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故事】西区盂兰胜会与猛鬼传说
撰文：君好有关香港在何时何地始有盂兰胜会，至今仍未有定案，但西区无疑是文献纪录中较早出现有关盂兰节的记载。一篇刊登于1856年《德臣西报》（The China Mail）的报道中，记载了当年8月香港西角（West Point）【注1】有市民庆祝一个宗教节日。有市民庆祝一个宗教节日。内文虽无明确指出是盂兰节，但从字里行间则可推理出来，节日的目的在于祭祀死于贫穷、悲惨、无子而未能安息的亡魂。市民在报导中的节日里观看神像巡游，亦会烧衣进行奉献，而西角的龙殿建筑物内摆放著不同冥府神像，西面的戏台更请来当时南方名伶Awa-chie演戏。【注2】
一、西区盂兰胜会的历史与渣甸桥东边街盂兰胜会之成立
由此可见，十九世纪中叶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后，盂兰风俗仍旧盛行，而且从报导内容可见当时的规模和参与人数众多。另一则有关西区举办盂兰胜会的报导在1868年香港报章《近事编录》【注3】中记载：“本港盂兰胜会，历年以来各客商随力捐助，甚为踊跃，而南北行及各店户议于前月廿六日已缴呈矣。……青楼中以德香堂第一，……合共捐得银一万五千余员……”【注4】可见盂兰胜会在西区盛行历史悠久，而英文报道提到使费由当地华人资助，中文报道更清楚说明除南北行【注5】的客商外，亦包括光顾“青楼”的嫖客，见尽盂兰胜会的普遍性。
至于渣甸桥东边街街坊盂兰胜会（下文简称东边街盂兰胜会）的成立，据知是约于1946年。【注6】但渣甸桥是否现今山顶加列山道的历史建筑？从地理位置可见，渣甸桥与东边街的距离甚远，因此并无关系。事实上，渣甸桥是指渣甸桥码头，位于西边街对出海旁一带，现今已不存在。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西营盘一带的码头十分繁盛，据《香港蓝皮书》所载的屋宇统计，当时西营盘有4所咕哩馆，成员来自四面八方，他们聚集于维多利亚港较接近码头和货仓的地方。【注7】当时香港政府规划自上环街市对开的海旁地带为货物装卸区，但对于既载货物又载客的船只而言，则缺乏一个上落客的码头，因此促成“三角码头”的出现。【注8】而当时附近的码头有渣甸桥、同安、泰兴、广德、西江等，均为和平后来港的潮州人充当苦力和买卖而聚居于码头。
1946年11月政府邀请英国城市规划专家亚柏康比（Patrick Abercrombie）就香港未来五十年发展提供建议，并设计城市蓝图。亚氏估计1948年全港人口约有150万，而西营盘为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东起自东边街、南至第二街、西至西边街、北达干诺道，平均每英亩有2,000人。【注9】原因是内地难民因政治理由而大规模涌入香港，包括人材和资金充裕的上海人，还有广东省沿海一带的潮州人等，大部分是男性。【注10】1948年《工商晚报》便报道潮人一连三天设道坛于和兴西街口举行盂兰胜会，更指潮籍人士隆重举行，“然其隆重热闹处，则为其他县籍侨胞所不及，而同时对于祭坛道场中之祭祀品，花样百出，五光十色之金银衣纸等冥镪，亦均由潮人中之善男信女中所送出者”。【注11】直到五十年代，西区三角码头举办的盂兰胜会仍然是“港九各区街坊举行盂兰胜会之冠”，整日人潮拥挤。【注12】本研究对象的东边街盂兰胜会亦于战后和平时期由居住于码头附近的潮籍苦力和仓库商家共同创办，每年农历七月聚首设坛祭魂。
