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27】没有经历八九民运一代　难感受民主中国的盼望

六四踏入27周年，支联会跟大专学生会、本土派隔空开火，六四的意义，俨然演化成世代之争。中文大学学生会前会长王澄烽，是学联彻底脱离支联会前，最后一批出席烛光集会的学生代表，曾站在台上俯视万千烛光、引火焚烧《基本法》抗议人大“8.31”决定，在感动与震撼之外，生于八九六四后的他坦言，年轻人难以跟上代人一样，感受同一份对建设民主中国的盼望，更谈何坚守。
对尚未走出伤痛的几代港人，王澄烽形容，烛光是不可或缺的疗伤剂，但跟很多年轻人一样，他被急速变化的政治现实推着走，一天一天变得躁动不安，急于求变、想找新路。今年六四，他决定出席港大学生会“香港前途”论坛，“我的想法是，必须先处理现在，才能好好梳理情绪，跟当年历史对读。”

90后的王澄烽，出生于六四之后第5年，也出席过5次六四烛光集会，首次以中学生身分、跟随历史老师参加集会，是他的政治启蒙，类似的经验，也许是不少1989年后出生年轻人的共同写照。

然而，今年的支联会六四烛光集会，将是首次大专院校代表全数缺席，现届港大学生会会长孙晓岚发表悼念“画上句号”论，更激起千重浪；孙其后澄清意指“基于同胞身分悼念六四将走到尽头”，为“引起误会”致歉。王澄烽相信，孙只是一时失言，又说新一代的身分认同已改变，如何看待及度过六四，的确难以强求。

“必须承认的是，我们这一代无经历过六四，我们成长过程中，只看得见中共的贪污腐败，我们从没有像上一辈般，曾经真诚地盼望、相信过民主中国会出现。”

我们这一代无经历过六四，我们成长过程中，只看得见中共的贪污腐败，我们从没有像上一辈般，曾经真诚地盼望、相信过民主中国会出现。

无力与焦急

刚过去的两、三年，香港社会及政治环境急速变化，王澄烽先后投入争取校政民主以及各式学运、社运或工运，自觉付出了多少血汗，却丝毫换不到“成功争取”什么，只得心智逼着成熟了，伴随着是浑身的无力感和混沌，“去年六四，几间院校代表决定上台烧《基本法》，事后被部分温和泛民批评为破坏文件、骑劫集会，这种来自上一代人的谩骂讽刺，教人很难受，也很不忿。”

焚烧《基本法》，王澄烽自言是源自对香港民主路的承担，“我们讲到命运自主、讲到全民制宪，这些都是谈香港前途问题时，不可避免的题目。”他坦言，经此一役，心境开始出现变化，“其实自己深深明白，搞社会运动、推动民主讲求深耕细作，但却控制不了自己变得焦急，想快点找到新路向，甚至有更多其他的年轻一代，梦想着发生一件‘大事’，一举可改变政治现实。”

世代之争？

这场“世代之争”，王澄烽相信，重心并非要强行辨别对错，而是几代人能否放下彼此成见，真诚沟通，年轻人应该理解及尊重，六四烛光集会对于上一代人的意义，而对很多年轻人来说，集会也有其价值、是低门槛的政治入门集会。与此同时，王澄烽希望上一代也能体谅年轻人，明白他们难以同一种支持爱国民主运动的心态，来推动香港民主，“老一代也要思考，不应只怪责年轻人。”

李卓人：推动民主要“落地”凝聚群众

年轻人说难以认同“建设民主中国”，支联会秘书长李卓人说，自己可以理解不同世代、各有个人的情感，又认为六四烛光集会能够容纳不同情感，“有人来悼念，有人来控诉，也有人来声援天安门母亲。”李卓人自言明白年轻人的躁动：“我都很躁呀﹗”但亦希望新一代能够理解，不论如何急于找新方向，推动民主最终都是要“落地”凝聚群众：“我想他们不可以忽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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