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观点】比梁振英更大的问题根源 港人能看到吗？
踏入猴年，香港政治已走到了一个转折点，香港市民需要认真选择，独善其身或隔岸观火都已经不可能。形势比人强，香港究竟要成为什么样的城市，命题赤裸裸地摆在香港人面前。
没有人预计在大年初二旺角会发生如此严重的骚乱，人们同样无法预测两响枪声将如何改变香港。当大家只知道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上答是非题的时候，作为媒体，它的责任就是将一大桶冰水倒在大家头上，而不是继续转弯抹角或随波逐流，更不是被政治正确所绑架。作为香港人，我们是时候承担起责任，反思香港问题的本源，作为媒体，这更是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给香港一个说法的时候。
前几天的“01观点”曾经说过，梁振英再有本事，也无法制造所有问题。有些人一听到这句话就觉得我们在为梁振英护航，口诛笔伐，火遮眼到这种程度，确实应该用一桶冰水将大家淋醒，不然，香港根本无法看得见比梁振英更大的问题根源。
其实，香港不少学者和从政者，只要年纪大一些，都清晰知道香港问题的深层次根源早在回归之前就存在。当年的天星小轮加价事件、六七暴动、中文成为法定语文运动、油麻地艇户事件等等，这些既是民生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冲突的双方是当年的香港政府和正在政治层面崛起的年轻人，他们今天已经长大变老，但还没有到了记不起的地步。
由于中英谈判、六四事件和九七回归，当年的社会矛盾和民生冲突骤然偃旗息鼓，纷纷让路。大概在同一时期，中国经济逐步崛起，香港工业向北转移，庞大的界外效应让香港经济本应遭遇的困境出现缓和，人们以为“马照跑、舞照跳”从此可以延续下去，事实上，香港社会冲突全面爆发的种子没有被根除，它在暗角里孕育著。香港人回归前几十年辛勤积累的经济基础根本无法支撑资源分配严重扭曲的社会经济结构，权贵阶层持续剥削，以为这真是一只不断生金蛋的鹅，全面爆发冲突变得只是时间问题。
用暴力逼迫市民接受改革 只会产生反效果
有人说，没有以往激烈的社会运动就不会有廉政公署，今天的暴力冲突就是要让社会发生改变。试问，香港当年的问题就只是贪污吗？贪污不正是因为社会资源分配不均和权力结构扭曲的结果吗？然而，廉政公署或许对贪污恶化起阻遏作用，但它能够改善社会资源分配、社会就变得民主和公平了吗？如果说，民主的目的是为了让资源分配更公平，那么，将民主和社会运动的因果关系搞不清楚，一小部分问题的解决反而遮掩了更大更多的问题。
香港需要彻底和真正的改变，它必须将社会运动扩宽，直面民主选举之外的社会经济结构；千万不要以为有了选举，其他问题就自然解决，乌托邦从此唾手可得。台湾的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都是全民选举出来的，然而，过去二十多年却是台湾经济民生大倒退的二十多年。香港社会需要它的精英们对香港问题建立共识，不能够只是在那里高谈阔论，为无知的暴力寻找开脱的理据，或者在那里瞎子摸象，将复杂的问题简化为梁振英的斗争性格和中共的专政。它们两者都值得批判，但将香港问题都归纳在这两点上是只见树木，改变不了香港的现实，更何况要人的钱还是要人的命容易，答案非常清楚，而且不至于忽略了真正重要的改革。
香港需要社会运动，在某些议题上，它甚至需要激进的社会运动，但这些运动必须以市民认同为前提，这既是民主精神的体现，更是策略需要。香港需要政治改革，它更需要市民的政治觉醒，对香港问题的深层次结构有所掌握。推动政治改革的人，既可以在香港人依然模糊不清的时候强行推动体制的变化，也可以在社会进行更透彻的讨论之后才提升改革的推力，用暴力手法粗暴逼迫市民接受政治和社会改革显然无法成功，甚至会产生反效果。
官商共治体制无法阻遏贫富差距持续恶化
不少人会问，究竟什么是香港问题的深层次结构？事实上，不论是港英时期或者回归之后，香港都身处一个政治社会经济受制于以商界和公务员共治的环境，早在英国人垄断香港政经权力的时期，这种环境已经存在。当年的汇丰、怡和、太古和英国派来的港督，他们之间的利益盘根错节，完全主宰著香港社会。不论是官员、警察的贪污，还是劳工的恶劣生活环境，抑或是精英教育对弱势群体的歧视，都是这种结构的结果。
