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马茶房》：让电影在后“二二八”说话

1989年，由侯孝贤执导、梁朝伟等人主演的《悲情城市》以隐喻手法带出二二八事件，首次突破社会禁忌，激起极大回响。影片也获得威尼斯影展金狮奖，成为台湾首部在国际影展获得大奖的作品。十年后林正盛再次挑战禁忌，执导《天马茶房》，找来当时正红的音乐人林强演唱主题曲、陈章明配乐，并由龙劭华、萧淑慎，以及最近才卷入“台独黑名单”的戴立忍主演。如果说《悲情城市》在叙事上以一个家族兴衰与一群左翼知识份子的命运作骨架，隐晦地呈现二二八；《天马茶房》则是以一个剧团、一间茶房与一对男女的爱情，来侧写1940年代，台湾从日本殖民末期、历经光复，到二二八期间，小人物在大时代下所面对的种种压迫与抉择，以及在无奈与悲哀之余仍不放弃希望的心声。

“天马茶房”真有此地，如今原址已被改建为史料陈列室。当时的“茶房”是知识份子、士绅与文艺人士的“聚脚点”，他们在那里喝茶、交流、畅谈时政与祖国（中国）动向。《天马茶房》中的知识份子与老百姓，多半对“回归祖国”甚为憧憬，对光复台湾但又印象朦胧的“祖国”寄以厚望。人称天马师店主詹天马（戴立忍），是当年非常有名的电影辩士，也是一名与政界关系良好、交际手段高明的地方士绅。女主角阿玉（萧淑慎）是剧团的台柱，卖鱼丸起家的父亲海龙王（龙劭华）擅自撮合阿玉与当地颇有名望的谢医生之子的亲事，阿玉不满却又无法违抗父命，直到遇上从上海回台的“知青”阿进（林强），剧情开始起变化。

甫自上海回台的阿进，在“天马茶房”搬出一大箱由上海带回台湾的唱片，把茶房内所有人召集到厢房，然后播放“祖国国歌”。然而中华民国国歌中的“三民主义，吾党所宗”，却被茶房内的人听成、唱成了台语“下面煮面，稳当妥当”。这令人莞尔的一幕，真实道出语言隔阂的问题与尴尬。日据时期，台语被禁止使用，因此剧团都有“两手准备”—若遇上日军巡视，台上应变措施随即展开，将背景图画换成富士山，演员也会唱起日本歌。天马师为向日本人示忠，甚至还在天马茶房入门处地上绘制美、英国旗，让客人踩踏两旗。

台湾在日本统治期间民不聊生，好不容易盼到光复，却更加郁闷，甚至出现“走了日本人，来了国民政府军”之感。在电影中，来自大陆的军官小宝（钮承泽）因不通日语，加上艰苦抗战八年，对日本人恨之入骨，气愤之下枪杀了一名就要离开台湾的日本人。文化与语言上的隔阂不仅造成人与人的冲突，也反映出当时军警不守纪律、歧视台湾人的问题。当年台湾《新生报》曾报道，“陈仪长官曾屡次下令警察出勤不得带枪，可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警察和专卖局的查缉人员，不但随便带枪，而且随便开枪，这次延平路不幸事件的发生，显然是他们违反陈长官平日不准他们带枪的后果。”

1947年2月27日下午，寡妇林江迈一如往昔地在天马茶房外摆摊卖私烟，在与隔日就要嫁女的海龙王（亦真有其人）买卖私烟时，被查缉员当场逮获。双方因语言不通，林江迈在混乱中被查缉员用枪柄打伤头部倒下，目击民众纷纷冲上前欲围堵，没想到查缉员在惊慌之下误射一名围观民众陈文溪。积怨已久的老百姓见此场景，再也按捺不住，包围公卖局，希望“讨回公道”。人群渐多，占据台北放送局，消息也迅速传到全台各地。这是二二八事件的开端，主政台湾的陈仪，由此开展长达两个月的全台血腥镇压与清乡，外省人与本省人皆有死伤，造成至今难以抹灭的伤痛与对立。男女主角也因二二八而阴阳相隔。

《天马茶房》固然是一部电影，但它演绎的二二八故事与社会背景却真实赤裸。导演在访问中曾坦言，这部电影不是要增加仇恨，而是寄望台湾在政权转移后，一些变动及细微的伤害，需要认真处理。那段经历白色恐怖后无法轻易说出的血腥暴力史，借着电影带出的集体伤痛和记忆，需要继续被看见和聆听。“去蒋化”与“还原二二八”成为台湾推动“转型正义”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