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学讲师至当小贩　刘小丽：只为基层人士争回尊严

理工大学讲师刘小丽，本来可以安坐校园，专心教学和研究工作，但她却选择在农历年廿九跑去当小贩，还要只做了10元生意，便被拘捕，更因而被票控，被法庭裁定罪成并被判罚款1800元。刘小丽的举动，常人可能难以理解，但她有自己的坚持。小贩即使在城市中只占细小的空间，拥有微小的话语权，但她不能漠视他们的声音。她关注的是政策和执法上的不公，迫使这班为谋生的人活于黑暗，她作的一切，只是希望能引起大众关注，贫困也应活得有尊严。

我不是滥爱，或视穷人为天使，或我要去打救，但你知道穷人在这社会里，过着怎样的生活吗？穷人不是天使，但穷，会让人失去志气。

刘小丽念社会学出身，毕业后当上大学讲师，现于香港理工大学（理大）辖下香港专上学院担当社会学科教师，一向关注社会问题，亦热衷讨论政策。今日的她，却因为身体力行挺夜市，于年廿九晚干脆当上小贩，因无牌贩卖而成为被告，揹上刑责。但真正令她愿意抛下身分、走上街头，却是她一年前参与深水埗关注综援组织举办的“见光墟”时，一名女摊贩在论坛谈到自身因贫穷而失掉尊严的故事。

那太太说，她们以前放天光墟。以前做小贩，做到好似贼。做小贩，只求食环职员网开一面，但什么时候能执法﹑什么时候能受到格外开恩，都是食环职员所好。太太说，她真的没想这么多，今时今日，摆摊能够光明正大﹑得到尊严，已经很难得。

小丽生于基层家庭，八十年代还住在板间房，家庭月入很低，紧绌地分配三餐，知道委屈的滋味。深水埗旧墟市一直叫“天光墟”，名符其实，天光前来趁墟，天光就好散去。“见光墟”，寓意小贩终见光明，不用“走鬼”，不用赶在天光前离去。

“我当时才知道为什么叫见光墟。”小丽刹时泫然欲泣，留及肩短发的她，说话带点倔气，往往说到不公的事，难掩气难平。小丽这刻眼眶里的泪，倔强地不愿掉下。

为什么贫穷是一个错？

参与见光墟的举办过程，她开始得知，审批墟市的过程往往受拖延，社工要专程登门到各部门办公室，坐足一日来等职员盖一个印章。办一个合法合情的墟市，竟变得如此困难，遑论一名甚至不知官员办公室何处的小贩。立法会议员能够轻轻说一句“扫左去”，但小丽比我们有记性—　她记得基层油漆工人，因工作需要，只可以买二手而廉价的牛仔裤来上班，墟市正合所需；她记得只能摆档，以卑微收入维生的小贩；她更开始记起大专院校的一名学生，曾为一程小巴而苦恼，几元，也可以是大数目。“既然有人要卖，也有人只能够买这些东西。”小丽毕竟是大学讲师，说话时恰当地运用词语，然而这三个字—“只能够”，是多么沉重而卑微。

关注基层生活　问“贫穷为何错”

“我不是偷，又不是抢，我想用自己一双手揾食而已。”小丽注意到，连性工作者都会说出这句话，但小贩没有。

她说的故事，只是平凡基层生活，甚至有点乏味。谁没见过小贩走鬼？谁没见过油漆工人那油渍斑斑的牛仔裤？但她偏偏忘不了，质问政策为何倾倒，企业化的店舖租金几万元计，小贩摆街，政策却又不存体谅，亦不愿为基层踏前一步而修例，反之令他们成为带罪之身。小丽不肯认罪，执着的既是一个“罪”字，但更深层的叩问在于，为什么贫穷是一个错？

年廿九当晚，执法机关似乎更严厉执法，小贩都有点怕，她一个大专院校教师，不假思索推起“肠粉大王”的小贩车，带头开档。她不过做到十元生意，就被捕了。事发至今逾半年，面对刑事责任，问她有没有担忧过，她承认在更早的年前，迟疑过，一名大专教师揹上了小贩的刑事案底，总有点风马牛不相及，但正正是遇上天光墟的故事，抛开了。面对审讯，她甚至一早打定输数，也没有脱罪的心，只希望在庭内自辩，为小贩发声。

