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澜揭60年代影坛黑暗面　用“金劳”贿赂猪肉奖　事后却遭人出卖

1960年代，亚洲影坛风起云涌，日本五大电影公司、香港邵氏、南韩申氏等巨头共聚一堂，催生出“亚洲影展”。表面上是文化交流，实则是暗潮汹涌的权力游戏。那年，蔡澜被指派担任影展评审，任务竟是“用金劳力士收买各国评审”？最后，当蔡澜亲眼目睹当年影坛巨星陈厚在病榻前仍保持优雅，才真正明白：人生如戏，但落幕时，谁又能真正潇洒退场？

以下内容节录自《蔡澜活过》一书

六十年代，亚洲各国都有他们的电影事业。日本有五大公司：东宝、松竹、大映、东映和日活；香港以邵氏最雄厚；台湾、菲律宾、印尼、新加坡各有电影制作。另一支大势力，是南韩的申相玉的申氏公司。

几位大老板一齐吃饭时说，不如来一个“亚洲影展”，可以互相交流，主要还是买卖，当成一个电影市场，一拍即合。影展从此在东南亚的各大都市举行。日本人最为热心，出钱出力地办了多届，他们的制作水准当年最高，要真正竞选的话，奖状一定全部给他们包办，但五大公司志在卖版权，谁得奖都行。 各国派出一至二名评审员。一年，六先生忽然向我说：

“新加坡的评审，今年由你担任。”

“甚么？我有甚么资格？”我问。

“你在学校时写过影评在报纸上发表，凭这一点，你就能够。我说行，你就行。”他说。 其实，六先生要我当成一份子，主要的还有一个重大任务，那就是暗中和各国评审联络感情，影响他们在给分数时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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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怎么做才好呢？”我问。

“到时邹文怀会教你的。”他回答。

“我会替你准备些礼物。”邹先生说。

甚么礼物呢？就是黄金的劳力士手表，就是香港人所谓的金劳了。当年价值不菲，每个男人都想拥有，事前邹先生买了一批给我，我就把金劳一个个送给各国评审。

也不是每一位都贪心，有些很正直，不受引诱，金劳要送谁？那就要看人了。怎么看？从吃自助餐时就可以观察，吃不完也要尽量多拿的，即可收买。

另外有一套评分的计算，最高为十分，一般评审给分数，自己喜欢的电影或演员，给个七八分，不喜欢的给四五分。有一肮脏招数，就是给要得奖的对象十分，给不想让对方得奖的零分，这么一来，就可以一下子把分数拉高。

这一招很有用，后来我当“料理的铁人”的评审时，电视台方面当然不想挑战者赢，就和自己请来的评审讲好，让铁人得奖。我为了公平，如果挑战者的技巧突出的话，我一下子便给十分，铁人则给零分，那么一来就能让挑战者赢；

不过魔高一丈，本来出三名评判的，后来增加成五名，我就变成了少数。电视台节目不过是娱乐观众，我也不在乎了，当成一场游戏，亚洲影展也是如此。

当亚洲影展评审时，我还是日本大学艺术部映画科的学生，同一间大学的教授也当了日方评审，出席大会他一直瞪着我，认不得是谁，问说甚么地方遇见过你？我只是微笑不语。

另一位评审叫熊式一，在影艺圈颇有声名，也曾经组织过剧团公演他编的戏剧。熊式一人长得极为矮小，喜穿一件长衫，又爱去拖女明星的手，有一年在汉城举行，他人不见了，怎么找也找不到，我年轻口无遮拦，叫工作人员到韩国女明星的裙子里面去找。

同年的评审有来自香港的刘大林，他主编最有实力的《亚洲杂志》（Asia Magazine），我和他最谈得来。我们被申相玉请去伎生派对，伎生是韩国的艺伎，不卖身的。刘大林是中国和俄国的混血儿，但一点也没有洋人相，只是眼睛碧绿，那些伎生都纷纷被那对绿眼迷住，自动献身，我就没有那个福份了。

