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留波图】男主角安东犹哲遗作　导演加比克林杰拍出恋之风景

爱情电影可以很简单，一段关系，一刻片段，平淡的感觉更加细水长流，刻骨铭心。《情留波图》（Porto）便是如此简单、纯粹，在葡萄牙的古老小镇，男遇上女，不一定有完美结局，但至少爱过。遗憾的是，主演安东犹哲（Anton Yelchin）在拍毕电影后数月意外身亡，终年只有27岁。带着对友人的思忆，导演加比克林杰（Gabe Klinger）与《香港01》分享他对爱情、对城市、对独立电影的想法。

难定义爱情

你相信一见钟情吗？“这是一条很巧妙的问题，爱情非常神秘，欲望亦很奇怪，我们尝试去分析我们的感觉，但有时我们会搞混爱情与热情，当下我们或许说不出是甚么感觉，但随着时间流逝我们才开始明白到底是怎样一回事。这是《情留波图》最主要讲的事──回顾过往的部分，回望那段回忆，回想那个时刻。”

这部电影片长不到一个半小时，导演故意不让观众知道太多男女主角的背景。“我的其中一位老师是占渣木殊（Jim Jarmusch），他很多电影都刻意轻描淡写地讲述人们的小故事，没有很多戏剧性的桥段，更多关于感觉。《情留波图》是我第一部讲故事的电影，以虚构的剧本做基础，所以对我来说控制得到很重要，我选择在较细规模、较少资金的情况下展示我作为导演的能力，拍两个人的亲密关系是个好开始。”

已经不在的安东犹哲

电影聚焦在有情人Jake和Mati身上，主演对角色的发挥变得极其重要。幸运的是，加比找到他理想中的男主角──安东犹哲。不幸的是，安东已经无法跟他一起看到最后的成果。“原本这个访问他也应该在场…我因为看了安东的电影而认识他，《Charlie Bartlett》、《Only Lovers Left Alive》、《Like Crazy》等等，我不停在不同的电影看到安东，就算电影拍得很差，他的表现总是亮眼。他的声音中有种脆弱，还有特别的肢体动态，令我想起早年的罗拔迪尼路，他的表现渗出一种内在的黑暗，但同时很讨人喜爱。70、80年代的男角都带点诡异、黑暗的气场，反而令人很容易产生共鸣，观众可以选择爱或者不爱。荷李活现在塑造的角色都倾向刻意讨观众欢心，缺少了一个角色应有的复杂性，而我觉得安东可以做到我说的这种复杂性。我在Joe Dante执导的《Burying the Ex》片场第一次见到安东本人，我在那里观察了他3天，发现他是《情留波图》男主角的完美人选。他很谦逊、很亲切，没有丁点荷李活影星的趾高气扬。他自己开车到片场，又记得每个工作人员的名字，是一个可爱的人，亦是一名专业认真的演员。他不为钱而拍这部戏，真的纯粹为艺术。失去他实在太可怕，我不知怎样用言语形容，他是独一无二的。”

独立与非独立

加比师承“独立电影教主”占渣木殊，他眼中的独立电影，早已不仅仅是主流荷李活的对立面：“以前独立电影等于主流不碰的题材，例如性爱、暴力等等，但现在荷李活电影不再忌讳这些，他们想拍甚么就拍甚么，而且荷李活电影类别也变得多元化。那独立电影还有甚么意义？我觉得最重要的分别就是导演有最终话事权。当你拍一部电影公司的作品，要听从很多不同的声音：出资人、演员的经纪公司、宣传部的人、然后先到导演、编剧，有一大堆东西要融合。但拍独立电影，你有一把主导的声音，是某种形式的独裁，但这种独裁是美好的。独立电影的导演要捕捉当代的情感，但又不能太过教化，我们不是政客，不是要去教训观众。” 他引用德国导演Douglas Sirk的说话：“当你开始想教化你的观众，你拍的就是烂片。”

影评人转行导演

加比克林杰原本为杂志撰写影评，2013年转投导演行列，首部作品是一部名为《Double Play: James Benning and Richard Linklater》的纪录片，一举拿下了威尼斯影展最佳纪录片大奖。一般人会继续在纪录片的道路进发，加比却突然决定要执导剧情片。“人生在世总要不断地挑战自我，如果你留在同一个地方，没有事会发生。每个人都要成长，至少尝试去成长。有时你会有股冲动想与别人分享一个故事，这是创作的开端。当然拍戏很困难，尤其是独立电影，不能全凭干劲，你必须确定自己非做不可。因为你不是为了钱而拍，不是为了虚荣而拍，你是出于对自己的故事有信心而去拍。只有一个人会从头到尾参与这个过程，那个人就是导演。也就是说，所有的重担都会压到你身上。”

由评人的影评人到被评的电影人，又是个怎样的体验？加比笑着说：“感觉不错的，我知道那些评价来自甚么人，我知道他们职业上的限制，所以比起其他导演我较理解影评这回事。实际上影评人与电影人要共同合作，不是分开的两个工作，而是相互影响的对话。他们为作品带出有意思的背景，令观众从有意义的角度去切入。我作为导演一个人是办不到的，我需要对电影有热诚的人帮忙，这些人理解电影，喜爱电影。我爱这种交流，当然，有时都会觉得紧张，好在今次得到的评价都不错。”加比又跟记者讲笑：“如果下次我部戏被劣评，你再来问我同一条问题，可能我有不同答案。”

香港电影的变化

《情留波图》原本有意在希腊取景，但遇着当地经济危机，政府不太欢迎小本的独立电影，加比于是转移阵地到非常好客的葡萄牙小镇波图：“我需要找一处有悠久历史的地方，波图的街巷还保留着马车行驶的特色，当地政府也十分支持电影拍摄。”问导演会否选择香港作下个拍摄地点，他说有兴趣，并表示自己看过不少香港电影：“虽然首次踏足这个城市，但感觉似曾相识。我看到《无间道》入面许多高楼大厦还有天台，走出酒店见到面前的景色犹如亲历其境。”

近年香港电影或多或少由内地出资，加比坦言自己察觉得到：“好多香港电影人都跑到北京去，例如徐克。”他怎么看此现象？在回答前提加比反问：“你在香港可以对中国的事畅所欲言对吗？不会有问题，对吗？”然后说：“我们知道中国的情况很严峻，不是说经济方面，但就艺术自由而言。你如果在中国做电影人，你要经历一系列审查机制，政府不太懂甚么叫艺术，他们不明白言论自由是甚么，对电影人来说十分危险。有好导演如贾樟柯会拍自己想拍的电影，然而同时北京想打造的是有利润的产业，以金钱作底线，无关言论自由。从邵氏兄弟开始拍片计起60至90年代尾，甚至2000年代早期，港产片以前之所以特别，之所以充满活力，皆因有徐克、刘伟强、杜琪峰的商业片，这些导演拥有独特的电影语言，启发了全球不同地方的创作人。除此之外，还有文艺片大手如陈果、王家卫、关锦鹏，支援香港电影的艺术性。他们全部都是艺术家，不断完善电影这门艺术。但我在北京见不到这种进步，因为政府不容许那种可能性。好可惜有时香港的导演为了满足中国市场而要在创作上让步。”

加比又补充，荷李活也不是绝对的自由：“在美国也是一样，我们有言论自由，但会受到财政审查，所以独立电影要集资很困难，大家都想要大明星、动作场面这些容易销售的元素。创作上是自由的，但有没有钱拍又是另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