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治史】民建联失却的25年

今年是民建联建党25周年。作为政府重要的执政联盟，拥近3.5万党员、12名立法会议员及每年支出逾亿元的香港第一大政党，是否做到该党口号所说的“真诚为香港”、“实事求是，为你做事”，抑或只如网民谑称的“礼义廉”政党？或许，我们先由1991年立法局首次直选说起。

1991年，在民建联成立前一年，香港社会在六四天安门事件后，普遍弥漫着一片悲观情绪，很多香港人计划或已取得外国居留权，准备移民离开香港。港英政府藉提高香港主权移交前的立法局民主成分，以挽回跌至谷底的香港市民信心。港督卫奕信与行政立法两局议员达成共识，并在北京默许下，在立法局首次引入“双议席双票制”的18席直选，同年于10月发表的《施政报告》中，宣布斥资1,270亿元大兴土木，计划兴建赤𫚭角新机场、青屿干线、三号干线、东涌新市镇等十大核心工程，展开长达十年的“玫瑰园计划”。

六四阴霾下　选举大败促组党

1991年立法局的首次直选采“双议席双票制”，舆论原以为选民会在投民主派一票之余，同时把另一票留给来自其他阵营的候选人，令议会内各势力可较为平衡。惟选举结果显示，市民在六四事件后的悲愤气氛下以票表达“拒共”、“恐共”的心情，让民主党的前身港同盟与汇点大胜。18席直选中取得14席，9个选区中有6个区的两席全由港同盟或伙拍汇点所取得，大大出乎港府与北京意料之外。港府在之后的报告中指此制带来“联票效应”，即强者提携弱者，令六四事件后有大量政治明星崛起的民主党派成为主要得益者。如港岛东港同盟的李柱铭带起文世昌击败港人论坛的程介南；九龙中港同盟的刘千石带起林巨成击败工联会的陈婉娴，以及九龙东港同盟的司徒华带起李华明击败观塘民联会的侯瑞培等。

当时的亲中派人士分析败选成因，其一是亲中力量在没有选举机器的操作下，未能充分发挥调兵遣将而产生的协调效应；其二在“双议席双票制”的选举制度下，更遭民主派“以大带小”的方式囊括绝大部分议席；其三是六四事件让亲中派即使有参与抗议北京的暴行亦得不到市民的同情，仍认为他们是北京的香港代表，因而将“拒共”的情绪通过选票宣泄在其身上。亲中派与北京也认为，为稳定和集结六四事件和91直选大败后的散涣亲中力量，以及抗衡港同盟与汇点的民气大盛，组党才是打破这个困局的唯一出路。

据《民建联20年史》描述，民建联组党筹备小组开始时由五人组成，从1991年底多次开会后，初步就组织架构和工作计划安排等达成共识。翌年1月底小组扩展至十人，由91直选中落败的亲中人士，如程介南、陈婉娴、张汉忠、侯瑞培等，与工联会谭耀宗、观塘民联会陈鉴林、以及传统左派学校的教师曾钰成、叶国谦、叶国忠，以及地区工会组织人士简志豪为骨干，筹组“民主建港联盟”，并以“平稳过渡、繁荣创富、安居乐业”为政纲。

回归后成第一大党

民建联接着迎战建党后三场直选，略见成绩，由1994年区议会选举取得37席、1995年两个市政局选举取得9席，以及同年最后一届立法局选举直选取得两席，连同功能组别和选委会合共取得6席。九七主权移交后，翌年首届立法会选举中，由于选区改为五大区，行比例代表制，地区桩脚较多的民建联进一步取得９席，并首次在五区各取１席。及后2000年至2016年的五次选举，却反受比例代表制中的最大余额法和黑尔基数法所限制，议席维持在7至9席，2012年更因与工联会在多项民生政策议题上南辕北辙而分家。

作为香港第一大党民建联，拥有近3.5万党员、在林郑新内阁中有一名问责局长、两名政治助理拟升为副局长、一名成员拟为政治助理、两名行政会议成员、12名立法会议员、117名区议员，以及逾200个地区办事处。据公司注册处过往的资料显示，民建联每年的收入与支出稳步上扬，由1992年创党时只得200万，至2012-13年度收入与开支均破亿。民建联最新的帐目披露，截至2016年3月底全年，收入达1.06亿元，开支逾1.11亿元，近五年的收入总额达4.96亿元，同期支出达4.91亿。与民主派两大政党相比，民建联去年的收入相等于民主党的7.6倍，更是公民党的19倍。