由于来自大陆不断涌入的庞大新移民，与战后逃港的内地企业家形成了一个新社会，造就了香港轻工业的崛起，成为亚洲经济的四小龙之一。当时，香港拥有不断向上流动的机会，让艰苦生活得到暂时缓解。后来港资势力壮大，逐步取代英资，但商界和公务员共治的事实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回归前后，由于要防御来自大陆的专政文化入侵，官商共治不但没有被批判，甚至进一步得到了巩固，看起来比较容易忍受的港英体制从意识形态上成为香港人的集体选择。这就是后来香港社会贫富差距持续恶化的深层次原因。
既然是一个不公平的体制，又如何会因为换了一面旗而改变？港人治港变成了官商治港，中央政府为了维护一国两制，既保护了这个官商阶层，更在无意间成为所有人批评不公平体制的替罪羊，大家都找到了方便批判的对象；内地人的特殊角色更有意思，买不到奶粉以及多了一些金舖和药房，成为香港本土激进派盲动的理据，失焦的运动令冲突恶化，却无法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如果情况确实如激进派所说的那样，问题就容易解决了，但这只是典型的鸵鸟思维，就好像有了廉政公署就能改变香港的不公平状况一样，将梁振英赶下台就不会再有另一个黄振英、李振英上台吗？蔡英文一定会明白：取代国民党或马英九容易，将台湾的经济和利益体系解构重来，才是自己上任后的最大挑战。
积极不干预政策助长了官商利益共同体
香港问题的核心是它的自由经济教条，更是港英政府留下来的积极不干预政策和管治机制，它豢养了一个不愿意承担责任的官商利益共同体。官商们或许都不全是大奸大恶的强盗，他们当中甚至有一些关怀社会、努力工作的殷实商人和诚实的公务员，他们会捐献出不少自己的财富和时间，为社会变得更公平而努力。但体制让他们无法改变扭曲了的资源分配格局，社会上大多数人体验不到收入的上升，经济增长成果只会落入小部分人的口袋，创业者的成功就好像中六合彩这样稀缺。
我们要问，为什么香港的住房和营商成本如此高昂，为什么普通人的生活品质，不论是交通、教育、基本生活消费，都无法匹配这个貌似成熟的中产阶级社会。试想，如果我们在基本建设上能够如此豪爽，为什么就不能够有全民退保，取消强积金对冲，包括加快兴建公共房屋，免除大学生的读书欠款，以及提供更多资助学位给香港年轻人？
当人们听到机管局可以自己筹措1400亿港元来兴建第三条跑道时，人们应该注意到，没有对深层次结构有所掌握的社会行动只能是盲动，一切盲动都会遮掩了彻底掌握社会问题的机会，就好像政府否决全民退保竟然可以用加税来做挡箭牌。那些为香港政府财政能力辩护的财金精英，还有坚称自由经济才是香港发财致富唯一出路的经济学家，你们有否意识到这样的狡辩和谬论其实就是香港社会冲突的根源？甚至是一种欺骗？你们直接参与到制造社会分化、然后将责任推卸给充满激情但稚嫩的年轻人身上。
社会运动应聚焦于对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
当政客们将焦点放到了政治体制，却无法将政治与经济结合，无法讲清楚问题的深层次结构，甚至无法将政治与日常社会的民生诉求联结起来，市民对政治的支持只会是片刻的。对于官商利益共同体来说，只要将市民支持抗争的代价提升，激情就会轻易冷却，甚至可以轻易引导市民对抗市民。因为在不少人心目中，抗争会影响他们的收入和生活，无法提升其生活品质的社会运动是毫无价值的。既要认识香港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更要有针对这种深层次原因的说明方法，以及针对这种有著深层次原因的问题的解决路径。
香港不缺愿意辛勤劳动的人口，只要看看满街推著木头车拾纸皮的老人家就可以说明；香港人有创意和激情，以往的港产片、粤语流行曲和电视剧疯魔全亚洲就是证据；香港的金融市场地位更可以证明香港有著优秀条件发展经济。要知道，香港曾经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了极大帮助，这种帮助一直是互惠的，它巩固了中港之间的深厚关系。香港今天需要的是社会共识，让香港结构性的深层次问题广为讨论与传播，不是纯粹的激情爆发，更不是将怨恨用暴力向外宣泄可以比拟。只有将政治、经济民生和社会资源合理分配有效结合，香港的社会运动才能真正成为全民运动，才能够避免那些充满暴力但失焦的街头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