同是混血儿的有胡燕妮，她刚签约，就被公司派来走红地毯，她实在美艳得令人震撼，我陪她走上大会的梯阶时，各国所有的女明星都停下来转头去看她。男人看女人理所当然，但惹得美女也看美女，是真的漂亮得厉害。

我一连当了好几届的评审，熟能生巧。大家争得最厉害的是男女主角奖，当年的奖状虽然也没甚么公信力，但是作为上映时的宣传，是的确有助于票房的，各国都争着要这些奖状。

其实甚么奖都是分猪肉，香港有了女主角奖，男的就要给台湾或韩国，其他就分给印尼或菲律宾。任何国家一得奖，在颁奖时乐队都伴奏国歌，既然大家都不谈政治，台湾以《梅花》来代替，香港也难搞，还没回归之前难道要奏《天佑女皇》？乐队很聪明地奏了《爱情至上》（Love Is a Many Splendored Tbing）（ 1952）。

在武侠和功夫片尚未当道的年代，所有国家拍的多数是哭哭啼啼的文艺片，不是男主角患癌就是女主角肺痨，各种死法，无奇不有，我在背后说坏话：那不是亚洲影展，是亚洲医院展。

一年，我布局好了，台湾评审也收了礼物，结果这两个阴阴湿湿的影评人出卖了我，把奖状分给了自己地方的电影，我人生第一次遭受背叛，才知人心险恶，没有把任务完成，沮丧得很。 六先生拍拍我的肩膀，安慰我道：

“不必太过介意，明年记得除了金劳之外，准备多几个爱马士皮包。”

《裸尸痕》算是成功了，我接着向六先生提出，再请岛耕二连拍两部戏，《椰林春恋》和《海外情歌》，同样在1969年上映。

前者用了当年在香港歌坛红遍半边天的台湾歌手林冲，女主角也是最受欢迎的何莉莉，又由香港派来李丽丽和林嘉当配角，加上副导演桂治洪，另有一批日本的灯光师和摄影师，飞到槟城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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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的是一间四层楼改建成旅馆的公寓，全体工作人员浩浩荡荡搬了进去。当年邵氏电影在星马大受欢迎，也从来没有那么多明星飞到那小岛去，到达时已受影迷重重包围，要当地的警员维持秩序，看他们挥动警棍，打开影迷，我们才走得进旅馆。

借了一间富豪的住宅当主要的场景，我们在那里日以继夜的拍摄。为了节省成本，我身兼多职，做翻译、场务和会计等工作，在外面风吹日晒，皮肤晒一层皮，长了新的，再晒再脱，香港来的矮小精悍配角李丽丽最调皮捣蛋，她脱了不拍戏时也跟着在现场，最喜欢剥我的皮。

工作人员中有一位老先生，是导演徐增宏的父亲，他主要的工作是“放声带”。当年的歌舞片要“对嘴”，那是由一部像放映机那样的工具，有两个轮，装上已经冲印成透明画面的菲林，留下一条声带，经过这个机器放出来的歌，演员听了张口闭口对着嘴，才能准确，这是普通录音机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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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唱歌时也要用一部老式的“米歇尔”机器才能对嘴，非常笨重又很大，和我们当年用的小型“亚厘”机相差甚远，由于我没有经验，在器材方面忽略了这一项，用到时才知道出毛病，这个祸可闯得大了，急得团团乱转。

问题怎么解决？再从香港寄来的话需时，哪来得及？三更半夜时刚好家父来电话，向他提及此事，他回答说新加坡拍马来戏的录影厂也拍歌舞片，还剩下多部“米歇尔”，马上由新加坡调来，才解决了问题。