举办盂兰胜会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日占时期有大量华人被日军杀害。例如1942年5月，一万名市民被日军拘留并押上19艘船只送往西环，他们被推入舱底不能上船面，不幸遇上强烈台风，但日军竟任由船只随意漂流而拒绝拯救，结果酿成3000人丧命，14艘船只沉没，即使饶幸逃过灾难亦因饥饿过度而饿死于沙滩上，沿路布满尸体。【注13】事实上，惨痛的伤亡事件直接或间接由日军造成，在占领的三年时间内常有发生，对重视盂兰节的潮籍人士而言，盂兰胜会有助安抚地区上的亡灵，以及对过世的亲人朋友表示敬重。身为东边街盂兰胜会的创办人之一的姚松秋认为拜祭可以使自己和潮籍人士生活得心安理得。他说：“有个…泊‘渣甸’船架嘛，啲日本仔喺度打…整死好多人。咁呀好似有啲朋友呢就嚟…整死咗之后就嚟报梦，话即系可以咁讲，有人死咗报我梦，咁我咪去拜佢啰，咁样呀嘛。有啲真系好灵。报梦，人哋一梦到就拜，一梦到就拜。咁呀夹埋吖嘛，叫做拜起啰。”【注14】
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指出宗教是一种集体表征（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s），而宗教仪式会激发和维系一个群体。群体的成员会因宗教仪式而凝聚起来，而且情绪亦因此而高涨，形成一种亢奋状态（collective effervescence）。各成员以宗教的活动为中心，共享同一道德情感。【注15】人类学家王福斯（Stephan Feuchtwang）认为：“就汉人民间信仰而论，我们不需要去预设超自然是否真实存在，也不需要去预设宗教力量是否来自于某种投射性的结果，我们就可以说明宗教信仰力量的来源。”【注16】根据这个观点来看，“报梦”的传说是否属实并非重要，重要是盂兰胜会这个表征本身就是力量，透过战后的盂兰胜会可以增加三角码头一带潮州人的凝聚力。
二、早期渣甸桥东边街盂兰胜会举办地点及其文化意义
东边街盂兰胜会有一段时间在海旁举行，而促使盂兰胜会每年均定期举行的原因是东边街流传广泛的猛鬼传说。从德善堂的刘启坚师傅曾诉说过一个故事：在1951年接办该盂兰胜会后的一晚，他在经棚睡觉时听到棚外有人声，遂知拨开帐幕却见到场内两边排满黑压压的人身，只见有头有身而不见面貌，自此就确认了东边街一带阴气极重。另一个灵异事件是由当时会长四叔所讲，话说在1953年社会不景气，于是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决定减少订购衣纸，遂知几过月后七号警署突然派人找四叔，说某个晚上有四人到警署报案，指明当年盂兰胜会的金银衣纸只许增、不许减。当日的坐堂帮办只打发四人，后来无故摔跤又信邪，则派人找四叔。四叔问及四人模样，则记起日本轰炸港岛时，其中四名被炸死的街坊正是帮办所描述的样貌，最后敦促佛堂补订衣纸，不敢轻易削减纸扎。【注17】这些传说对现代人而言是无稽或迷信，但放在地方人士的叙事话语中，则形成一个固有的价值观念，通过宗教仪式表达出来，为每年举办盂兰胜会提供合理的基础。
东边街盂兰胜会有一段时间在海旁举行，而促使盂兰胜会每年均定期举行的原因是东边街流传广泛的猛鬼传说。从德善堂的刘启坚师傅曾诉说过一个故事：在1951年接办该盂兰胜会后的一晚，他在经棚睡觉时听到棚外有人声，遂知拨开帐幕却见到场内两边排满黑压压的人身，只见有头有身而不见面貌，自此就确认了东边街一带阴气极重。另一个灵异事件是由当时会长四叔所讲，话说在1953年社会不景气，于是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决定减少订购衣纸，遂知几过月后七号警署突然派人找四叔，说某个晚上有四人到警署报案，指明当年盂兰胜会的金银衣纸只许增、不许减。当日的坐堂帮办只打发四人，后来无故摔跤又信邪，则派人找四叔。四叔问及四人模样，则记起日本轰炸港岛时，其中四名被炸死的街坊正是帮办所描述的样貌，最后敦促佛堂补订衣纸，不敢轻易削减纸扎。【注17】这些传说对现代人而言是无稽或迷信，但放在地方人士的叙事话语中，则形成一个固有的价值观念，通过宗教仪式表达出来，为每年举办盂兰胜会提供合理的基础。
