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故事】一场被抹去的香港新界战事——新界六日战
撰文：小伙子近年，社会各方突然燃起对香港史的兴趣。一段段从前未被重视的香港故事，都一一重现在大家眼前。当中，以往被忽略的香港保卫战，也在这两三年间开始得到关注及讨论，补足了以往以东江纵队为重心的香港抗日历史，也摆脱了“香港无战事”的印象。但与香港保卫战相比，那场发生在1899年，新界乡民与英军的战争，却似乎掀不起丝毫的波澜。在六日的战争过后，不论胜方还是败方，都因自身考虑而把战事淡化、甚至绝口不提。到底是什么原因而造成这个奇特的现象？这又是一场怎样的战争？
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
相信大家都对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的历史也很熟悉。英国相继透过《南京条约》及《北京条约》取得香港岛及九龙半岛的控制权，而基于军事防守的需要，英国政府与清廷于1898年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借香港九龙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地方及附近逾200个离岛，为期99年。
于是，殖民地政府需要接管一个比原有领土大数倍的新界地区。为了交接仪式及日后的管治能顺利地进行，时任港督卜力（Blake）派遣精通粤语及中国传统文化的辅政司骆克（Lockhart）到新界实地调查，并成写报告向定例局（今天的立法会）呈交。骆克这段时间看到了一个天渊之别的对岸。当时的香港岛是一个现代化、商业化、开放性的城市；相反，新界则是一个落后、农业社会、传统保守的地方。双方所展现的是一个截然不同的面貌。（注一）
卜力的取态
卜力基于骆克的报告及建议，而决定对新界采用间接管治的方针。他认为︰“我们的管治方式，应当类似于中国人现时的制度，即由乡村父老来治理乡村”，在4月7日的公告上，卜力亦向新界村民承诺︰“凡确属尔等自置田产，仍归尔等自行管业。如尔等善美风俗利于民者，悉仍其旧，毋庸更改。”
新界乡民的反应
虽然有部份乡绅父老对抗英的行动不以为然，甚至有反对的声音，但仍无阻乡民的武力抵抗行动。在屏山邓氏的牵头下，一张张极具煽动性的揭帖相继出现︰“该夷将进入我乡界，夺我土地，贻无穷之患”、“愿全体亲朋携械前往校场，戮力以赴，诛灭叛逃。以慰列祖列宗”，促使各大氏族纷纷表态，当中主力参与抗英活动的有厦村及屏山，锦田、十八乡、大埔亦在半被迫的状态下加入（有信件显示，屏山人会以烧村、报复的形式胁迫其他村庄参与）。在4月10日，抗英乡民正式在元朗乡公所设立名为太平公局的指挥机关，为战事作足准备。
战事爆发
4月14日村民火烧席棚标志著战事的开端。当时殖民政府在大埔旗杆山兴建席棚，为17日升旗仪式做准备。在部份士绅的警告下，港督卜力命令总缉捕官梅含理率领约廿人的警察前往席棚驻守。梅含理到了现场发现席棚已被烧毁，及目睹千余人的武装乡勇在布阵防守。考虑到敌众我寡，梅含理带部队先退回香港岛。4月15日，卜力指示梅含理带领警察、伯杰上尉水陆两路开赴大埔，建立军营，以展示军威。但梅含理及伯杰的部队却在旗杆山被反抗军从三面猛烈炮轰，而且反抗军的布局极有军事素质，使英军岌岌可危。最后在“名誉号”驶进大埔旧墟海滨，并以大炮近距离痛击反抗军的阵地，才使反抗军撤出阵地。4月17日，反抗军再于林村凹进行抵抗。林村凹地势极险要，是大埔通往元朗的道路入山之处，乡兵在此建立非相当坚固的据点，并有约一千名的反抗军据守，是英军人数三倍之多，使英军一时陷入苦战。最后，伯杰上尉决定在险要的山坡往上进攻，而在反抗军的旧式大炮难以调节角度的情况下，终于失守阵地，反抗军撤走。4月18日，反抗军于锦田村重整旗鼓后，再度聚集近一千二百人，向约有二百五十名英军在上村石头围的阵地展开袭击。但反抗军再一次不敌英军先进的步枪及组织而溃败。是次石头围之战成为新界乡民与英军的最后一次军事冲突，随著英军从多路进入新界西部的乡村，各乡相继投降，六日战争完结，殖民地政府正式接管新界。
被抹去的战事