《椰林春恋》从槟城一路拍下去，经马六甲，到了新加坡完成，一路上种种难题，都靠经验老到的岛耕二一一解决，我们白天工作，晚上喝酒，结下深厚的友情。当年日本导演来港拍戏，除了井上梅次之外，都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岛这个姓，日文念成Shima，我们都Shima-San前，Shima-San后地称呼他，San的日文是先生，结果中国名字为他改成史马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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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子拍完，六先生觉得很满意，卖座也成功，就叫我继续用他导演了下部戏《海外情歌》。 片子由陈厚主演，当年他才三十九岁，角色是一个父亲带着女儿们搭邮轮到海外旅行，我拿了剧本，问他拍不拍呢？陈厚为人豁达，说无所谓，演员嘛，有戏就接啰。

是不是安慰自己，我不知道。

打听之下，知道有一艘半货船半邮轮的英国船要修理，从香港航到新加坡，五天时间，可以廉价包下来，当我们电影的背景。 一上了船，就不分昼夜地赶工，想在这几天内把需要的戏拍完，但这艘是英国船，一切按照英国方式去管理，我们每一分钟都需要赶工，岂知船长说不许，我大发脾气，询问原因。

原来这是英国传统，在下午四点钟一定要喝下午茶。我说你们喝你们的，我们照样开工。船长说传统不能打破，一定要停下一切喝下午茶。 气得我快爆炸，那有甚么破英国传统，但最后还是拗不过整艘船的工作人员，也只好停下来喝一杯。

工作顺利，也终于在限定的时间内把应该拍完的戏赶完，松了一口气。那知道到了新加坡也不准下船，海关人员要上来登记入境手续，慢吞吞地把逐个人的手续办完，才能登陆到新加坡，又浪费了一天。

这些日子一闲下来就和大家聊天，导演岛耕二已是老朋友了，陈厚也拍过我监制的《女校春色》和《裸尸痕》，都很谈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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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朋友是年轻的杨帆，他从台湾来，拍了《狂恋诗》后大红大紫，最受年轻观众欢迎。来自台湾的他，高大得很，人又长得非常英俊，迷死不少人，包括他自己。杨帆一走过镜子必停下来欣赏自己的样子，越来越自恋，到了后期竟然发起神经病来，回到台湾后没事做，逐渐沦落，最后只能在片场中当临时演员，拍古装片时导演一叫，他即刻把假发戴上，但戴反也不管，笑嘻嘻地上镜，弄到最后也把工丢了，不知下落，我听到这消息后非常替他惋惜。

另外演大女儿的是虞慧，就是当年派来日本的“精工小姐”，二女是李丽丽，三女沈月明，小女妞妞，是我疼爱的童星。

片子完成后六先生一看，认为不够热闹，下令补戏，但陈厚当时已因病去世，换了金峰代替他的角色；导演也换人，由桂治洪顶上，这是他第一部当正导演的片子。

年轻的时候总有点自尊心，六先生要求补拍，对我来说，是人生中一个很大的打击，当时心里充满不解与挫折，但后来想起来，也不过是人生过程之一。同在1969年，拍《女校春色》、《裸尸痕》和《海外情歌》时，和陈厚做了好朋友，混熟了之后，忍不住问他：

“很多影迷都说乐蒂的自杀，是你害的，因为你是一个花花公子，这个结也一直打在我心上，你可不可以为我解开？”

陈厚叹了一口气：

“我从来没有向人提起过，乐蒂的个性像林黛玉，总是怨别人对她不好，我当然也不好，但不会做出伤害她的事。”

细节我也没有追问了，也不需要追问，都是成年的男女，之间有他们的私隐，外人不明白，也不会明白，说来干甚么呢？ 当一个演员，陈厚是无懈可击的，他总会演绎出导演们的要求，加上自己想表达的方式，与导演商讨之后把角色演得完美。

但对井上梅次，岛耕二等日本人，话又不通，如何表达？陈厚会把一场戏用三至四种不同的表演做出来给导演看，让他们选了一种，再加以发挥，岛耕二曾经对我说过：

“这么灵活又优秀的演员，在日本也找不到第二个。”

