问。数度遭遇性暴力，使她抗拒性爱，但她依然觉得不应该把世界想像得如此可怕，因为恐惧会影响人与人的关系，甚或自己的人生。
说出事件＝找条路走下去
多年来对性暴力经历挥之不去，除了归咎于记忆死赖在大脑的褶皱里，还归咎于没法好好讨论性的文化氛围，让她一直没法好好疏理自己，性侵经历不知道该跟谁说，不知如何述说，如何理解。
后来，彩凤修读性别研究，接触一些女性主义及性解放散文， 开始尝试与心坎里的惊恐对话，她渐渐找到另一种视觉理解性侵，努力抛低过往对男人的刻板印象，也不再怪责自己当时不懂反应。
我说，因为我相信，如果我们不说，我们就不会看见、承认或记得。我们不说的一切都将变成秘密，而秘密往往导致羞耻、恐惧和迷思......我说，因为我希望有一天，说这个字眼的时候能够觉得自在，而不是觉得丢脸或有罪恶感。
“我不相信惩治可以改变一个人”
“我target不在于个犯，而是所有人，我不认为报警是最好的选择。”彩凤说。
这实在大爱到难以修练的境界，也许这就是她所理解的出口。“个问题在于你怎样去接受或不接受（即是疏理）这些经历，关心被侵犯者的感受，而不是只集中话女仔被性侵犯。这其实比捉住个犯惩治更紧要，我不相信惩治可以改变一个人，你令他坐牢，在狱中失去思想，最终又达到什么？强化仇恨是没法解决七情六欲，你可以让他知道这是不对的，但究竟双方可以怎样继续生活下去，这才是我们应该讨论的。”
记者再三问道，何以觉得报警不是上策？彩凤的大前题是对司法制度投以不信任一票，司法审判的过程有可能会为性暴力受害人带来“二次创伤”，包括律政署是否决定起诉、法庭审理过程不断受盘问等等，每一个环节，都是对受害人的考验。
被人打也有权选择不报警
“我同意报警处理性罪行对某些人来说是必须，我们仍然需要法治公义，但我不认为这是唯一途径，我们应该问当事人是否一定要报警，我在意的是不被单一方法主宰自己。”
记者问，假设彩凤的儿子跟她一样，遭社工伸手入睡衣摸下体，在司法制度以外，有何选择？“我会找那个社工谈谈，当然会先同个仔倾，问他有什么想法，例如我个仔有自闭症，对其他人摸佢面仔都好嬲，他好怕陌生人，返现在的幼稚园都适应了三年，要他面对警察一定更不安，惨过畀楼下阿姨摸面仔。正如智障人士（遭性侵）要他上庭会更不安，迫他报警不一定最好的。”
今年10月，荷里活制片人Harvey Weinstein被揭过去30年来性侵多名女星，引发全球以#metoo为标签的浪潮－－性侵幸存者公开自己遭性侵的经历。伦奥体操金牌女将 McKayla Maroney亦于社交媒体自白被队医性侵犯的经历，吕丽瑶受她影响，也自白14、5岁时曾遭性侵，于是连日来面对“不报警令双方无法获得公平审讯”的指责，彩凤叹道：“我们被人打完，都有权决定报警与否啦，不会有道德批评。我被性侵了，就必须报警，实际上是惩罚受害人。”
阴道独白：让阴道有言说的自由
在#metoo之前，亦有一波关注性侵的浪潮。于1994年，美国作家Eve Ensler发表了轰动国际的剧作《阴道独白》，剧作集结了200多个女性的性事、身体、受暴及性虐经验，后来她在1998年发起“V-Day运动”，目标是“终止全球对女性的暴力”，组织世界各地的妇女团体在自己的国家演出《阴道独白》，并募款援助受暴妇女。
彩凤认为当大家批评受害人“不负责任”地公开经历之时，应该多理解诉说背后的意义：“被侵犯者当刻难受，另一种伤害是无法言说。言说是一个途径empower（授权）他/她处理伤害，让当事人能够继续好好活下去，不再只被困于性暴力的恶梦中。不过现在演变出另一个网络文化，网络公审最恐怖是起底，最惨现在狙击埋个受害人，完全偏离哂件事。在90年代时没有这类风气。”
网络白目：嘲讽、快感
性侵事件在网络公开后，审判者的角色往往是一众网民，涉事双方反倒被审判。今年5月，在九龙湾桥底奸刧案发生后，有网民质疑受害人并非被强奸，并以“劳资”形容事件，揶喻女生从事援交，因金钱纠纷才谎称被性侵，更征求受害人的相片，把她“起底”。
关注性别议题的作者阿离在《端传媒》撰写了＜当性侵事件碰上网络白目，我们可以做什么？＞，文章提及网络白目（Internet Troll）是西方社会用以指称爱在网络上冷嘲热讽、经常攻击他人的网络山怪。在现实世界中，你对人无礼或冷嘲热讽，会看到对方的反应，听到说话的语气，而网络白目以假名留言，不需为其言行负责，亦不用考虑其言论对受害者所造成的二次伤害。另外阿离引用学者Karla Mantilla提出 "Gender trolling" 一词（性别白目），指出网络白目行为跟在现实世界针对女性的骚扰性质相同，目的是透过羞辱和暴力打压女性自主，维持男性支配女性的权力关系。
网络“分手”可换来自由？
彩凤说，有朋友受不了facebook白目横行，索性离开facebook。于是，我们会问网络世界有白目，独善其身活在现实就安全吗？
《Associated Press》一篇名为＜Bad behavior trending online, inspiring it in real life＞（网络不当行为，煽动现实世界）的报导，文章提及，孩子如果在学校改人别名，或做出其他不当行为欺凌别人会被惩罚，但网络世界恰好相反，冷嘲热讽会大受欢迎，得到各方关注，换言之，是一种嘉许，名人尤甚（文章以政治人物、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例）。该记者又访问了心理学家Catherine Steiner-Adair，她说大家没有拒绝此种残忍及可恶的网络行为，其实在另一方面创造了一个“旁观文化”，大家也以此为乐。长此下来，社会文化亦会慢慢跟著变，这会危及我们身处的现实世界，沉醉网络的年轻人的道德界线在网络与现实世界中愈显模糊。
吕丽瑶自白，换来质疑之余，还有人身攻击，讨论区甚至有人以“公厕”侮辱之，耻笑她扮弱者领光环。继续旁观网络白目对受害人施以性暴力，将来，我们会活在怎样的世界？
参考文章：
"Bad behavior trending online, inspiring it in real life"，《Associated Press》，2017年7月11日
取自：http://newsinfo.inquirer.net/912736/bad-behavior-trending-online-inspiring-it-in-real-life
＜当性侵事件碰上网络白目，我们可以做什么？＞，《端传媒》，2017年5月15日
取自：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70515-opinion-rubylai-ra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