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解密系列五】英方认低估民意压力　倡多咨询牵制中方

中英双方在1984年签署联合声明后，一边准备12年后政权移交，一方亦在过渡期作部署。《香港01》远赴伦敦英国国家档案馆，翻查最新一批解密文件，披露了30年前、即香港过渡期之初英方在香港的盘算和思路，反映英方尽力维护其在港的长远利益，及在加快推动本地化，争夺民意以牵制中方。密件亦让公众一窥，当时受港人欢迎的已故港督尤德，如何拒绝增加港督的权力，以限制政权移交后行政长官的实权。
1985年是香港历史的分水岭，尽管中英双方在1984年底正式签署了联合声明，决定12年后香港的前路，但港人对自己的未来，过去一段时间一直被蒙在鼓里，加上港英政府刻意收紧舆论，年底立法局又首次引入间接选举，民意代表、压力团体及传媒均向政府施压，民情仍然躁动不安。
新一批解密文件披露，当时伦敦承认，“古老的殖民地模式”已应付不到民情，又认为港府低估了压力团体的破坏，推动特权法过程更加是误判民意，认为港府应该多做绿皮书作咨询，一方面凝聚民意，另一方面令中方难以反对。当年长期采访中英谈判的刘锐绍认为，英方当年正是刻意利用民意来牵制中方。
摄影：政府新闻处图片

1984年12月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订，香港前途终于尘埃落定，之前几年港人不安，出现移民潮的情况似有减退迹象。1985年是踏入过渡期的第一年，尽管中英两国的合作气氛仍相对融洽，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开始就过渡期的具体安排商讨，但英方在社会管治层面，作出不少重大转变，既令港人不安，亦触动中方的神经。

港府拟箝制言论

港府当年强推立法局特权法，已引起法律界及传媒界质疑有侵犯人权的意味。另一方面，当年港英政府为控制舆论，先后作出多项举措，包括大力推动成立传播委员会，表明是英联邦国家的同类组织，并在5月首先成立了筹备委员会。外界担心这组织是干预和控制新闻自由的工具。

到6月，社会有团体大搞焚烧不良刊物活动，警方又大举搜查报摊，加强执行不良刊物条例，政府随即表示计划成立不良刊物审裁处，令外界担心是对言论和出版的控制。政府在9月再发表广播事业检讨委员会报告书，其中一项建议成立电台和电视投诉审裁处，被批评是对两家电视台干预。上述多项举措，均惹起社会舆论反弹，其中传播委员会的筹委会，最后落得解散下场。

密件显示港府怕成跛脚鸭

英国国家档案处最新解密的文件中，便记载了当年伦敦对港府施政的评估。一份名为“香港内部政治状况”（Internal Political Situation in Hong Kong）的文件，记录于1985年7月英国外交部香港科科长高德年（Anthony Galsworthy）及中英联合联络小组英方首席代表卫奕信（David Wilson）的往来电文。

高德年提到，香港市民政治意识提高，不能期望市民再经常同意政府，香港将来要管理自己地方，会难免引起政治争拗。他分析，中英联合声明对公众是创伤，2年前市民不会相信英国在1997年会结束管治香港，因此出现高度的焦虑和惊恐。

The population is suddenly confronted by a need to face up to realities which they have always been able comfortably to put out of their minds. The combination is a high level of genuine concern, and even fear, with political inexperience and naïveté is a volatile mix.

他说港府的架构是“古老的殖民地模式”（archaic colonial model），但民意愈来愈不满，难以应付。中英联合声明后，港府突然面对新处境，在中方的掌舵下，怕自己成为跛脚鸭，港府觉得有需要持续做强硬的政府。但高德年续道，英方一向对殖民地的政策，是尽力帮助本地居民，政府便愈来愈需要进行咨询，这会增加港府压力，港府要在众多咨询中举步维艰，这是很难平衡。

港府难管理躁动的传媒

他又称，港府的公关架构亦不太好（not very impressive），面对躁动及幼稚的传媒，即使用最好的工具亦很难管理。不过港府仍然有正面因素，以往对批评很少容忍及对民意不耐烦的港府旧人物，如今都已退休。新上任的布政司钟逸杰及其副手施恪均反应迅速，并具备政治敏感度，会在整个政府中定调。

高德年亦提到港府在过渡期如何处理民意。他说伦敦西敏寺式的对抗政策，未必适合香港，建议港府应多用绿皮书去作咨询，又指1984年代议政制绿皮书是有用的先例，政府更容易去建立强硬政策。他分析，这种讨论会影响到中国，一方面令中国有机会发表意见，另外当香港市民表达意见，政策得到本地广泛支持时，中方会难以反对。

Once public views in Hong Kong have been thoroughly aired, it will make it more difficult for the Chinese to oppose policies which clearly have widespread local support.

他在信中总结，指即使港府改善公关及多作咨询，仍然会面对比以前更甚的政治争拗，必须学习面对，有时会不舒服，未来12年不是轻松的时间，与前3年一样艰难。

卫奕信指民情有3大转变

另一份解密文件是卫奕信向高德年复信，指过去2年中英双方秘密会谈，令港人不清楚未来，形容港人十分痛苦。他同意高德年指港府公关做得不好，亦承认港府面对没有民意基础的压力团体时，倾向低估其破坏。卫奕信分析，香港民情未来有3大转变：一是会有愈来愈坚持的压力团体，二是会出现更多要满足选民的政治领袖，三是传媒爱追细枝末节，对政府愈来愈批判，欠缺客观分析及建议。

批评副布政司施恪鲁莽闯祸

卫奕信认为新的布政司钟逸杰对政府很有帮助，他对民意有非常好的感觉，但对副布政司施恪则有保留，评价施恪虽具能力，但面对传媒和公众，则容易鲁莾闯祸（bull in China shop）。

当年是行政立法两局的议员李鹏飞忆述，1984年施恪担任运输署长时，处理的士加价事件，引致后来的士大罢驶及骚乱，令港督尤德不满，“我还记得我们那时伦敦班Exco Member（行政局成员）要飞回香港，港督叫施恪唔好再处理，叫另一个行政局成员方心让去处理民情。”

谭耀宗在1985年首次以劳工界晋身立法局，他形容英方善于发动民意，市民支持港府提出的措施，便造成中方同市民之间的矛盾，通过民情民意给予中方压力。“如有人提八八直选，港英政府便收集民意，成立民意审裁处，即使你中方唔同意，九一年都要放吖，结果九一年都做咗。”时事评论员刘锐绍认为，在整个香港前途谈判前后，英方均刻意利用民意来牵制中方，令港人觉得英国管治好，从而抗拒大陆，为自己争取最大的谈判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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