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饶宗颐辞世】有过饶宗颐，香港真的不再是文化沙漠？

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与世长辞，两岸舆论突然涌现诸如“有过饶宗颐，香港不再是文化沙漠”的声音。诚然，饶先生对在港弘扬传统中华文化及教育后进贡献良多，他亦曾主动驳斥香港是“文化沙漠”之说。然而，随着他的仙游，我们再看香港是否脱离“文化沙漠”，情况又非如此……
撰文：郭文德

知名学者饶宗颐先生于2月6日在律敦治医院去世，一众高官以至国家领导人纷纷表示沉痛哀悼，又盛赞他在文学、史学、哲学等人文学科领域钻研深入，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还称呼他为“香港和世界在学术和艺术界的瑰宝”，坊间更有评论引述饶先生的成就作为本港“学术自由”之证……可是在今日的香港，像饶宗颐先生这种文史哲及人文学科领域通才，又真的如此受器重吗？

香港这么繁荣，怎么是文化沙漠呢，沙漠中也有绿洲，我就是一个绿洲吧……

众所周知，香港过去经常被人贬称“文化沙漠”，而且这个蔑称至今仍不时出现，饶宗颐先生曾在一次访谈中为香港抱打不平，他说：“香港这么繁荣，怎么是文化沙漠呢，沙漠中也有绿洲，我就是一个绿洲吧……”然而沙漠之为沙漠，除了在于地表普遍不见植被之外，还在于砂土欠缺肥料而难以耕种；那么文化沙漠之为文化沙漠，同样不只代表这个地方没有知名文人，也意味其人文学科教研不获重视。饶老本人作育英才、亹亹不息，在港教出的许多学生后来都成为著名学人。可惜单凭他这一块绿洲之力，似乎仍未能够扭转香港文化沙漠化的趋势。

人文学科备受轻视　机制不利孕育通才

轻薄人文学科的现象在香港一直属于常态。香港各大学的文学院学生数目一直维持在总数15%左右，开设课程的数目及比例绝不算低，但是在历年大学联招最多人报读的科目清单上，与人文学科相关的文学士课程却始终长期缺席，反映这些课程普遍不受欢迎。让问题雪上加霜的是，这种现象已经开始蔓延到中学。

根据去年底考试及评核局公布中学文凭试考试报告，中国文学科、历史科参与考试的学校数目连续四年录得下跌，尽管中国历史科报考人数有微升，惟其参与学校数字同样减低。单看考生报考率的话，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两科的表现甚至逊于港英殖民时期。

褒扬文史哲学人　资助却背道而驰

此外，本地的图书馆藏品分配也反映出对人文学科领域的轻视，管理者显然无意购入太多这类书籍。就以饶宗颐先生的著作为例，去年初由广州花城出版社刊行的《选堂诗词评注．黄石集》，至今只有与他关系较深的香港大学、中文大学图书馆入藏；即使是2009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同样仅有港大、中大以及岭南大学图书馆购置了实体藏本。而在香港政府公共图书馆系统里，更加完全不见上述两作踪影。既然本地图书馆对一代大师的论著都收藏得如此不齐全，那么谈何叫学生、公众去研读大师的作品？以至跟随饶宗颐先生的脚步去研究文史哲？

位处高教界顶端的人文学科研究人员，亦没怎样好受。学术研究有赖政府资助支持，当高官纷纷盛赞先生钻研文史哲的成就时，港府对人文学科研究经费的分配情况是怎样呢？

据大学教授资助委员会的统计数字，2017/18年度“优配研究金”人文学及艺术有203个申请项目，最后有53个项目获得约2,000万港元资助；在14个学科小组中，其获批项目比例为倒数第5名的26%，而合计资助金额则为倒数第4名的3.3%。在历年遴选过七轮的“卓越学科领域计划”21个项目中，只有第四轮的“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勉强属于此一领域。

