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节】“落难”老板变清洁管工 不甘资方欺压起义为工友发声

撰文: 陈淑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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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劳动节游行,充斥打工仔的怒不可遏。游行队伍中,不乏清洁工友的身影,他们怒吼劳动尊严不受重视,所得薪酬与付出不成正比,掌管屯门扫街组的外判清洁管工黄健达亦是其中一员。
游走于最底层工友与管理层之间,作为“夹心阶层”本来“不应多事”,但黄健达说,不甘心外判商对工友无情压榨,遂未有如其他管工般噤声,无惧与资方对著干,多次为伙计出头,更曾经率众发动罢工,只希望可以为一众工友争取应有权益。
曾经生活无忧,黄健达昔日做过生意,是他现时眼中高高在上的“老板”,但一场金融风暴将他打回原形,“中途出家”走入清洁行业,对资方欺压“睇唔过眼”:“老板唔应该只系谂住赚到尽,就当工友唔系人。”

不少基层打工仔趁劳动节,上街发声怒吼政府保障不足。(欧嘉乐摄)

一身黝黑肤色的黄健达,今日趁劳动节上街游行,与工友们以脚步表达诉求。一副不折不扣的基层打工仔形象,谁能想像他曾经富贵?昔日是印刷厂、车房老板,身家丰厚,回望过去他只轻描淡写道:“以前估计都有2、3座豪宅在手。”不过接二连三的金融风暴,将他身家“一铺清袋”,此后风光不再更黯然破产收场,从人生高峰走下坡,他曾经颓废一阵子,“破咗产之后,我试过两三月无做嘢,即刻周身病痛。”在没太多选择的情况下,他最终入行清洁业做管工,一做便20年。

身为管工,黄健达尽见外判公司对工友的不公对待,认为有需要为前线发声。(郑子峰摄/资料图片)

为下级发声:真系好睇唔过眼

曾经掌握员工“生杀大权”,然后又变成基层工友,黄健达切身感受到打工仔之苦,有别于同级管工,虽然执掌前线管理工作的身分,他却未有靠拢上级或老板,反而选择替下级工人发声,“真系好睇唔过眼”。去年10月,黄健达管辖的屯门区,发起一场清洁工“起义”,比起引起社会关注的海丽邨清洁工罢工,更反高潮的是,原来率众者正是身为管工的他。

不少外判清洁工只领最低工资,全因外判制度价低者得,工友薪酬遂被无情蚕食。(资料图片)

清洁工日晒雨淋工作,人皆共知,但个中辛酸,却有苦自己知。扫街队需要兼顾马路清洁工作,故需身穿反光衣以兹识别,夏天来临时,黄健达说焗促、密不透风的制服,令一众清洁工热得要命,工友中暑是等闲事,“30几、40度都仲要著住,同埋清洁工一定要扫街,无得话去阴凉处躲避,如果唔系又畀人话‘蛇王’。”

工人无扫街车护航 险象环生

马路扫街亦险象环生,以往尚有“扫街车”等辅助工人工作,不过黄健达指,据他所知,全港18区并非每区皆有车辆辅助,工友需单人匹马,步出马路清理垃圾,“至少有8、9个区无呢啲车,因为外判商唔肯出,嫌贵呀嘛。”虽然近年政府要求外判商出动“箭嘴车”,于马路上划分工作范围,但黄认为措施形同虚设,“根本系用普通货车改装,又无防撞装置做缓冲,发生意外的话可以好大镬。”

他又指,“箭嘴车”更经常惨被抄牌,部分外判公司更拒绝支付罚款,结果由清洁车司机“硬食”,自掏腰包付费,“又系剥削紧我哋一班工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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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出血汗劳力不在话下,外判制度的不公,亦让他愤愤不平。黄健达身居管工职级,月入约14000元,不过其管辖的工友伙计们则个个月领最低工资,至少较食环署二级工人相差近5000元,这种同工不同酬,他大为火光,“明明同样工种,做同样嘅嘢,点解政府工人薪酬好咁多,又有福利,而外判工就得唔到同等薪酬待遇?”

职工盟今发起劳动节游行,直言忍够卸膊政府。(欧嘉乐摄)

外判工负责“最恶啃”范围

外判清洁工与食环政府工友,于扫街范围亦有“等级”之分,黄直言,最“恶啃”的街道多由外判工包办,“通常我哋要清人流最旺、垃圾较多嘅街道,政府工就负责偏远地区。”这边厢,撞车意外玻璃碎满地,可以花上工友大半天时间收拾残局;那边厢,街边垃圾桶溢满,“旺区真系可以十分钟就爆满”,再加上不少店舖违例倾倒商业垃圾,加重负荷,结果又是清洁工友当灾,本来只负责人手编配的黄健达,亦要落区分担,“忙起上嚟,工友踢晒脚,我自己都要落手落脚帮手”。

劳动尊严究竟何价?他坦言今时今日亦不时饱历白眼,他曾经向乱抛拉圾的途人作出“温馨提示”,欲换来无情一句:“唔驶你做啊?唔扔(垃圾)的话,你哋等失业啦。”面对外判商欺压、政府卸责拒保障清洁工,劳工权益被漠视,他常劝勉伙计:“你哋已经要付出时间同劳力,千祈唔好卖命啊。”他寄望政府尽快完成外判合约检讨,改善外判工友工作苦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