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共居】港建筑师考察韩国:在港实现乌托邦式社区,可能吗?
如果香港人有“普世价值”,买楼大概是众望所归的其中一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不同人提出不同的方法。有人提议开发郊野公园,有人说不如填平船湾淡水湖。近来另一个比较热门的说法是共居。
共居原本的概念是将营运和装修的巧思,让房子不只用来睡觉,更是建立生活和人际网络的地方。政府高官提出由政府办㓥房以复兴“七十二家房客”的“传统”、市建局在旧区重建后发展的“纳米楼”单位太小放不下洗衣机而另辟共用洗衣房、有建筑团队买下红磡和旺角的唐楼并出租床位予年轻人,这些做法,全部都似乎跟“共居”相关。
一直专注于社会设计的建筑师组合 HOUR25,亦正实行共居计划。从首尔考察当地的合作社房屋及其他社会创新计划回来,他们不断深思如何发展“具香港特色”的共居,真正做到“社区的钱用于社区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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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共居】港建筑师考察韩国:在港实现乌托邦式社区,可能吗?
美化后巷以活化旧区的成效
年初,HOUR25 获MaD创不同的“创意产业工作者亚洲交流计划”支持,到首尔考察社会建筑。首尔除了是韩国流行文化及创意产业的中心外,2011年,有“韩国长毛”之称的社会运动家和人权律师朴元淳当上市长后,大力推动社会创新,以各种办法支援民间社会带头自行解决问题。今天首尔是多项社会创新实验的基地。香港在谈“伞落社区”、“自己社区自己救”,首尔是其中一个值得取经的地方。
可是HOUR25的黎永锋劈头便说:“我好怀疑香港是否能够借鉴。”他举出一个例子。在江东区的蜿蜒的横街窄巷之中穿梭,会走到一条缤纷的漫画街。房子的墙壁上画满漫画,内容跟在街上看见的情景无异:妇人晾晒衣服、小孩在路上嬉戏。但原来这是市政府及地方议会在江东区正式踏入推土机式的市区重建之前,由官方发起的其中一项美化旧区计划。他们请来于区内土生土长的韩国知名网络漫画家姜草以社区为题材画壁画。在Google搜寻“姜草漫画街”,你会发现不少中港台的旅游博客都推荐游客造访这条街。一度破落的社区于是重新充满生气。
黎永锋不敢轻言这个计划算是成功,抑或失败。“事实上游客的确增多,条街的确如计划所言,人流增多,更光猛更安全。”事实上画漫画只是计划其中一部分。地方议会出资请来几位社工降落社区执行此事,并作为居民和政府之间的桥梁。“社工真心相信计划能成功‘美化’街头已是好事,即使将来一旦社区被划入推土机式的重建亦不重要。但我们遇上一位导赏员伯伯,为游客热情地介绍他的社区,他真的对社区好有感情,坚决不想重建。这已经可以看出社区项目牵涉的人众多,当中必然会有张力和矛盾。”但我们都惊讶于韩国市民为何信任政府介入旧区更新行动。
首尔市长系社运人? 上任后支援民间社会创新
事实上在香港也有类似的旧区更新例子。在被市建局划入重建的范围,市建局也会聘请社福机构成立义工队协助居民搬迁,但亦有指义工队若取得居民信任、向市建局争取赔偿,便不会获续约;二来,在HOUR25 的工作室楼下的观塘工业区内,就有起动九龙东办公室请来艺术家在后巷绘画以“增加人流”的活化后巷计划,阿锋觉得其成效根本不彰。
又例如在江东区另一条村,有建筑师取得市政府资助,走入社区成立地区工作室,辨地方报、社区共享厨房,甚至倡议对抗政府的市区重建政策;而政府亦安排了几位实习生加入地区工作室。这种政府与民间关系实在耐人寻味。“市长朴元淳上任后大力协助民间自发组织,所以韩国人对政府介入民间组织和社区项目的信任是奇特的。在撕裂的香港,根本不能复制。”阿锋说。
社会主义社区屹立首尔山脚20年 运作“似邪教”
可是我们都惊讶于,韩国人如此信任政府的同时,反抗的激进和韧力却是波澜壮阔。例如香港人2005年世贸部长级会议时见识过的韩农示威;例如由去年十月直到今年初朴槿惠被弹劾方休的百万人反政府示威;例如1980年比9年后中国的89学运更壮烈的光州学运;例如在军政府独裁时期为了对抗言论封锁而以合作社形式集资成立的《韩民族报》。而这种激烈、独立于体制的长期抗争,在今天的首尔市中心仍然持续。
阿锋造访了位于麻浦区城眉山山脚的一个社区。随著山势缓缓起伏,三、四层高的房子在路旁整齐排列,看来与一般中产社区无异。城眉山其实却是一群“怪兽家长”建立的自主社区。说是怪兽家长,因为忧心子女能否考得上好学校是跨越地域的共同忧虑,当大部分家长选择孟母三迁或以兴报班填满子女的时间表,20年前却有20个家长决定走在一起,成立一家合符他们教育理念的幼儿园。既然原意是为了让孩子健康成长,他们相信社区生活对孩子更是影响至大。20年过去,他们不但成功保护城眉山的生态于2001年免受工程破坏,更发行社区货币,生长出以合作社形式营运的出租房屋、老人中心、超市、诊所、咖啡店、图书馆社区中心等,由成员负责营运,所有收益重新投入社区发展,没有人赚大钱。“他们几乎是一个国家,只差没有国旗。”阿锋说。今天城眉山已是一个超过1200人的自主社区,只要抱持共同理念,便可加入成为一份子。
但有权利的社区必然有义务。阿锋问过成员,在这个采取直接民主的国度,他们说最大的困难便是要整天开会。城眉山没有主席,居民必须为自己的生活和共同决定负责,甚至舍弃少数服从多数的投票方式,采用共识制,虽然达至共识需要一段长时间,但这过程却能培养居民互相聆听对方意见的耐性,和理解他人情况的同理心。“事无大小都得开会决定。大至建学校,小至在学校里的小展览,都会一直商议到有共识为止。”阿锋知道记者也到过城眉山考察,他直接问:“你不觉得好像邪教吗?”
阿锋说,那里极端到不以名字称呼彼此,所有人都有新的名字,例如大象、猴子等,除了建立一种团体专属、旁人难以进入的语境以巩固身份外,阿锋说另一种目的是要摆脱其他世俗的关系,建立一个真正平等的群体。又例如,他们会因应孩子的兴趣,在社区中配对“老师”,文件上说明你的老师会比父母更亲。“即使说群体的资源可以丰富过家庭资源,一直支持你实现梦想。这种以群体网络取代家庭及其他网络的做法,其实真系好疯狂。”
事实上城眉山20年前创办的学校,至今仍不获官方承认,学生一直不能升读大学。这种合作社模式的社区网络听上去好像乌托邦,但阿锋却认为,要以这种模式的合作社房屋解决香港的居住问题,是不切实际。他一直在深思切合香港需要的合作社模式房子该当如何,并已在实行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