无论如何，文化沙漠最后一块绿洲的水源已经干涸。香港过去几十年都无法将它扩展成繁盛丛林，现在是否要去认真想想如何保护残存植物的未来呢？怎样缅怀过去碧水清泉的好，也无法改变它已消逝的事实；反而当下顿失灌溉、随时凋萎的人文幼苗，才更值得关注。巧合的是大陆传媒为饶宗颐授予最后一位宗师、通人等桂冠，本意大概是想彰显他在文化方面的成就和贡献，不过听在香港人的耳里，或许正提醒我们别让一代国学大师之死，连带拉着香港整个人文学科领域陪葬入土。

另一方面，我们强调饶宗颐于香港成就与影响的同时，也不能忘记他并没有受过香港本地的教育。他早年的文化训练来自家乡潮州，其父坐拥粤东地区最大藏书楼，并致力培训他自幼学习诗词歌赋。大陆政权易帜以后，饶宗颐是众多南来文人的其中一人，由于在移居香港前已有教研经验，故相继获聘任教于中大新亚书院中国文学系及港大中文学院，而这才是他与香港学界关系的起点。从这一角度看，饶宗颐固然是香港学者，但却无法视之为香港本地出身的学者，由此便引发出一个问题：香港本地能不能出现另一个饶宗颐延续其志业？

学院游戏规则遽变　搏命满足量化指标

饶宗颐于1978年退休。据传他认为文史学者黄金时期在60至75岁，他又说过：“做学问不是斗搏命，而是斗长命。”碰巧这些说法都可以体现在饶先生的学术生涯，譬如其学术著述很大部分就是退休后才面世，个中原因与他长年知识的累积和沉淀有关。可是，也不能忽略饶先生退休前后的客观学术环境差别，正是在1980、90年代之间，世界各国陆续有报章与调查机构制作大学排名，从此学术世界游戏规则遽变，开始根据论文发表数、被引数等量化的产出指标，对院校及在职教员评头品足，先生退休之年幸运地避开这场大变。

做学问不是斗搏命，而是斗长命。

试想一下，如果今日本地文学院有某位教授，琴棋书画文人四友皆通，然而没有“搏命”发表研究论著、赚取研究经费，还要等退休脱离院校体系才慢慢整理著述，无法提高产出指标、对大学排名没贡献，那他还可否获得校方继续聘任？正是在这种“Publish or Perish”环境，新一代人文学科教研人员无法享受像饶先生那时的治学条件，再没有融会贯通非其专业的闲暇，也没有长期专注单一议题的空间，而必须有效率地提交不同题目的专门研究计划，并且尽快在学术期刊发表一定数量研究论文。

钱锺书、季羡林于1998年与2009年相继逝世时，中国舆论也引发类似讨论，批评重专才、量化的现代学术界机制不利于孕育通才，两人亦常被拿来跟饶宗颐比较，突显后者在港避过十年浩劫，有机会与外国学术界自由交流。但要注意的是，在学术界机制扼杀文史哲空间的问题上，今日香港的情况未必一定比大陆要好。中国基于国情需要还会自行制作排名、出版期刊，香港却总要与国际接轨，说难听点即崇洋媚外。受语言及文化差异影响，以传统中国文化为主的文史哲学科从业者，发表论文渠道当然会在欧美世界遭到很大制约，所面对的困难较国内同行有过之而无不及。

沙漠有了绿洲，本身还是沙漠。持续提供水分改造土地，方能改变这个状态。对一代国学大师的尊重，不应该在其生前死后、定时定候将他当成“国宝”一样搬出来展览和吹捧，而是应该熟读他的著作、学习他弘扬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及珍视他背后的整个人文学科领域，甚至试图效法、继续他的未竟之业。无奈现实却是大师论著若非行内人根本没谁会翻阅，中国文史哲以至人文学科的存亡越发乏人问津，相关研究者也被完全置入了不合宜的量化评核机制之中……在如此条件下，我们怎么期待本地产生另一位饶宗颐先生那样的通才，去继续他逆转香港文化沙漠化的工作？

（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部哲学硕士，剑桥大学中国研究学系博士候选人，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副研究员）

原文刊于第99期《香港01》周报（2018年2月12日）《别矣，一代通儒！谁能延续饶宗颐未竟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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