直到审讯当日，前一晚深夜她还忙住准备文件，只好在审讯时顶住厚重的眼皮，跟代表律政司的大状对垒，小丽于结案陈辞时，甚至说得很快，她深怕裁判官中断她的发言，她希望要说完想说的话。她完全承认自己做过控罪的事，但质疑条例背后的精神不合理。

裁判法院最终宣判，判处刘小丽有罪，罚款共1800元。判处有罪后，她神情平静，也俐落地不作任何求情。始料不及的是，她反对律政司申请充公木头车和煮食容器，裁判官追问她反对理据，她提到两个字，“原则”：

刘小丽：为什么要充公了？这些都是市民财产，他们既不是拿作打劫之用，亦不会对公众秩序造成危险。1998年，就有玉器小贩为了抗议充公，庭上自焚。对小贩的打压本来就是粗暴的，还要将工具充公，是不近人情。

裁判官：那如果只是针对本案呢？

刘小丽：我谈的是原则。当时这名玉器小贩黄大福自焚身亡了，署方将充公的玉器还予其亲人，可见充不充公并不是执法重点。

裁判官：律政司如今是依条例来申请充公的。

刘小丽：你有权这样做，但我不认同法例本来合理。

小丽庭外指裁决都是意料之内，但承认有不开心，因为裁判官错误理解她的辩护理由。小丽觉得，案件审议所需求的精神压力，较罚则带来的压力，更为沉重。一宗案，从提讯至裁决，就需时半年，绝对不是一般小贩能够承担或愿意面对的。至于案底会否影响她的教学生涯，她也直认不讳，早在裁决前，校委会已有人以此攻击她，甚至意图要借此辞退她的职务。

倡政府规管小贩行业　如办固定市集

小丽质疑现行法例的不公，她亦积极向政府建议应规管小贩这个行业，而不是亳无规管地放任，最实际是举办固定市集，政府有责任管理墟市和做好卫生评估，成就固定小贩的存在。“这才是政府要做的功夫，要说什么都不准许，那官多么容易当，人人都懂当了。”她承认，立法会数年前有提过修订墟市政策，给予区议会有关权力，但至今政策未有实行，部门之间时有互相推塘责任。

事实上，政府早已不会再签发新的小贩牌照，流动小贩更不设转让和继承，加上1993年推出的资助计划，以特惠金鼓励小贩自愿交回牌照。单在2012年至2014年，小贩就减少了逾800个，占当时小贩数人数的十分一。

八十年代，可能未必需要重订墟市政策，毕竟当时小舖林立。但时至今日，社会充斥著领展等大企业霸权，对许多公公婆婆来说，商场的物品﹑餐厅的消费都是贵得买不起的。中年人﹑年轻人不觉得这种困苦，因为他们去上班上学，走出去很容易。我和学者朋友会一路构思墟市政策，说的好像是政治，但关乎著民生，话到尾，是民生无小事。

合办日巿　“自由定价”

政府修订政策只闻楼梯响，小丽就决定自己先走出去，半年来跟“肠粉大王”﹑美孚家政等团体两次合办桂林日市，星期日（6月26日）亦会在黄大仙举办日市。为了避免违法，日市不如真正的夜市，不会明火煮食，只占用街道三分一空间，并作“自由定价”。走“法律罅”，就是现今小贩能仅仅拥有的生存空间。但小丽于庭外呐喊大叫口号时，一谈及星期日的日市，顿时笑逐颜开：“我们要还给基层合理的生活环境”。

事实上，法庭每日处理数以百计控告小贩阻街的票控，小贩面对执法似乎都司空见惯，有的更累积逾百次同类案底，他们只会平静地向裁判官说：“我认罪，我无嘢讲喇。”裁判官亦只会按规定判他们罚款500元至600元不等，每宗案的审讯，历时不过一分钟。小贩们为保生活，根本管不得案底。庭上只有刘小丽说：“我虽然有做过，但我唔认罪。”

这城市里，多少个身影擦过，就确实有多少个生命挣扎求存着，又有多少人如刘小丽般，关心到他们的生计，也希望为他们争取回一点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