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专访．一】占中三子陈健民：关心社会始于一场社运
再恐惧，还是得硬着头皮走下去——这是十岁的陈健民经常面对的事情。他的爸爸是毛衣裁缝，而他是家中长子，年纪少少便经常独自到慈云山、土瓜湾等地送货、买冷，他最记得美荷楼一户人，当时他要把毛衣送到那里加工，他可以选择两条路：一边是恶猫，一边是恶狗，恶狗就在那户人的隔邻，有闸挡着，但永远维持着一种将人碎尸万段的气势；避过恶狗的另一条路是什么闸都拦不住、弓起背脊一副战斗格的恶猫，“为什么这里的猫狗都这么恶？”到底今天是要面对恶猫还是恶狗，成为陈健民经常面对的难题。如果那天大难不死，送货成功，他便会跑到美荷楼旁边一个光秃秃的山上，乘凉，看日落，俯瞰深水埗与石硖尾挤得密密麻麻的人与屋，在天黑前归家。那是1960年代的香港：贫穷、挤迫，但相对刚经历完内战、正经历文革的大陆，香港确是一个安安稳稳的避难所。
少年篇：无处不是社会问题
陈健民的父母是逃避战乱来港的一代人，在石硖尾一间木屋定居，没料圣诞夜一场大火，与五万人一起失去家园，后来政府在该处兴建了美荷楼等H型七层徙置大厦──香港的第一代公屋，陈健民就在那里出生长大。他一家八口，五兄弟姊妹，与父母和婆婆住在约一百呎的单位，家里还要放置机器和货物，他从来没有属于自己的一张床。一家人吃晚饭，有时因饭菜太少，母亲怕招人笑话，就关上门窗不让人见；饭后，他抱着自己的帆布床到街上与其他男孩斗快霸位，以为可以一觉睡至天明，半夜醒来，忽然发觉正下大雨——他贪睡，揉着睡眼醒来，发现所有人都把床搬进屋簷了，屋簷没有位，他便抱着床，站在雨中，嗅着雨水打在地上散发的微微腥味，等待雨停。
穷是穷，父母却非常努力地经营一个温馨小家庭，在子女身上投注全部的爱。从小到大，父母都非常紧张陈健民，很怕他病，连夏天也只许他喝热饮，常常教他如何喝热的饮料——长大后，别人奇怪为什么他喝水总是喝得这么大声，雪雪声；长大后，他才发现父母是过分保护子女，怕他们闯祸，常常叫他们不要理会外面的世界。
他的父亲一生受童年影响：父亲的父亲是乡村里的医生，非常热心助人，即使病人半夜叩门也立即应诊，可惜辛劳过度，英年早逝，父亲的童年在贫困中度过，认定好人无好报，不要理社会。
家里温馨，家外却是偷窃、抢劫、打斗、吸毒……他自小看见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那时家家户户的厨房都在走廊，他在家里看见家外有黑帮打斗，随手拿起他们厨房的一个煲，打得对方头破血流。打斗后，大人出来抹干地上的血迹，母亲如常用那个煲煮饭吃。一个噩梦，他做了很多年：梦见徙置大厦那个脏得令他作呕的公用厕所，屎屎尿尿满天满地，不时有吸毒者在厕格昏睡——他问父亲要不要报警，父亲说别管别人的事。外面世界如此混乱，父母却不知道叫他四围送货，如同给了他闯荡的自由，以及学会应付困境。
手执虾片背黑社会诗 逃过一劫
一次夜了归家，他被人箍颈打劫，可是他手上只有一包虾片，他只好背诵一首黑社会诗——他到现在仍会背，讹称自己认识黑社会的谁谁谁，他要搞清楚不同社团的势力范围，说对名字会放行，说错名字会被打。他的同龄邻居曾经告诉他，昨天在火车偷窃，今天持刀行劫，他想着自己的将来会过怎样的生活。
从小到大，他都读不成书，也不喜欢读书，小学小息时，他总是双手握着学校外墙的栏杆，把头尽量伸出栏杆的空隙，他觉得学校是监狱。他不做功课，经常欠交，惯性谎称作业遗留在家，一次老师生气得叫他以后不用交功课，他欢天喜地，觉得世间没有比这更快乐的事，翌日老师又生气地问他：功课呢？在家里。老师要学校工友跟他到家里找功课──当然找不到，只找了妈妈回教员室，与老师倾谈后已是黄昏，母亲在走廊骂他：“你长大后只能做苦力，做不到其他工。”他讨厌读书，喜欢画画，反正家中排行最大的姐姐在小学毕业后已到工厂工作，他排第二，原本打算中学毕业后工作养家，便到重庆大厦问画画师傅请不请学徒──那里是卖油画给游客的地方，这些画称作行画，画的都是一式一样的斜阳、椰树、落日、帆船，他问好了薪金，回校问美术老师的意见。“你画了这些画，就一辈子都不懂画画。”他听了害怕，立时打消这个念头。可是将来可以做什么？
金禧事件成转捩点 发愤苦读
转捩点是1977年的金禧事件。那年宝血会金禧中学因财务问题令数百学生罢课，政府的处理方法是停办该校，原址换一个校名再办校，校监、校长、学生不变，只换走了参与集会的老师。那年陈健民中六，在中学做学生会会长，他的中学每年只有一两个学生考进大学，他一个考进中大的师兄回来在校门外派单张，呼吁中学生到维园参加“金禧事件民众大会”，还说陈健民是学生会会长，应对事件表态。他不懂判断，问校长意见，校长只说是大学生搞事，叫他不用理会。“但对我来说，一年才有一个的大学生一定是英雄来的，怎会乱搞事呢？”于是他拿着单张，想到维园搞清楚这件事。可是如何瞒骗家人？他查到维园当日有一个写生比赛，便替两个弟弟报名，带他们参赛，而他则走进参与集会的一万人里，他不知道台上讲话的人叫司徒华，只觉得他说的都很合理，学校应向公众交代事件，且就事件问责，但为何学校要拒绝？为何校长说大学生搞事？
那晚回家后，他心里有非常大的挣扎，原来读完中学就出来工作是非常危险的事，他自觉对社会一点都不理解，连金禧事件到底谁对谁错都无法判断。他觉得自己对世界很无知，渴望了解社会，教会有人告诉他：大学有——科社会学，他决定要考大学，读社会学。反而当日被带到写生比赛的两个弟弟，后来都修读美术。从读不成书到想考大学，他只余下几个月应付公开试，日夜苦读，五科中却有一科不合格，不符合大学最低入学要求；翌年重考，他考了很好的成绩，去年考H的科目今年考了A。大学放榜日，他与弟弟在徙置大厦的栏杆前等邮差派信。如果不获大学取录，会收到一个小信封，获大学取录则有大信封，里面放满迎新营的资料。他们看见邮差的布袋里只有一个大信封，从一楼开始逐家逐户派信，终于派到他们所在的七楼，邮差拿着大信封问：“有无陈健民？”
上文刊载于第92期《香港01》周报（2017年12月27日）。原文标题为《陈健民：漫漫长夜，静待曙光》，现题为编辑重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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