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宪法与基本法】那些年，杨岳桥与李浩然北上学宪法

“我们每个人都应当问自己，能为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和长远发展做些什么？能为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做些什么？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些什么？”全国人大常委会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上周四（11月16日）在《基本法》研讨会上以此作结。这问题确实老套，但对不少香港人而言，却是避不开的叩问。
时光倒流至回归初期，在加拿大大学毕业的杨岳桥，以及在英国攻读硕士的李浩然，或多或少因为上述三问，毅然选择到内地深造，前者成了北京大学宪法及行政法硕士，后者做了清华大学宪法学博士。
十多年过去，历经各种“变”与“不变”， 法学背景相近的两人，对《宪法》与《基本法》关系的理解不尽相同，他们一个从政当选议员、被视为泛民最耀眼新星，一个专注学术研究、被当成建制重点培训对象，各师各法地实践憧憬中的一国两制。

李飞上周抵港，出席本港基本法推广督导委员会主办的《基本法》研讨会，并以《在国家宪法及基本法下香港作为国家特别行政区的角色与使命》为题发表万言演讲，藉解释《中国宪法》第31和62条衍生的《基本法》之背景意涵，探讨香港特区在国家体制中的政治地位、与中共执政下中央政府的从属关系、以及应该如何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他强调《中国宪法》与《基本法》共同构成特区政府的宪制基础，而中央一方面对港实行全面管治，另方面中央又与经其授权的特区政府，同时对港实行共同管治。

词汇不同本质一致

“李飞照本宣科，讲很多概念性的东西，但我们不是要争论《基本法》是否从石头里爆出来，也没有否认《宪法》是根源！问题关键在于，你今天在一部于1990年颁布的《基本法》里面，强加一些内容进去，什么‘全面管治’，什么‘共同管治’，但《基本法》写的明明是除却国防外交的‘高度自治’！”公民党党魁兼立法会议员杨岳桥，一语道出不少香港人的困惑和心结。

然而，对基本法推广督导委员会委员兼团结香港基金副总干事李浩然而言，却有另一番见解：“李主任的演讲不算‘新鲜事’，很多大家不常接触的‘新词汇’，其实本质内容是一直存在的，讲者一般会因应不同时代、场合及受众的知识范畴，灵活运用不同词汇，例如‘恢复主权’本身就意味‘全面管治’，但不代表‘全面管治’是强加的新事物。”

回到千禧年代初期，这如今意见相左的两人，却走过一条相似的求学路。

“从小就很好奇，想回内地看看，亲身感受那个地方的生活。选择北大，是因为六四、因为王丹，那是最自由、思想最开放的地方。当时想，若要推动一个地方的发展，就应该在那个地方读法律，而读宪法最sexy（有魅力、令人感兴趣）。”杨岳桥于2002年在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取得政治科学学士后，基于那份透过历史书籍产生的中国情意结，负笈北京，住了三年。

期间他曾接受香港电台节目《铿锵集》“游学北京”访问，提到中国发展前途时感言：“印象最深是朱镕基做总理，感觉好好，好有希望。”如今回望那段青䓤往事，再问他是否仍打算回国发展，原本收起嘻皮笑脸、显得一脸严肃的杨岳桥，忽然淡然一笑：“不要将自己看得太重要，或者说，原来自己把自己看得太重要。”

但他对《宪法》的看法是不变的，“《宪法》写得很好，只是执行的过程中出现偏差，当年较大的争论点在于，《宪法》能否作为法庭依据的法源？也就是它在实务方面可以怎样保障人民的权利？这至今似乎没有太大转变。”

普通法思维VS大陆法思维

不过，李飞在演讲中，51次谈及“宪法”，44次提到“基本法”，他从两者的理论基础到具体实践，多次重申《宪法》既是“实现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根本法律保障”，也是香港特区最权威的“根”和“源”，因为没有《宪法》，就没有《基本法》，也没有香港特别行政区。

乍听之下，杨岳桥所言，和李飞所指，似乎“风马牛不相及”。

李浩然点出两者差异的症结，在于香港法律制度所奉行的“普通法系”，与内地沿用的“大陆法系”，在理解法律条文时的思维模式本身就完全不同，前者比较看重条文的文字本义，后者则重视立法原意，“当法律通过后，就像一个已经剪掉脐带的婴儿，在普通法中，这婴儿是独立的个体，但在大陆法中，除了把婴儿当成独立体，还会看看其父母的基因，也就是强调追本溯源。”

李浩然比杨岳桥早一年上京，从法学学士读到法学博士，主要研究《宪法》与《基本法》。“家人很重视培养我的民族观念，所以我从小就到首都认识国家民族。当时在英国读非洲发展学，愈读就愈想看看自己国家的发展，世界观比较不一样吧。”李浩然原本连普通话都不懂得讲，但在北京一读就是九年，毕业后更到贵州省贵阳市息烽县担任县长助理（等同副县长）长达四年，后来回港专注法学研究，曾出版《香港基本法起草过程概览》及《香港基本法案件选编》等书，今年更获选国际青年商会香港总会的“十大杰出青年”。