事实上，在东边街和渣甸桥码头一带经常发生事故导致人命伤亡，进一步强化盂兰胜会的必要性。以东边街而言，由于马路过于狭窄，同时有大量车辆驶经而发生车祸，六十年代曾发生过巴士在横过电车轨道时，因收油不及导致两车相撞的事件，幸好没人受伤。【注18】在东边街发生的车祸有时候难以解释，例如1968年报导一辆九座位私家车，不知为何失去控制，撞毁东边街一个贩卖花生饼的大牌档，路过的两名小童则被撞伤。【注19】对于旁人而言，车祸或者是私家车零件故障而造成，但对于居住东边街的潮州人而言，或者是亡魂作怪，因为过去发生不少交通意外有人死亡，如1957年有一男子在东边街口被电车撞倒而重伤毙命。【注20】相信对早期居住东边街的市民来说，最深刻的经历莫过于1950年7月18日发生的严重车祸。
肇事地点正是东边街街角，而旁边的第一街口至皇后大道西街口的小贩摊档林立。当日下午，一辆英军军车突然失控，在斜坡向下滑，先撞向一生果档，在场一名孕妇即被撞至重伤；司机向东转軚，避免军车直接冲入档口，怎料向另一处的白粥档撞去，多名途人纷纷闪避，当中不少被沸粥烫伤；司机再次转车軚，军车遂“之”字型冲向另一边的织补档，当时在档口工作的李湛即场被军车压死。事件造成一死十伤，孕妇送院后九个月的婴儿被救但母亲伤重不治；死者李湛更遗下妻儿子女八人。【注21】为安抚意外死亡的鬼魂，盂兰胜会成为他们每年必须举办的活动之一。西营盘东边街为一大斜坡，时常发生车辆失控事件，结果1958年西区街坊福利会开会，建议华民政务司改善区内的交通问题，当中一条有关禁止东边街的车辆行驶。【注22】港九新界潮侨盂兰联谊总会有限公司的成员郭子乐亦有出席该会议，反映盂兰胜会与东边街意外的关系，而且在码头对面的路面人多车多，意外亦有发生，直至七十年代，仍发生过巴士在三角码头辗毙途人的事件。【注23】诚然，超渡亡灵是东边街盂兰胜会举办之由，信守节日仪式能够安抚地方鬼魂，更重要是保祐他们的生活免受骚扰。
除东边街的车祸事件外，旁边的危楼亦为当地居民忧心。由于楼宇过旧，不少骑楼出现倒塌情况，1956年4月就有两栋旧楼的骑楼倾塌，货车司机不及逃避而被砖头打至头破血流，街上一时沙尘四起；同年5月，又有另一危楼之骑楼倒塌，响声一时惊动市民。【注24】这些关于社区的事件，在潮籍人士当中往往通过说故事的方式由老一辈传给下一代，使他们决意延续盂兰胜会的心态在少年时代已经建立。当然，事故跟举办盂兰胜会并无必然关系，但当地人士的信仰活动、风俗和仪式所产生的共同文化要素，肯定在他们思想上刻有重要的印记。另一方面，码头是苦力聚集的地方，意外发生亦会使他们工作上的不如意。例如1971年就有运牛趸船在三角码头意外翻侧，八十七头牛全部坠海，其中三十四头饮饱海水而溺死，警方出动十一艘轮船协助拯救，场面极为壮观。【注25】至于在码头工作的苦力，由于严重缺乏安全措施，苦力在搬运重物上落船容易发生意外。1966年7月就有一苦力不慎坠海，消防局派蛙人下海搜索终无发现。【注26】而1975年西区正在进行填海工作之际，则发现海上有一男浮尸，身穿蓝色牛仔裤和皮肤黝黑，疑是一名苦力失足坠海。【注27】因此，早期盂兰胜会与举办地点有密切关系，可视为构成社区盂兰文化，维持著族群之间的传统，有助他们安心生活。这同时构成社区人士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因为东边街盂兰胜会的举办，已经成为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也构成属于他们群体之间独特的地区文化。
三、西区盂兰胜会的场地转变