然而，若按立法会选举每票的票值与开支计算，民建联的成本效益相对其他政党可谓不高。由于政党作为选举的机器——“每天也是选举天”，选举可谓政党的生命线，所以“衡工量值式”审核政党的开支与选举得票，可让人了解政党的运作效率。

以表三所见，1995年立法局选举为民建联创党后的第一次大型选举，当时得票为14万多张，每票约需134元，每席则为950万元；1997年往后的三届立法会选举，得票稳步上扬，比较每票票值仍然维持在100元以下，每席则为450万元左右。但自2008年起的三次选举，得票率不升反跌，2016年更跌至17%，得票只维持在36万左右，但票值却大升为306元，每席为逾1,590万，就算加入俗称超区的区议会（第二）的议席，也逾1,200万一席。对比民主党的每票值为90元，每席只需360万元，计入超区两席则需257万元一席；公民党的每票值只需40元，每席更只需148万。

2014年，中联办主任张晓明以“骏程万里”亲笔墨宝，为民建联筹款晚会筹得1,380万元。2016年，张晓明再亲笔提“度德而处”四字，成交价高达1,880万元，平均每字值470万元，打破民建联历年的筹款纪录。此事反映出张晓明作为中央政府驻港的高级官员，原应与各界沟通接触，惟他连续两次为民建联筹得逾3,000万，惹起社会议论纷纷，认为其做法独厚民建联，加上过去在区议会、立法会选举前经常出现厚民建联、薄其他建制政党，争席位争资源的新闻。然而，民建联吸金能力强劲，更获中联办、亲中商人特别关爱，开支逾亿，但比起民主派的山寨式政党，实际效率却成疑。

从2016年立法会选举以及多个民意调查均显示，民建联的得票率与支持度却处于历史上最低位，分别只有17%和40%，支持率甚至比2003年区选前受反对二十三条立法、政府施政不彰时的影响更差。但录得如此成绩，有多个原因。

“打铁还需自身硬”——这是2012年十八大闭幕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对中共党员的发言，要求干部“从严治党”，相信也可以用在亲北京的民建联身上。根据中大亚太研究所的调查显示，长期有近半市民不满政党表现，而民建联的亲政府、亲北京表现，更令其经常敬陪末席，支持度更创历史新低。但解决政党管治的问题，不单要靠政党本身，更需从解决香港政制发展困局做起。

无论在九七前后，北京都对香港的政制发展有影响力或话语权，从过去担心一旦全面实施普选会带来“福利主义”社会，因而大洒金钱做社会福利，影响社会、经济发展；到近年担心普选会影响国家安全、政权稳定。在在反映北京对港人的不信任，同时亦打击政党政治的发展。无论是建制派抑或民主派，也同样面对新老交替、人才不足的问题，勉强交接完成，也发现论政水平参差、欠缺制订长远政策规划，甚至具备执政意识，遑论最终可“轮流执政”。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规定特首不可有政党背景，反映北京仍然对政党政治轮流执政的方式，以成功落实“港人治港”有所保留。现时政党主要是争取两级议会的议席，位置亦相当有限，就算是建制派政党欲通过港式“高官问责制”这“旋转门”加入政府，以达至培训人才的目标，但人数亦非常有限，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更曾表示担心党员进入政府后造成人才流失，对本身的政党发展有负面影响。因此，造成政党未能吸引优秀人才加入，只能培训大量以党工身份参政的人才，未能积极培养管治人才。

过往三任特首及其班子，已尝试由不同类别的方式治港，商人、公务员、专业人士也试过，现在由曾任公务员30多年的林郑月娥当选特首和组班，仿佛又重回“公务员治港”的旧路，排除“政党治港”的可能，是否可处理现时行政立法缺乏互信且关系欠佳、政党碎片化民粹化的复杂情势，以及提升政党议政质素？

（本文节录自2017年7月31日《香港01》周报第71期B16-17版，按此订阅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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