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分析】智慧灯柱的前世今生:《1984》梦魇与智慧城市愿景

撰文: 林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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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六(8月24日)的观塘游行,参加者的关注议题之一,是在该区实行的“多功能智慧灯柱试验计划”,认为措施侵犯市民私隐,甚至成为政府监控市民的工具,与中国内地的社会监控制度“接轨”。示威期间,更有激进示威者拆毁灯柱进行“解剖”,政府批评此举“不可理喻”。
从政策源流而言,智慧灯柱其实是政府“智慧城市蓝图”的其中一项起步政策,旨在提供交通、天气、环境等的实时数据,并加强城市管理。理论上,这项政策为市民生活提供更多便利,并且防止一些影响社区的违法行为,例如令人头痛的违例泊车、倾倒垃圾等问题。
只不过,这类智能科技往往牵涉敏感的私隐问题,因为当政府收集海量的大数据,市民会担心政府拿这些数据来干什么。特别是在政府民望低下,这更加容易引起社会质疑。

▼8.24观塘游行 示威者拆毁智慧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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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源于智慧城市蓝图 细节惹疑虑

智慧灯柱源于特区政府推动智慧城市的政策目标。2017年7月,香港智慧城市蓝图顾问研究报告出炉,初步提出智慧灯柱。同年10月,特首林郑月娥在任内首份施政报告中,正式提出在选定的市区地点进行“多功能智慧灯柱”试验计划。至12月,“香港智慧城市蓝图”正式公布,提出在4个市区地点,包括铜锣湾/湾仔、中环/金钟、尖沙咀及观塘安装约400支多功能智慧灯柱。

创新及科技局局长杨伟雄当时称,灯柱将配备感应器、数据网络和其他数码设施,可收集各类型实时城市数据,包括天气、环境、交通、人流等,以加强城市管理;另一方面为市民提供资讯和服务,例如用Wi-Fi及未来的5G网络,地区资讯等。按照政府计划,观塘正是首阶段试点,约50支智慧灯柱定于2019年中之前陆续启用。

行政角度而言,灯柱是较常见的社区设施,增强灯柱的功能,提供更多服务,确实有助推动智慧城市发展。而利用灯柱加强管理社区,也可协助执法部门处理违例泊车、非法倾倒废料等问题。举个例说,如果这类科技运用得宜,谁人乱泊车阻塞道路、谁人乱倒垃圾污染环境,都逃不过智慧灯柱的“法眼”,治理这些令人讨厌的社区毒瘤之余,也大大减低政府的执法成本。

不过,由于智慧灯柱装有镜头,市民会担心政府取得市民的行踪等资料后的用途;又例如灯柱采用的无线射频识别(RFID)技术,由于同样会被应用于新的身份证上,民间也担心灯柱可识别自己身份及行经地点;较早前有网民更引述一则新闻片段,怀疑智慧灯柱具有人脸辨识功能,当然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事后极速否认。

杨伟雄批评破坏灯柱的行为,重申智慧灯柱不会侵犯私隐。(余俊亮摄)

“1984式社会”惹恐惧 外国有类似例子

对于类似的智能科技带来的私隐疑虑,过往不少香港人会感到“离身”,例如内地不少城市广设各种“智能”城市管理设备,其中一个功能就是城市的治安管理,有时某某明星开演唱会时,监控镜头辨识出观演的通辑犯的“趣闻”时有所闻。

但当类似智能设备开始在香港铺设,开始有人联想到,智慧灯柱会否以管理为名,收集市民日常出行的数据,导致政府甚至比当事人更加熟悉自己的生活习惯?再进一步地,香港作为大湾区一部分,这个系统日后会否接通内地的社会信用系统,令香港变成“监控城市”,类似小说《1984》中,“老大哥在看著你”的情况?

在海外,这类智能科技与私隐之间的矛盾,同样引起过争议。例如美国三藩市,该处汇聚不少科技专才,社会对智能科技接受程度照理相当高。不过当地监督委员会今年5月通过《反监控条例》,禁止该市政府部门包括警方使用人脸辨识技术,成为全美首例。提出该议案的委员Aaron Peskin认为应以保护私隐为先:“我们支持改善治安,但大家都不想活在一个警察国家中。”

目前智慧灯柱的使用情况。

私隐风险受关注 政策“生不逢时”

在本港,智慧灯柱的建议提出后,初时质疑声音未算太大。主要的私隐关注来自立法会资讯科技界议员莫乃光,他认为需要更新《个人资料(私隐)条例》,但质疑力度未算太大,而除此以外,其他质疑声音也相对零碎。

结果在2018年5月11日的立法会财委会会议,创科局所申请的“基本工程储备基金 总目710-电脑化计划”(内容包括智慧灯柱项目)获得通过,当时亦未见议会内有太多反对声音。

只不过,6月开始的示威浪潮,重挫政府的管治威信,智慧灯柱政策涉及私隐问题,这个议题在香港向来敏感,或因如此亦被卷入今次反修例政治风波。当街头抗争一波接一波之际,智慧灯柱亦于6月底起逐步投入运作,从政治气候来说有点“生不逢时”。政府多番解释无效后,于7月16日宣布暂停3项涉及探测和摄影功能,包括环保署以摄影机协助监察非法倾倒建筑废物黑点、运输署的蓝牙交通探测器,以及摄影机收集车牌号码计算不同类别车辆使用道路数量。只是这些措施都未能取信于公众,甚至不幸地成为了观塘游行的主角。

智慧灯柱的监控疑虑,成为示威者的关注点之一。(高仲明摄)

政府公信力重创 高官解说事倍功半

在这种令人无奈的社会大环境下,民无信不立,政府固然可以继续智慧灯柱的“加强解说工作”,向公众解释技术的使用,但《逃犯条例》一役已令整个政府公信力严重重创,对政府再加多几钱肉紧解释,现实上又变成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困局。

因此,即使政府官员多番解释,灯柱的镜头低清、没有人脸辨识功能,不信政府的市民相信仍会继续质疑,政府会否在示威降温后又改变做法?或者以其他方式低调实行监控?这些问题不会有答案,也很难有实质证据,但疑问会继续存在于市民的心中。

这是相当现实的管治问题,高官不能一句反对者“阴谋论”就了事。最根本的,政府若无法缓解目前的政治危机,其他稍有争议、公众稍有疑虑的政策,一样会招惹起各种各样有理无理的指控,政府高官即使面对一些似是而非的批评,也只有挨打的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