在拍《海外情歌》之时，陈厚已得到癌症，虽很痛楚也不告诉我，在船上一直和我谈笑风生，有时又扮起马克．安东尼，背诵他的演讲。他说得一口好牛津英语，看的英国文学众多，对莎翁的对白，更是熟练，毕业于上海圣芳济的他，是位知识份子，平时最爱旅行和读书。

我问他为甚么要那么表演给导演看，他回答：

“我不知道导演心里想些甚么，所以只有用几种不同的方式来试探，也许他们想把整部戏弄得疯狂夸张，也许他们要的是压抑住的幽默，并不是每一个导演看完剧本就知道他们心目中要的是甚么。”

在没有他戏份时，陈厚也是西装笔挺地坐在旁边看别人怎么演。他当年也红极一时，但永远不摆一副明星相。我们的船开到了新加坡，但因为要等第二天海关人员上班时才会上船检查护照。

新加坡的影迷非常疯狂，听到消息后租了几十艘小艇，坐满了人向我们的船冲来，陈厚听到消息后回舱房换了另一套蓝色的航海双排钮扣西装，白色裤子，悠闲地走出来，双手搭着栏杆，一只脚跷在另一只脚上，做好架势等待影迷来到。

岂知影迷们在远处以为是另一个人，大喊：“杨帆！杨帆！” 当年杨帆的《狂恋诗》刚好上映完了，身旁男女都为他欢呼，陈厚听到了把他那盘着的脚收起，从容地整理了被风吹得凌乱的头发，向他们深深地一鞠躬，退回房间。

这都是我的亲身经历，也在这些前辈身上看到了悲惨的一幕，不管你有多成功多红，始终都有谢幕的一天，时间来到时，都应该向陈厚学习那份优雅。 我跟着把手头的工作做完赶回香港，因为我听到这位老友已进了医院。

坐了的士赶到半山上的明德医院，一急了事前也没有问清楚是几号房间，我在柜台问那些值班的修女：

“请问陈厚先生现在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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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一位陈厚先生？”修女反问。

“大明星陈厚先生呀！你们也应该知道他是谁！”我急得团团乱转。

“没有听过就没有听过！”领班的那个修女板着面孔，一本正经地说。

“我是刚从新加坡赶来的，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听说病得很严重了，你们就让我看一看他吧，就算看一眼也行，我今天非看他不可。”我哀求：“我明天就要赶回日本的呀！” 修女还是摇头。

“圣经上没有说过不可以撒谎的吗！他明明在这里，为甚么你们骗我说不知道！”

我已觉得没有希望见到这位老友。 低着头走到门口时，有个最年轻的修女偷偷地塞了一张纸头给我，写着门号。 我冲了进去，那些老修女看到了要阻止，但我已推开了门，看到陈厚，他向老修女说让我进来。

人本来瘦的，当时看起来体重更是减轻了一大半，陈厚怕我担心，尽量说些轻松的话题，并向我说没事的、没事的，但他知道我是不相信的。转个话题，他说：

“你没有见到我的新女朋友吧？她是个英国人，长得不算漂亮，但是肯听我的话，我叫她做甚么她就做甚么，我起不了身，想要时，只好叫她用口了，哈哈哈哈。”

病得那么厉害，还讲这些事，最后他说：

“当演员时，还可以卸妆，但真人卸不了妆，我这么病，会弄得我越来越难看，怎么对得了观众？我还是离开香港好。我在纽约有些亲戚，过几天等人好一点就会飞去，那里没有人认识我，可以安详地走完这程路。”

我握着他的手，向他告别，走出病房时，看到那个说谎的老护士在外面偷听，也哭了。 陈厚走时，只有三十九岁。

书名：《蔡澜活过》
作者：蔡澜，祖籍广东潮州，出生于新加坡。16岁离开新加坡，到日本留学专攻电影，之后在纽约、汉城、印度、尼泊尔各地流浪。22岁定居香港，其后任嘉禾电影公司副总裁。80年代起至今出版逾六十本著作，种类包括游记、人物、食经、笑话、人生哲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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