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十九岁的我︱拆解拍摄同意书条文范围　陶杰：投诉对象应是父母

由张婉婷执导的纪录片《给十九岁的我》，在公映4日后，因为几位在片中被追踪的学生表达不满及控诉学校与制作团队而煞停放映，事件在香港引起广大回响及讨论。陶杰昨日（6日）主持电台节目中与冯智政论及事件，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并从被受争议的“同意书”入手，解释拍摄与放映之间的权益、责任与争议。

陶杰在节目中表示，自己并未有机会观看《给十九岁的我》：“首先《给十九岁的我》这部电影我没看过。我听朋友说很好看，意念很新、很紧凑，不但关于这六位英华女生，更透过他们的毕业成长看到香港的变迁、以及家庭的冲突。”而近日由英华女学生、《给十九岁的我》追踪的其中一位学生阿聆（王卓聆）撰写的万言书，亦引起陶杰的注意，他回应万言书的内容时疑问：“当初他（阿聆）有没有同意拍这部电影？他的家长有没有同意？当初学校与导演有没有用威迫、不人道的方式，以长达十年‘屈’他拍这部电影？”

对于同意书的性质，陶杰表示：“家长代当时未成年的女儿阿聆签了同意书。要签同意书亦代表拍摄方及校方明白拍摄期间会引起某些生活的不便。”而另一位主持冯智政则提到同意书条文第二段内容：“家长明白纪录片版权属于英华女学校所有，并同意学校可以按需要以任何现有或将来发明的方式，在本港或香港以外的地方使用在此同意书下制作的纪录片，以及产生任何部分进行出版、放映、广播、公开展示的用途，所有收益将会拨捐予重建基金。”

对于同意书内容，陶杰无奈地表示：“这条文如果以英华女学校中一级中国语文的程度（作衡量）我认为很清晰。包括了学校外、香港、澳门、大中华、甚至全世界的权利都包括了。这一点没有争辩的余地。而当时尚未成年的学生，便由父母替他们下主意，如果长大后过了五年十年觉得被导演‘玩到煎甩一层皮’，他投诉的对象应该是他的父母，应该是家长的责任。如果家长觉得那五年十年中，女儿很辛苦、抑郁症、要哭诉，家长便应该要向学校表达、不是向导演表达。”

陶杰亦认为，若学生在拍摄中途感到不舒，在手续上理应尽早提出退出，时间点上并不应该为上映之期：“如果有人说同意书并不是合约，应该要在中途退出。如果家长没有任何异议，现在电影拍成了，在全香港放映，根据这份同意书，并不能投诉。这是一种逻辑，是Common Sense。”

而同意书中囊括发行的授权，陶杰表示阿聆万言书中的理解存在谬误：“阿聆所指认为仅限在学校内部播放的想法，同意书并没有这方面的局限。这是同意书所写，先不要谈是否公道、学生开不开心，如果你的父母为你签署了这份所谓‘卖身契’，应该怨学校、怨自己的父母，而不是导演，因为他是你的即时监护人。”陶杰亦借著名童星出身的演员冯宝宝为例：“等于当年冯宝宝，说自己拍戏拍得很辛苦，晚晚拍通宵，冯宝宝长大后不能投诉导演珠玑或李晨风，而是父亲冯峰。有责任的不是中联电影公司，不是李晨风，而是冯峰。”

陶杰认为同意书其实具有明确的空间容许签署后退出：“就算意向书（同意书）不是合约，当然不是。而当拍摄途中，有不舒服的地方，回家向父母投诉，父母可以向学校反映然后退出。”而陶杰亦就同意书是否合约，认为：“在法律层面具有争辩空间，作为一份Agreement，亦有协议的意思。”

冯智政与陶杰论到合约与同意书的分别时，冯智政表示：“合约有一项元素为Consideration，英华女校及片方要付出一些东西（作为交换），例如片酬给予家长，才能称为合约。同意书其实只是一个简单的consenses，中间有不同之处，但在结论上其实对家长有利，因为如果从合约去看，家长要‘退场’其实需要赔钱；同意书如果要‘退场’，家长只要写一封信表达自己不同意，其实就完成。”陶杰亦表示同意：“所以制作一方便问为甚么不退出？你一定要答这个问题，不能回避，过了这么多年、大学毕业了，回望这件事才觉得‘以前做冯宝宝、黎小田畀人糟质得咁惨’，但既然有这份白纸黑字，就应该向父母表达我不再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