《宪法》整体适用于港

既然《基本法》与《宪法》的法制背景如此不同，但无论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来港的讲话，还是李飞在研讨会上的表述，却都强调香港特区的宪制基础，是由《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李浩然进一步解释称，《基本法》是《宪法》因应实际情况而制定的特殊法律，在法理层面属于中国宪法体系的一部分，即内地和香港都要遵守《基本法》和《宪法》，而在实际运作上，香港则优先运用《基本法》。

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陈弘毅亦曾撰文指出，《宪法》整体上是适用于香港的，但当中某项条文是否直接在港实施或执行，则要视乎该条文与《基本法》有否矛盾；陈弘毅又提醒，即使某些《宪法》条文并不直接在港实施，但并不代表该些条文在港不具法律效力、或者港人毋须理会。

陈曾举例指出，《宪法》第1条规定，中国内地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宪法》第54条规定，中国公民不得危害国家安全，由于在“一国两制”宪制框架下，“一国”是“两制”的前提，因此香港市民不应从事破坏内地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动，也不应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杨岳桥当年师承两大著名自由派法学家张千帆和贺卫方，杨形容上他们的课是“如沐春风”，不过，他也做过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饶戈平的学生。而李浩然也同样师出名门，他是现任中联办法律部部长、清华大学法律学院前院长王振民所收的第一个博士生。或因如此，或因其他，他俩的求学路径虽然相似，但发展路向却不尽相同，无论是对《宪法》及《基本法》的落实，还是对“一国两制”及“高度自治”的实践，都有着不一样的理解和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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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飞在研讨会上提到，权力与责任相伴相生，当香港特区基于中央授权而享有“高度自治权”时，“哪怕香港特别行政区再‘特别’，对于国家也应当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其中一样履行宪制责任的基本前提，就是要接受中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实。

“我们没有不承认中共的执政现实，也没有要求‘完全自治’。我比较困惑的是，今天你可以突然加一个‘全面管治权’，何时又会有第二套、第三套说法？就像突然间从柜桶底拿了些东西出来，隔一阵子又拿一些，这才是最令我们没有信心的！”杨岳桥眉头紧皱，再次道出港人忧虑，眼前的他，和2005年接受《铿锵集》访问的开朗小伙子判若两人。

“‘一国两制’就像一本写到第八页的书，以后如何，就要靠香港人和大陆人共同书写，希望大家可以多些沟通、放下成见，一起谱写一本更好的书。”杨岳桥当年在节目中如是说。

记者问，“会修正当年的说法吗？”杨岳桥叹了口气：“如果今天我有机会坐在习近平身边，我也会告诉他，‘不要以为香港人要独立、要反你，你想想，在梁振英上任之前，香港是没有人讲独立的，你对我的信任愈多，根本不用捉着我的手去写那本书，而是让我自己去写，最终这本书还不是要由你来出版吗？’”他拒绝出席上周的研讨会，认为那不能真正和李飞沟通。

李浩然则认为，香港人应该尝试放开眼界和怀抱，去理解《宪法》和《基本法》的关系和权责。“香港人本身经历难民发展心态，港英政府又刻意令市民没有身份认同，所以回归后自然不习惯有国家观念，但回归已经20年，即使是身份上作为中国人，也有感情道义需要认识国家，大家如果继续抗拒，视野愈来愈窄，后果堪忧。”李浩然又指出，近年不少关于中央与香港权力分布的政治争拗，都不幸令法律专业成为磨心，故市民更须厘清有关概念的本义和政治语言的包装。

中央宜中立取信港人

杨岳桥在北大的硕士论文导师张千帆，早于2008年撰写《如何实现“一国两制”构想—通过制度造就互信、化解分歧》，当中提到《基本法》是极为特殊的宪制安排，无论对于香港还是大陆，都意味着机遇和挑战，因为在不同的制度和文化背景下，香港和中央必然存在不少分歧，但《基本法》本身已经将两者的巨大差异统一到一起，双方也应尽量展露和解姿态、进入良性互动。

张千帆去年又发表《“一国两制”的宪法解析》一文，当中提到要解决香港当前的困局，在于中央要维持超然中立的政治姿态，积极取得香港各界的善意和互信、相信多数市民的理性与智慧，尽早兑现“一人一票”的选举体制，当香港的和平稳定得到制度保障，中央的权威与主权统一也自然会受到维护。如是者，要争取中央对港信任，是否诚如李飞所言，香港特区及香港人理应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尽早落实《基本法》第23条的立法工作？这值得我们深思。

上文刊载于第87期《香港01》周报（2017年11月20日），原文标题为〈各说各话的香港宪制基础〉，现题为编辑重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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