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辍学儿童・采访手记】半年40条问题 换教育局一个答案
2017年9月7日，新学年刚开始，屯门山景邨15岁少年梁文礼，与48岁妈妈易顺妹同告饿毙在家。传媒追访，揭出母子坎坷生活，三餐不继，家徒四壁；街坊话，见过债主临门，不忍两人无饭开，追债不成，反留下饭盒。
香港实施强迫教育，法例规定6至15岁儿童必须上学。若梁文礼在学，社工早就介入，母子纵然未能脱贫，也不致饿毙。教育局说用尽方法都找不到他，为何会这样呢？同类失踪学童又有几多人？
这两个疑问，就是辍学儿童系列报道的起点。
学童失踪归类 沦文字游戏
直接问有几多学童失踪行不通，因为在教育局角度，梁文礼并非失踪；按程序，他属于失去联络，归类为“不用跟进”，不过局方回复工党议员张超雄时，又称这类学童属于“无法跟进”——一个突然弹出的新类别。
对教育局官员来说，“无法跟进”可能比“不用跟进”好，听落至少尽过力。但事实上，教局从未下清晰定义，联络多少次仍找不到、失去联络多久才算“无法跟进”呢？无人知道。
其实无论怎样分类，都是指同一群失去影踪的学童。“无法跟进”或“不用跟进”，对失踪学童来说毫无意义；对于公众和记者，就成了探讨辍学问题的第一道铁闸，未入主题，已先陷入一场文字游戏。
早有报告统计辍学数字 何为“无可奉告”？
再来就要拆解数字。教育局公开的资料，只有2011/12至2015/16学年，每年大约有1,600至1,700名，缺课七日或以上的小学及初中学生，当中几多人辍学和失踪？教育局话，无可奉告。教局掌握所有个案资料，偏偏不做统计，追查数字变成不可能的任务。
直至记者找到青年事务委员会一份报告，详列辍学个案的计算方式，以及1995年至2015年的辍学个案数目。有了这份文件，终于迫使教育局交出近5年的辍学个案数目，以及一些分项数字，但局方再次以无统计为由，拒答当中多少学童失踪。
此路不通，退而求其次，至少也要弄清楚严重缺课个案的数目。记起看过审计报告，提及教育局有个“内部检讨委员会”，专责棘手缺课个案，考虑发出入学令，于是再问教育局，委员会近年处理的个案数目，但仍被局方以无统计为由打发。
别无他法下，记者今年一月引用《公开资料守则》，才终于取得失踪学童人数。
为何一开始不祭出《公开资料守则》？因为经《守则》提出的查询，政府部门有21日时间处理，有需要更可再延期一个月，而且部门可引用不同理由拒绝提供资料，考虑新闻时效下，《守则》并非最合符效益的途径。换句话，如非无路可行，记者也不会考虑这个方法。
辍学儿童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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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辍学儿童问的40条问题
来来回回，为了索取失踪学童人数，以及厘清教育局跟进程序，由去年11月起，记者先后13次向教育局、社署、房署及警方查询，合共40条问题，部分问题原来从来无人问过，迫使当局重新编制数字和厘清定义，正正反映失踪学童问题缺乏关注。最后，记者整理当局回复，加上学界、社工及辍学个案访问，完成一连四辑的辍学儿童系列报道。
缺憾是，教育局缺课组始终不答允做访问。20多人的缺课组，每年处理逾3,000宗小学和中学（包括初中和高中）缺课个案，人手是否足够？跟进时遇到什么困难？与其他部门如何合作？记者尝试邀约专访，也试过接触前缺课组人员，可惜无功而还，这方面只好留白。
记者被考起：学童失踪是教育抑或家庭福利问题？
采访过程中，有次和一位教育局中人谈起，他说按他个人理解，教育局是专责教育问题，学童失踪固然会寻找，但找不到人不等于要报警，因为这已属家庭福利的范围，记者当下难以反应。
他的见解多少代表教育局官员的看法，但教育和家庭福利，真的像“楚河汉界”般分明吗？又，画地为牢的官僚心态，符合公众期望吗？我想，这个系列报道，就是对这位教局中人最好的回应。
特首林郑月娥上任后，教育是其施政的重中之重，至今已增加数十亿元拨款，落药之重冠绝历届特区政府，但若官员思维不改，再多的拨款，或者都是徒劳无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