战后早期的盂兰胜会在街道或空地举行，举办理由与空间形成不可分割的关系，但随著社会发展，原本居住在同一地区的市民或搬迁到其他市区，部分乡里仍然选择举办盂兰胜会。例如潮州南安堂福利协进会的陈成声战后在筲箕湾居住，七十年代南安坊清拆后迁到油塘的公共屋邨，每年仍坚持与核心成员回筲箕湾举办盂兰胜会，原因是可以与旧乡里团聚，大家聊天或作娱乐活动。【注28】我们可以知道盂兰胜会能够建立当地居民的归属感，亦因为资源增加，胜会的规模扩大、仪式更趋繁复，各社团为因应举办场地能够方便坊众，所以市政事务署辖下的球场或屋邨空地，遂成为他们申请的目标。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香港制造业高速发展，依赖有大量稳定而可靠的劳动力，据估计人口达400万。政府除有意发展新市镇外，已发展地区则进行填海工程以增加土地供应。西区为配合社会发展，在七十年代中后期展开填海工程，扩阔干诺道西以北一带，原先的三角码头在填海工程展开前已被拆卸。从1988年政务处公布有关发展情况，原先三角码头的地方规划成污水处理厂（见下图11）；至于渣甸桥码头位置则规划为室内运动场、公园、巴士站等（见下图4、6、7）。
港府原本打算在西区填海工程完成后，预留部分土地作货物装卸区，但建议遭区议员强烈反对，认为该地使用量不大。【注29】现时上址改建成行车天桥，无法想像昔日战后的码头景象。其后1993年展开西区海底隧道的工程，于1997年4月通车，作为本港第一条双管三线双程过海行车隧道，连接西九龙填海区南端与港岛区西营盘。【注30】城市的现代化发展迫使码头拆卸，然而空间的消失并不能把西区盂兰胜会泯灭，他们搬到东边街的英皇佐治五世公园【注31】继续举行。从地理位置来看，佐治五世公园更贴近东边街，而且前方有赞育医院，后方有当地街坊称为“高街鬼屋”的前精神病院，故此举办胜会的合理性依然存在。事实上，佐治五世公园本身就存有自身的传说：据说日治期间街头有很多人饿死，日军每隔二至三日便会清理一次，把死尸用手推车或黑箱车搬走，郑开婆婆也曾看见日本人将死尸掷上猪肉车运走，但对尸体如何处理则没有人知道。【注32】居住在西营盘的刘凤婵诚言：“倒落个氹啰，呀唔著衫唔著盛架，好似一只…一只烧猪…一只猪肉咁呀倒落𠮶个…家下花园打波场𠮶度架。”【注33】佐治五世公园在日占时期是一个乱葬岗，受访者曾目击日本军人把死尸运到公园埋葬。当时还是童年的受访者周凤琼亦有听过同样的故事，提到战后夜晚公园不时“成班啲鬼呀，喺上便𠮶度操落嚟呀咁。”令她心惊胆颤，很少晚上到公园。【注34】因此，佐治五世公园的历史跟鬼魂的关系构成了西区盂兰胜会举行地点的重要组成部分，展示出他们对举办盂兰胜会中空间观念的流动性和合理性。
四、重构盂兰胜会合理性的方法
到了七十年代，举办盂兰胜会面临各种挑战，除政府在公文上对租借场地和牌照申请的限制外，因社会变迁而引致居民投诉亦是盂兰胜会步向式微的重要原因，至于各组织以如何应对问题？盂兰胜会组织的回应办法并非宣扬胜会目的于孝顺祖先，而是透过建构灵异事件带出胜会的重要性。
1984年8月24日在东边街发生一单严重的交通意外，最终酿成三死九伤的悲剧。事发当日下午，一辆货车停泊在佐治五世公园，准备运走盂兰胜会拆棚后的竹枝。由于东边街是一条三十度斜的斜路，所以工人用两块直径约一呎的石块垫住车轮以防下滑。怎料离开之际，货车突然失控冲下斜坡，冲至第二街时把当时准备转弯的一辆私家车压在车底，二车继续冲至第三街口，撞到另一辆私家车，汽车连翻打滚铲入路边，货车最后冲到第一街与东边街交界的商店内，造成三级火警，压在车底的私家车被烧毁，车主被活生烧成焦炭。《华侨日报》翌日报章头版形容“灾难性车祸”，被烧死的车主事后证实是赞育医院的医生。【注35】
悲剧发生固然令人难过，但居民事后如何处理也十分值得注意。在意外发生后四日，西营盘第一街已经有街坊准备香烛冥镪作超渡亡灵之用，不少街坊解囊捐款，而法事将聘请高僧沿出事地点路祭至海傍，由早上直至深夜为止。【注36】意外发生当日，东边街盂兰胜会刚举办完毕，这对于他们而言，意外其实是鬼魂作怪事件。据说当年东边街盂兰胜会被投诉嘈音骚扰，导致警察到场执法，而投诉的正是旁边赞育医院的医生，因为他破坏了胜会的安宁，于是被鬼魂报复。【注37】在值理的版本中，医生投诉的行为是“撩鬼攞命”，因为鬼魂没有饭吃就不会跟人客气，所以一般很少有人投诉。【注38】至于这个医生经常致电到八号警署投诉，而且对护士的态度恶劣，所以借护士之说“死咗去都抵呀”。【注39】这个闹鬼故事在东边街广泛流传，自此强化举办盂兰胜会的必要性。相比起宣传孟兰文化，通过自我陈述交通意外的理由，把胜会的需要连结到居民的记忆之中，更能延续胜会的举行。