战后，英国官方把反抗军的伤亡轻描淡写地略过。港督卜力指出数场战斗都不清楚或只有很少伤亡，驻港英军司令加士居总结整场场争是“规模颇小的军事行动…人命伤亡不大”，在往后的官方年报，也是抱著同样的论调。
在新界的村民中，却有著另一个版本的故事。夏思义（Patrick Hase）就曾到各大乡村间搜集与是次战争的资料，参与的乡勇约有二千六百人，却发现死亡人数可能多达六百人，死亡率为百分之二十左右。夏思义亦以低级军官的日记作佐证，显示出官方提交的报告是不尽不实，反抗军的伤亡是极惨重。（注二）
但纵然如此，六日战争在村民间都几乎被抹去。除了锦田外，同样有殉难者名单的屏山、十八乡都没有定期到死者牌位前拜祭的仪式，这在乡村社会中是极不寻常的事。甚至在藏有死者名单的屏山达德公所英勇祠，都在1938年重修时才被发现。但即使在近年，英勇祠也是长期缺修。
为何一场死亡率颇高的战争，不论英国（胜方）还是村民（败方），似乎都不希望重提事件？
就英国而言，卜力在战事结束后对战争绝口不提。他在战事结束后，全力令新政府取得市民信任。卜力多番指示骆克“竭尽所能赢取信任”、“竭尽所能让他们知道真相（应是指战前的各种谣言）”。在8 月时，卜力与新任乡事委员会的成员见面时，说道︰“但愿各位…与政府通力合作，管理乡村地方事务”。即使在战时，卜力亦视反抗军为一群对政府有误解的村民，他多番指示随军的骆克“需使用最低武力”、“避免战斗”。如果我们把卜力在战前的说法，与他战时及战后的做法对比，不难看出与新界乡绅合作，以间接管治的方式来管理新界地区，是他一套经深思熟虑的政策。而要落实此政策，官民间的友好及相信是为重要的基础。故此，这场战争对卜力来说，只会是障碍物，自然是不希望再“旧事重提”。
而在军方的角度，是次战事基本上是一场灾难。纵使英国最终击败村民的反抗军，但所依赖的仅是比村民所先进的武器及伯杰上尉的指挥。在石头围之战中，骆克就曾形容︰“要是他们拥有现代武器，我军处境就更为困难。”事实上，英军在六日战争中的表现可谓一团糟。在情报上，未能事前得悉村民的反抗活动、战时对地形的不了解都让军队吃尽苦头。在补给，物质补给追不上部队，挨饿、露宿的情况经常发生。而运输的情况更是一塌糊涂，不见得有人想过以动物去驮运补给物，在聘请不了苦力的情况下，要水军及炮兵自行背负数千磅的大炮，在狭窄的乡郊通过前进。这些混乱的情况在六日战争中比比皆是，也造就了军方，特别是驻港英军司令加士居都选择了对六日战争轻描淡写，连贡献良多的伯杰上尉也没因此被嘉奖。
最后在乡村层面，卜力的宽容大量使乡村的乡绅如释重负，亦乐于与殖民地政府打好关系。他们在战后就曾对卜力说︰“吾等深知督宪大人宅心仁厚……万民无不感恩戴德。我们或许可从多名抗英领袖的结局得到更多启示。骆克曾经预备了一份抗英领袖的名单，而当中上村的谢香圃、屏山的邓青云和大埔泰村的文湛泉，都在战后被卜力委任为乡事委员会的委员。另外，榜上有名的十八乡伍醒迟在后来也继续成为新界地方领袖，大力重建当地的古迹、博爱医院，并增建大量的现代化建设。当日的抗英领袖摇身一变成为了殖民地政府的重要合作伙伴，既然如此，他们又何必需要重提当天的战争呢？反正身亡的全都是藉藉无名而又并非大氏族中的年青人……
后记
1899年至今，除了锦田村内每年秋分日拜祭外，曾有3次原居民大规模就六日战争的死难者祭祀。1994年，时任立法局议员陆恭蕙提出《新界土地（豁免）条例》，让女村民都可获丁屋权，当年原居民大力反对。新界27乡代表一同到锦田逢吉乡“祭英烈”，同时在《南华早报》中公告中提出“新界原居民的权利是与英国政府在经过激烈的战争后，以鲜血及牺牲取得”1997年，时值庆香港回归。新界27乡代表一同到锦田逢吉乡“祭英烈”，以表达他们的爱国情绪。2013年，环境局及渔护署提出将西湾村纳入郊野公园，新界27乡代表再度赴锦田逢吉乡“祭英烈”。
附注︰
注一︰有关当时香港岛与新界地区的情况，可参阅许舒(James Hayes)的《新界百年史》第一、二章
注二︰有关夏思义对战争死伤者的查证过程，可参阅夏思义(Patrick H. Hase)的《被遗忘的六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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