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节】南亚母亲孤身携子来港：儿子要懂广东话才有将来

国际妇女节承载著平凡女性书写的“Herstory”。
20世纪初西方国家工业化，女性参与经济活动，不少制衣及纺织业都聘用女工，但工作条件及薪水都次人一等。经历一个多世纪的争取，她们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权益大为改善，于是联合国从1975年国际妇女年开始，每年于3月8日举办活动庆祝妇女节。
在香港，除了有职业女性为工作打拚，家庭主妇为生活张罗外，亦有一班少数族裔女性长期受制于语言障碍和薄弱的支援网络。纵然困难重重，但有少数族裔妈妈依然乐观看世界，希望儿子能在广东话环境下快乐成长。

“学校所有东西也用中文，我完全看不懂，太深的儿子也看不明白。我知道让他在中文学校读书有风险，但我的儿子需要懂中文，在香港要懂中文才有将来。”

4年前，Aisha孤身带著3岁和1岁的儿子，左手抱一个，右手牵一个，坐了8小时飞机来到香港，蜗在小得像豆腐砖的天台屋。在大学念计算机科学的她，语言不通来到香港找工作，处处碰壁，为的是给儿子更好的教育。

巴基斯坦妇女就是沉默懦弱？

与Aisha见面前，心里有很多疑问。社会对巴基斯坦族群，尤其是妇女有牢不可破的刻板印象：头上永远裹著一块头巾 （hijab）——巴基斯坦法律规定妇女出外和有男性在场的时候都要戴头巾。看到她们时，每每只能看到那双深邃神秘的眼眸子，感觉总是沉沈和懦弱。她是单亲妈妈吗？不然丈夫怎会容许她带著两个儿子离乡别井。

岂料初次在餐厅见面，她穿著黑色POLO TEE，没有披上头巾，她说：“其实带著头巾有神秘感，除下来反而没有人想看呢”。

第二次拜访红磡唐楼的家，她穿回传统的长裙，带著一条长长的颈巾围著颈项。当摄影记者开始拍照，又突然回房间换回一条黑色的头巾，再给我做个鬼脸。

听来这名女子没什么大不了，她既不像德兰修女般慈怀济世，也不如马拉拉般勇敢站出来，捍卫女性教育权。 但对巴基斯坦的妇女而言，她已经很勇敢和破格。 有些族群，一直静默地在牢固的制度和枷锁中游移。

Asiha不是单亲妈妈，丈夫跟他有商有量，同意她携两子来港读书。

现年30岁的Asiha算是第三代在港的巴基斯坦人。祖父五六十年代时，在香港当警察，妈妈也在香港出生，但妈妈十多岁时已回巴基斯坦，Aisha也是在巴基斯坦的城市长大，而丈夫住在农村。诞下儿子Ahad后，她一直希望一家人搬回城市，让Ahad能接受较好的教育。但因为种种原因，始终未能如愿。

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资料显示，在巴基斯坦，5至9岁的儿童大约有三分之一获得小学教育，只有五成一女孩和六成男孩在小学读书。在这些入学的儿童中，有三分之二女童和几乎半数男童无法完成小学教育。

南亚妇看香港：文明但不快乐

她一直相信知识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和性格。因为她的爸爸也是大学生，妈妈也受过教育，才让她在巴基斯坦的成长路上自由自在，很多事情包括婚姻也有商有量。因为香港的教育制度和治安都较好，而Asiha亦符合来港居住的资格，于是决定带著儿子来港探路。在此之前，Asiha因为母亲的缘故，来过香港几次，她说：“第一次来香港，觉得很文明，但大家都像不快乐（they don't look happy），现在我入乡随俗，也笑少了啦！”语毕咯咯地笑起来。

儿子Ahad最喜欢中文科

也难怪Aisha入乡随俗，虽然成功送儿子到普通学校读书，但两母子在中文环境下生活，学习路上当然障碍重重。

已升读小一的大儿子Ahad这夜做功课，直到晚上9时多才完成。老师通常会在手册上用中文与Aisha沟通，她唯有拍下来，用电话程式翻译。

很多人会问，为甚么Aisha要送Ahad到普通学校，而不是入读“取录较多非华语学生学校”。大概可以想像，少数族裔在几乎与中文完全割裂的世界中成长，长大后只能从事“3D Jobs”－dirty（肮脏）、dangerous（危险）、demeaning（低下），如洗碗、保安、地盘工人。不学好中文无法让知识改变命运。