五、小结
1987年香港电影《猛鬼差馆》【注40】的开场就有一个和尚对七号警署的警察说，七天之后的盂兰节，要避免在零时穿红衣，否则会遇到鬼魂。警察初时不以为然，直至囚犯变成尸才醒觉，展开一场人鬼大战。电影故事情节固然是虚构，但最好的电影能够引起观众共鸣，题材上就要借助为人熟悉的桥段和内容。不难发现，此电影与1953年七号警署“撞鬼”事件有共同之处，反映出八十年代香港人对过去西区的历史不乏跟鬼魂和盂兰节有关。时至今日，盂兰胜会逐渐式微，即使历史长久也敌不过时代巨轮，却见证香港战后社会历史的变迁。
【注1】西角在1845年的英文香港地图中位于现时皇后大道和薄扶林道交界对出的西区警署位置，报导所指应是现今中西区西营盘附近。参考Lieut. Collision R. E, The Ordinance Map of Hong Kong, Hong Kong Government, 1845.【注2】原文为英文，笔者据内容作中文翻译。见周树佳，《鬼月钩沉：中元，盂兰，饿鬼节》（香港：中华书局，2015），页28-31。【注3】《近事编录》由澳门土生葡人罗郎也（Delfino Noronha）于1864年出版，逢星期一、三、五发刊，据于1883年年底停刊，详参萧永宏，〈《香港近事编录》史事探微—兼及王韬早期的报业活动〉，载《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页180-183；梁绍杰，明柔佑，〈《香港近事编录》史事辨正〉，载施仲谋主编，《百川汇海—文史译新探》（香港：中华书局，2013），页167-179。【注4】原载《近事编录》，转载《上海新报》新95号，1868年9月8日。参考杨文信，黄毓栋，《香江旧闻：十九世纪香港人的生活点滴》（香港：中华书局，2014），页35-36。【注5】南北行是指香港昔日的一种商行，多由潮州人帮商人担任。潮商直接营运或间接通过行商把中国东北和华北的产品运到香港，再转运至南洋诸埠出售；然后又把中国南方和南洋的货物转运到华北和东北地区，因当时集中于文咸东、西街和永乐街一带，统称“南北行”。详参陈焕溪，《潮人在香港》（香港：公元出版社，2006），第二章，页20-28。【注6】参考周树佳，《鬼月钩沉：中元，盂兰，饿鬼节》（香港：中华书局，2015），页264。作者根据访问东边街华生行郑老先生得知。【注7】姚颖嘉，《群力胜天—战前香港码头苦力与华人社区的管治》（香港：三联书局，2015），页26-27。【注8】“三角码头”原名为永乐码头，但因码头门楼上写的全是英文，苦力却不懂英文，则根据码头位于干诺道中、干诺道西及德辅道西三条马路的三角地带，故此称为“三角码头”。见《中西区星报》，1993年7月1日，页22。【注9】Plan to Accompany Sir Patrick Abercrombie’s Report on Hong Kong Density of Population, Hong Kong Government 1948. 载何佩然，《地换山移：香港海港及土地发展一百六十年》（香港：商务印书馆，2004），页137。【注10】1950年《香港年鉴》记载香港人口的变化，和平后香港人口激增，中国人占比例最多，见《香港年鉴》（香港：华侨日报有限公司，1950），册3，（人口），页29-30。参考附录一。【注11】《工商晚报》，1948年8月29日，页4。《大公报》报道为“三角码头街坊盂兰胜会”，见《大公报》，1948年8月30日，页1：4。【注12】《香港工商日报》，1951年8 月21日，页5。【注13】《工商日报》，1947年1月14日，页1：4。【注14】香港口述历史档案，〈姚松秋访问〉，档案编号：131。【注15】涂尔干著，芮传明、赵学元译，《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台北：桂冠出版社，1994），页44-49。