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繁荣峰会｜叶刘淑仪：威胁繁荣发展迫在眉睫　各国分裂成对立

“2024 全球繁荣峰会”周二（14日）邀请了国际上不同领域的领袖和专家作深度交流，探讨影响全球繁荣最迫切的议题，为全球未来发展开拓新里程。峰会发起人之一、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召集人叶刘淑仪致辞时指出，“环球各国对促进全球共同繁荣上并未有明显的举措，但影响繁荣发展的不同威胁已迫在眉睫。大国为了巩固自身的全球主导地位，不惜以增加关税、金融制裁和出口管制等保护主义政策，来遏制发展中国家获取先进技术。这使世界各国分裂成对立的地缘政治群组。”

叶刘淑仪表示，过去数十年来，让数以亿计的人摆脱贫困的自由贸易和投资环境，似乎已经成为过去。今年将有64个国家举行选举，加上欧盟的选举，这将影响到全球49%的人口。“这些对人类未来至关重要的选举，似乎政治的影响已凌驾于经济之上。”她认为两极化和政治暴力已明显地不断加剧，更遑论乌克兰和中东正在发生极其危急的战争了，“香港是个细小而开放的经济体，面对国际性风险的程度很高，惟我们敢于促进共识，以助解决问题。”

她表示，这次峰会拟定了五个影响全球繁荣最迫切的议题进行讨论，从大国竞争到去全球化、国家安全问题，以及在科技发展和应对气候变迁方面加强合作的必要性。

峰会专题一：全球化与去全球化

主持人前纽约贝莱德集团董事总经理、Apsara Advisory创始人桑晓霓（Henny Sender）强调扭转去全球化或反全球化趋势的重要性，并与观众互动，了解他们是否认为反全球化趋势是可以扭转的。

香港欧洲商会主席阿马特（Iñaki Amate）提到，过往公司只关注销售和股东的盈利，而在过去十年，这情况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他指出，时至今日，股东更加仔细关注私营企业的组织和公司能为社区带来甚么不同，欧洲的机构正在努力将最佳做法引入到香港。他以西班牙政府解决青年高失业率问题作为例子，建议香港政府可从如何鼓励企业为香港带来更多元化的方向入手，以吸引人才。

成为资本董事长及管理合伙人李世默指出，虽然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工业总产值，加起来比美国、德国和日本的总和还要多，但“（中国的）工业产能增加值仍然相对较低，只有约12%” 。他续指，在1960和1970年代当美国处于工业强国的鼎盛时期，其工业产能增加值约占30％至40%，因此若中国要继续发展，并提高人均本地生产总值，就必须缩小这30%的差距。

李世默以苹果公司在中国内地生产iPhone手机为例，说明苹果同时间亦扩大了旗下产品在国内的需求，如今中国内地消费者的市占率已从十年前的3.5%增至现时的26%。

线上参会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经济学教授史蒂夫．汉克（Steve Hanke）分享《了Architect of Prosperity: Sir John Cowperthwaite and the Making of Hong Kong》一书过往繁荣的五个支柱，即“轻税收、小政府、稳定的货币、明智的监管和自由贸易”。他补充说，香港如此繁荣是因为她“始于五大支柱”。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兼亚太社会文化研究室主任许利平教授则指出，东盟和香港对区域和平、稳定、繁荣和发展方面均有著共同愿景，而香港将凭著其独特优势，包括地理、人才储备和自身的国际金融中心的角色，继续成为中国参与全球事务的关键渠道和门户。

在小组讨论的尾声，李世默博士表示我们不能回到过去，“我们必须向前......我们现正经历的是去全球化的过程......以及，我们如何再全球化”，并补充“再全球化后的世界将与上一个的全球化世界截然不同”。

峰会专题二：泛安全化的风险及对发展的影响

“专题二”由叶刘淑仪议员（大紫荆勋贤，GBS，JP，香港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召集人、汇贤智库主席）担任主持人，与黄平教授（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及唐伟康大使（Kurt Tong，美商亚洲集团管理合伙人）两位讲者，一起讨论“泛安全化的风险及对发展的影响”。

