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疾歧视．来稿】“治疗则预防”的爱滋病预防策略

文：谭家浚（公民党新界西地区发展主任／葵青区议会增选委员）

爱滋病一直以来都是小众议题，但感染者却是最备受歧视的。所幸多个团体多年内努力推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终于在2018年2月6日举行了公听会，同场亦有香港爱滋病顾问局与香港爱滋病信托基金委员会的主席聆听持份者的意见。

平机会2010年调查发现，三分之一的受访市民会回避，甚至排挤爱滋病病毒感染者。数字显示，爱滋病在社会仍然是不能提的禁忌。如果，政府宣传不着重更新病理和知识，只会令前线医护人员、社会大众，以至年轻一代，都对爱滋无知，结果反而带来忧虑。

我曾陪同个案进行检测，当时有一位男士陪同因针剌而进行检测的太太。忽然，他拉走了太太，并告诉太太不要检测了。如果政府知道你感染爱滋，会把我们全家都捉走。我当时非常惊讶，原来现在的香港对于爱滋病的认识仍然停留在非常原始的状态。

事实上，联合国爱滋病规划署（UNIAIDS）早于2011年曾针对香港爱滋病建议策略（2012-2016）向顾问局发信，指出“‘依旧行事’的爱滋病风险预防方式在男男性接触者和跨性别人士社群里已经不再可见。这些人群的爱滋病感染数据显示出我们的集体预防方式遇到失败的频密程度远远多于成功或接近标准。”

香港爱滋病顾问局（下称顾问局）对此仍然视而不见，其实不改变人们对于性的看法、对于使用安全套的态度及其他多管齐下的预防策略，再继续倡议“预防爱滋病，请戴安全套”是并不足够。

就香港爱滋病建议策略（2012-2016），当中所提及的十一项目标推行进展大致达成目标，可见顾问局于上一个五年能完成所订立的目标。根据香港每年爱滋病病毒感染及爱滋病统计数字，由2012-2016年间，个案数字不跌反升，而且升幅比以往更高。由此可见，顾问局所订立的香港爱滋病建议策略根本未能对症下药。

事实上，美国疾病管制中心早前宣布，当爱滋病病毒感染者接受治疗后，而其病毒量达至侦测不到的水平（Undetectable），便很大程度上不会再经由性行为传播爱滋病病毒（Untransmittable）。

有关的研究可说是一大鼓舞，顾问局应该大力宣传有关最新的病理知识（U=U），让大众理解Undetectable的感染者已经很大程度上不会再传播病毒，同时让感染者愿意尽快投入医护系统，达到治疗则预防的效果。

对于爱滋病，以往所知是透过性接触、血液接触及母婴传染。但有关的医学研究证明除了以上的传播途径，还需要衡量感染者的病毒数目。换句话说，即是感染者的病毒量达至侦测不到的水平，并不会透过以上途径传播病毒。

由此可见，只要感染者知道自己受感染，并且愿意走入医疗系统治疗，病毒量达至侦测不到的水平，便可大大减低社会上传播爱滋病的途径。奈何，顾问局似乎未有大力推动与宣传有关的病理知识予公众。同时间，亦未向治疗则预防的方向作防治工作。

故此，我在公听会上亦要求政府提供若干重要的数字，惟政府并未直面回应有关的要求。

首先，检测方面。现时爱滋病检测工作非常依靠NGO推动，故信托基金每年都会拨款予NGO为社群进行快速测试，不过只集中在顾问局所谓的高风险社群，主要是男男性接触者。NGO推动的检测教育工作可见其成效，包括于酒吧派发安全套、于桑拿进行快速测试等。

相反，在异性恋社群非常缺乏相对应的教育工作，故此异性恋社群可能未具广泛检测的意识。即使，其希望进行快速测试，但因信托基金削减了异性恋社群的拨款，变相只有极少数的NGO可以为异性恋社群进行快速测试。

我在会上要求政府，提交或研究有关现时香港对于爱滋病抗体的检测率。因为只有提高整个香港的检测率，才能知道有多少隐形的感染者，为他们提供治疗，以达致治疗即预防的效果。另一方面，要为HIV及AID作社群分类，若异性恋社群的AID比率比HIV比率高，就更能确定在异性恋社群的检测意识极低，变相并不知道自己为感染者与否。而事实上，每个人都有机会感染爱滋病。

其次，即使感染者愿意走入医疗机构，但若果并未造就一个友善的医疗环境，只会令感染者流失。香港的爱滋病病毒治疗十分先进，可是恐惧及标签令不同人士，特别是性小众不敢向医护人员或其他人就健康问题求助。故此，我要求政府提交现时感染者就医后的流失率及研究流失的原因。而政府亦应进行相对应的政策造就友善环境：尽快订立《性倾向歧视条例》，并且提交立法的时间表，免却性小众所遭受的双重歧视，而愿意接受爱滋病病毒检测，亦愿意进入医疗系统；加强认识爱滋病及感染者的教育，让香港市民了解爱滋病只是慢性病，并非世纪绝症。而且当感染者的病毒处于极低水平，根本不会有任何的传染性；停止再以滥交作为感染者的标签，包括医护人员、政府及大众，有关的标签只会加剧感染者的心理压力，最后离开医疗系统。诚如我开文所说，其实不改变人们对于性的看法，事实上作任何的工作都是徒然。

最后，政府理应加强感染者的支援。香港爱滋病基金会曾于2015年10月调查，发现66%院舍明言拒绝接收爱滋病感染者，另有14%院舍不愿答复，结果仅有20%院舍表示愿意接收感染者。院舍拒收的理由主要是担心无法提供感染者需要的隔离病房及高度护理服务等配套及担心会流失前线员工及旧有院友。由此可见，虽然爱滋病在香港已经超过30年，不但一般大众对此不理解，甚至具专业资格的人士亦不甚理解，仍误以为爱滋病是世纪绝症，曾有院舍的前线员工担心接触感染者会被传染，因而拒绝照顾，甚至有人直言因此辞职。在现时人手短缺下，管理层担心员工流失，于是拒收爱滋病病毒感染者。

另一方面，感染者缺乏情绪支援的服务。现在，感染者就医的地方通常是综合服务，包括全面的检测、注射疫苗、医生与护士的会面、驻院社工等，而且全程并不会高呼感染者的名字，而是以编号代替。当中惟独欠缺情绪支援的服务，但事实上感染者因种种原因均有机会有情绪上的波动与情绪支援的需要。

自1981年6月6日，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通报全球首宗爱滋病毒感染案例，爱滋病于世界各国蔓延。80年代，世界各国均对于爱滋病心存偏见与歧视，甚至放弃优先处理研究爱滋病的治疗，至今爱滋病已造成超过三千万人死亡。事实上，每一位感染者都是活生生的人，而非一组数字。纵使，医学昌明使感染者的寿命与正常人无异。但心理上的压力似乎从未因医学昌明而消退，歧视和偏见足以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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