转载于陈康言，〈消失村落的重聚—香港薄扶林道西国大王的盂兰胜会〉，载《田野与文献：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2016.1.15（第八十二期），页25。【注16】Feuchtwang, Stephan, 2011. “Afterword: Re-writing culture in Taiwan,” in Shih, Fang-Long, eds., Re-Writing Culture in Taiwan. Asia's Transformations. London: Routledge, pp. 8-18. 转载于丁仁杰，《重访保安村：汉人民间信仰的社会学研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页70。【注17】周树佳，《鬼月钩沉：中元，盂兰，饿鬼节》，页265-267。【注18】《香港工商日报》，1961年9月16日，页5。【注19】《华侨日报》，1968年10月23日，页2：3。【注20】《工商晚报》，1957年4月8日，页4。【注21】《香港工商日报》，1950年7月18日，页5；《华侨日报》，1950年7月18，页2：1；《大公报》，1950年7月20日，页4。【注22】《华侨日报》，1958年4月24日，页3：4。【注23】《华侨日报》，1972年6月29日，页3：1。【注24】《工商晚报》，1956年4月25日，页8；《华侨日报》，1956年5月23日，页2：1。【注25】《华侨日报》，1971年1月21日，页1：4。【注26】《香港工商日报》，1966年7月19日，页5。【注27】《华侨日报》，1975年8月7日，页2：4。【注28】香港口述历史档案，〈陈成声访问〉，档案编号：146。【注29】《中西区星报》，1993年7月1日，页22。【注30】隧道每日行车流量最高达十八万架次。详参何佩然，《城传立新：香港城市规划发展史，1841-2015》（香港：中华书局，2016），页251-252。【注31】1843年建成为海员医院，1848年改为公立国家医院。1936年政府决定将国家医院的花园改作佐治五世公园，惟一直未能完成，直至1953年批出球场和儿童游乐场的公会图则。1954年4月5日，由港督葛量洪揭幕。见郑宝鸿，《百年香港庆典盛事》（香港：经纬文化，2014），页151。【注32】梁炳华，《香港中西区地方掌故》，页179。【注33】香港口述历史档案，〈刘凤婵访问〉。【注34】香港口述历史档案，〈周凤琼访问〉。【注35】《大公报》，1984年8月25日，页4；《华侨日报》，1984年8月25日，页1：1；《香港工商日报》，1984年8月25日，页1；《工商晚报》，1984年8月26日，页1。【注36】《工商晚报》，1984年8月28日，页1。【注37】周树佳，《鬼月钩沉：中元，盂兰，饿鬼节》，页267-269。【注38】〈告别盂兰：渣甸桥东边街街坊盂兰胜会2014〉，载《长春社文化古迹资源中心》，2016年8月3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Z4OWgzVgZo。【注39】香港口述历史档案，〈姚松秋访问〉。【注40】刘镇伟和王家卫执导，由张学友、许冠英、楼南光等人主演。
文章标题为编辑所拟；来稿原题为“建构盂兰胜会的合理性：以西区为中心”。文章纯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如欲投稿欢迎电邮至history@hk01.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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