汇贤智库主席叶刘淑仪指出，很多国家都关注国家安全，并向美商亚洲集团管理合伙人唐伟康（Kurt Tong）提问：“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曾说，美国并不寻求对中国实施‘技术封锁’，而是希望建立‘小院高墙’，你认为可行吗？”她指随着受到制裁的中国实体增加，愈来愈多美国盟友被禁止向中国出口敏感技术，令“小院高墙”涵盖范围似乎不断扩大，许多美国的科技企业，比如苹果（Apple）、英伟达（Nvidia）和Tesla，皆与中国有很多业务往来，“最终会否损害美国企业和其他美国盟友的业务？”

唐伟康回应指，美国国内对中国“存在不信任的气氛和整体竞争意识”。他指出美国国内推动的方向是要聚焦在“小院高墙”里的“小院”，或超出私营企业所愿意看见的程度”，但“美国企业和美国政府之间正进行积极对话，尝试阻止‘小院’大得犹如一个哥尔夫球场。”

唐伟康就科技“武器化”趋势作回应，指如果质疑所有产品都被视为军民两用，国际贸易将不复存在；但清晰分辨民用及用于国家安全的产品过程复杂，他认为中美双方正尝试通过交流管控相关过程，但预料问题无法轻易解决。他亦重申全球化对美国经济构成潜在影响，特别是大部分产品是由中国涌入。

叶太接着问到香港可以做些甚么，以缓和中美关系的紧张气氛，寻求稳定局势。唐伟康认为正如行政长官李家超周一（13日）谈到，香港是“世界的超级连系人”，他同时提出一些具体例子，包括重开香港直飞华盛顿的航班、“为香港人前往美国寻找更多的机会，让美国人通过这些交流了解香港”，通过往对话交流使香港“重建那些仍然存在的桥梁”，以及强化这些桥梁，将其变得更加牢固。

叶太提出中国被一些人视为威胁，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黄平教授回应时强调，分享发展机遇及建立联系的重要性，应置于断绝联系、脱钩或所谓“去风险”之上。他认为在中美关系中，地缘政治和政治因素不应成为焦点，以避免技术和贸易被武器化。

黄平回顾了1990年代的经验，当时中国的战略重点是“竞合”，即结合竞争和合作。他敦促美国从19世纪的零和游戏思维走向合作。

峰会专题三：科学技术合作和人类未来

主持人科技大学校长叶玉如教授向小组成员提问：“观乎目前全球社会面临巨大的挑战和机遇，各位能否分享一下，国际社会应该在哪些关键领域上合作，以促进科学硏究？此外，你们认为在国际合作的层面上，面对哪些主要障碍？是资金、政策还是其他因素？如何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从而加强合作？”

丹福大学温泽医学教授、医学院结构生物学教授、2006年诺贝尔奖得主科恩伯格（Roger D. Kornberg）回应指，对于在座的政界和商界人士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明白科学资讯的自由流通并没任何不妥。“简单而言，各个国家的政府不了解的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的所有成果都已出版，而且是公开可寻，这就是科学的本质，无论过去和将来都是这样，亦只有这样，科学才能蓬勃发展，以及取得成功。”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校长兼教务长斯宾塞（Michael Spence）同意科恩伯格教授的观点，并且指出由大学进行的科硏成果本为人人共享，但国与国之间的战略竞争经常会造成人为障碍。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资深研究员王晓东则说：“那些试图阻止科学合作的人不知道科学是甚么，也不知道科学是如何进行的。对科学和技术来说，就是要集思广益。”他认为要努力解决目前无法解决的问题。

图灵奖得主、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院长姚期智说：“科学某程度上已经发展到非常可怕的阶段……因为我们进步的速度极快，以致即使是一小撮有知识的人也可能毁灭世界。”然而，如果我们“为了好的目的使用科学，就可以消除贫穷，分配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