Ahad在香港生活了4年多，能应付日常的中文对答，但跟他说话，每次只能问一条问题，有时要重复问同一条问题，他才懂回答。但当妈妈说出发音不准的“恭喜发财”时，他也会捉狭地取笑妈妈的口音。

在众多科目中，Ahad的英文成绩最好，每次测验也有80至100分，数学有30至40分，最低分是中文，一直徘徊在20至30分之间。

运动日只见儿子低头独坐　融合教育不融合？

我看见别的小朋友在嬉戏，但Ahad却低著头，身边一个人也没有，很奇怪。我问他不是有很多朋友吗？他还说有啊。

Aisha有时候也会怀疑，到底送儿子到中文学校是不是做错了？他常常未能完成中文功课，汉字讲求形音义，勾点撇难以牢记，有9个声调的口语跟书面语又不尽相同。我看Ahad写中国数目字“四”字，完全没有笔划概念，只管跟著形状绕一圈，中间划两点，完成抄写便算。可想而知，他一直仅是反复操写、强记字形。但Ahad 说：“我中文好好啊，喜欢中文多于英文，但最喜欢数学，虽然用中文学数学很难，但也喜欢。”

他一直说在校有很多朋友，叫妈妈不用担心。不过数星期前，Aisha到其小学当运动日的义工，看到一件事使她惊觉，也许儿子的校园生活未必很如意。她皱起眉头说：“我看见别的小朋友在嬉戏，但Ahad却低著头，身边一个人也没有，很奇怪。我问他不是有很多朋友吗？他还说有啊。”

教育局推动校园共融　但“族种隔离”依旧存在

现时，全港约有3万名非华语学生，他们在文化和语言方面，均与本地学生有很大差异。在学校，种族之间因为语言而筑起一道厚厚的墙，华裔及非华裔学生各自成群。其实教育局已于2013/14年取消非华语生的“指定学校”，把4个字的“指定学校”改名为31个字的“获教育局提供经常拨款用于加强校本支援以照顾非华语学生需要的学校”，鼓励非华语学生到普通学校学习，希望推动校园共融，并向全校取录10名或以上非华语生的学校提供额外资助。

然而，关注少数族裔组织融乐会计划主任卓文宝指，有很多学校不知道即使取录少于10名非华语学生，学校也能够申请每年 5 万元的拨款。而将“指定学校”易名后，“族种隔离”依旧存在。不少家长会在资讯不足的情况下，将小朋友送往非华语学生较多的学校，根本无法改善孩子的中文水平。

假如不让儿子在普通学校读书，他将来只会懂英语。加上现在很多非华语学生较多的学校，其中文科是以普通话教学，但我儿子在香港生活，要有将来，一定要懂说广东话。

Aisha平日说话常常笑哈哈，对很多事情都没所谓，我问她在香港有没有遇到歧视？她摇摇头说：“每个人的成长背景也不同，我们看起来不一样，有些人会用奇怪的眼光看著我，我心情好的话，会调侃他们，例如故意对他们笑或扮鬼脸；心情不好的话，就不理他们啰。”

但每当说起儿子的教育，她总会不经意地“肉紧”，握紧拳头说话：“假如不让儿子在普通学校读书，他将来只会懂英语。加上现在很多非华语学生较多的学校，其中文科是以普通话教学，但我儿子在香港生活，要有将来，一定要懂说广东话。”

她知道儿子的学校原来没有聘请助教，于是常常打电话到学校找老师求助，遇到大问题更会直接到学校面谈，不时参加教育局举办关于融合教育的讲座。“我不觉得我儿子成绩差，便是学校的问题，有时学校也不知道我们需要甚么。教育是公平的，但一定要让人知道我们到底需要甚么帮助。”现在，虽然学校的通告还是以中文为主，但老师也会以英文列出重点。

Aisha是少数敢言的少数族裔妈妈，很多家长都会因为不谙中文，而不知道问题所在。有学校会觉得在港读书，当然要懂中文，于是与家长沟通的通告也只提供中文，少数族裔家长便更求助无门。

卓文宝认为，教育局仅仅提供资助推动融合教育。学校怎样使用该笔资助，如用多少资助为学生翻译和提供课后支援，成效如何，家长及公众皆无从知晓。她认为学校应多与家长沟通，让家长了解孩子的中文与同年的华裔同学相差多少，中文能力有没有比之前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