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食物／生命自己拣　台湾主妇变合作社主席：我没停止成长

“有哪家店可以买菜买到变理事？”台湾主妇联盟生活消费合作社理事主席李修玮笑着说。近日社联邀请各地社区创新人士来港分享经验，她是其中一人。18年前，她只是一个新手主妇，慢慢在参加合作社的过程中，从学煮饭到认识食物成份、PM2.5、农地征收问题……
主妇要带小孩，哪有时间做这么多事？她却说，合作社让她可以用结合生活的方法改变世界、还有她自己。

买菜救地球

故事要从1980年代说起。那时农药残留等问题逐渐浮现，一群妈妈开始到处寻访安全的食物，1993年终达成第一次共同购买；那些年，李修玮是个喜欢环岛旅行的大学生，却见到路上的风光渐渐褪色：“花莲出现了许多水泥厂，灰尘满天；河流也不像小时候那么清澈……”

那些景象一直留在她心里。1999年，她离开编辑的工作，变成全职主妇，加入提倡以消费力量保护环境的合作社。“我知道它一定不会只卖菜给我。”她笑着说。的确，合作社让她更亲近食物和环境——她们常常组团去农场探访，第一次，她看到了收割后的米田，那是她首次见到种出她那碗饭的人，而那个人，不施农药，“我常说不用再额外捐钱给环保机构，买这些食物，就是对环境好。”她说。

自己糖果自己找人生产

她们还透过合作社出版的月刊、讲座等，认识到米的种类；又知道了不同添加剂的名字和副作用，自此学懂了看标签，“成份看起来很奇怪的就不要。”她笑笑说。孩子想吃零食，市面上少有天然的糖果，合作社就去找人生产较健康的梅糖——食物自主，原来不难。

她们又一起办童乐会，边带小孩边参与合作社；到孩子大了，就改办行山、读书会，灵活地结合生活，也让自己与社会不脱节。“孩子小时候我问她想做什么，她说想做家庭主妇。”李修玮笑得开怀。主妇“什么都不懂”的刻板形象，被她打破了。

纷争是学习民主的机会

由于合作社视每个社员都是拥有者，这个主妇，还可以由普通社员变成地区营运主委、社员代表，最后变成理事主席。接触到的人，由社员扩展至职员、生产者，可以学习的更多，烦恼也更多——有时是社员抱怨食物质量不好，有时是生产者抱怨退货，合作社内部还不时意见不合，大家语气变差，气氛变得异样。她说着有点哽咽：“真的不简单，会受伤。要学会接受大家意见不同，那种情绪反应……”

“但是就因为我们是合作社，才有机会面对这些情境。合作社其实是经济的民主学校，可以去学怎样去包容、如何突破人情障碍去说出自己的想法，培养公民意识。”她说。“这就是办公室的情况啊，但如果我20年都在家里，20年后孩子长大了再出来社会，我会胆怯、跟不上节奏。”

重现乡村的人情连系

人和人，不会只有矛盾。“大家知道我很忙，有时一见到我就来帮我按肩膀；有次去爬山，我那么多年没穿的鞋整个破碎了，有人把孩子的鞋带拔下来，有人蹲下来帮我绑……”

这些都是都市化后，人与人难得的连系。同样的连系，还体现在社员跟生产者之间。“有次有个农友生病了，我们写卡片慰问；他的米卖不好，我们会请大家支持。因为大家去过探访，认识了，就有感情。”曾经有农民在台湾的媒体中说，听到别人赞他的食物好吃就很高兴：“感受到做农民的尊严。”

香港也有合作社

其实一切，都只在于有没有人走第一步。李修玮提到香港地方小，更容易做到集体购买。9年前就开始以社企形式采购食品的“土作坊”，最近便在上水发展出“农行．知味合作社”，让生产者和消费者更易连结。他们又设有“时分券”制度，让街坊以服务或劳动换取社区货币，令基层可以用较少的金钱买到有品质的食物。

不过想要发展下去，又会面对难题。天水围地区组织“天姿作围”就想变成生产合作社，让街坊售卖自家制的加工品，但街坊阿燕说，现时政策不容许在家生产，他们自己的田也不大，难以大规模销售。要找到没被发展商囤积、面积较大的地，在没有规管下，仍是难题。近年香港农业常被放上台面谈论，但要做到自产自销，让合作社得以成真，路还有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