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血观音》导演杨雅喆： 我们都是银行的奴隶

在接连夺得金马奖最佳剧情片、最佳女主角等大奖的《血观音》里，一切的权力欲求皆源于土地开发、地皮的炒卖。杨雅喆说：“我们的社会看起来很民主，但我们都是银行跟财团的奴隶。我真的对炒地皮很痛恨，也不要加入这个游戏。”家庭里讲爱，社会里讲虚伪，他们的共同点是爱的控制。爱是控制的最高端手段。当我想通这个事情，社会跟家庭就连在一起。资深电影人吴念真评论称，台湾年轻的导演“已经毅然跟过去的台湾电影告别，在创造出一个新的路线”。

撰文：蔡倩怡 摄影：Lance Chan

今年可说是台湾电影丰收的一年。金马奖的讨论围绕在《血观音》与《大佛普拉斯》。观音与佛，折射了台湾当下的社会情绪。下面的人无法改变，只能求诸虚妄的神佛；上面的人却以神佛的遮蔽，以图争权夺利。资深电影人吴念真评论称，台湾年轻的导演“已经毅然跟过去的台湾电影告别，在创造出一个新的路线”。

接连夺得金马奖最佳剧情片、最佳女主角等大奖的《血观音》，剧本格局精密，以导演杨雅喆形容为“烂掉的花泡在水里”的异色美学，勾勒出1990年代台湾的政商权力场，也直指人与人之间无爱的世界。电影以“必修妇黑学”来作宣传策略，一度让人误会这仅仅是一部钩心斗角的宫廷戏，电影深埋的现实却更黑暗、更鲜血淋漓。满以为导演个性冷酷沉重，他却有一颗温热的心—在金马颁奖台上举起黄色布条，布上写着鲜明的红字：没有人是局外人。

“没有人是局外人”是台湾原住民运动的口号。原住民的处境并非孤岛，而是社会网罗的命运共同体。杨雅喆说，过去财团圈地，原住民被赶出属于自己的土地，“以前到现在根本没有改变。”《血观音》也有一位原住民角色，他位处权力架构中的最底层，命运不由自主。电影里的各种人物、情节也有迹可寻，网络间尽是对剧情细节的臆测，寻找真实的参照。社会上的集体情绪，对不公的无可申诉，只能寄托于电影的世界。

杨雅喆的电影公司约了我们在台北车站附近的台开大楼访问。台开大楼曾发生轰动一时的弊案。前总统陈水扁的女婿以低价购入股票作内幕交易，最终获得巨大利润。案件在2006年被揭破，成为台湾的四大弊案之一。“1980、90年代台湾开始民主化，社会刚解放，但也是黑金开始的年代。现在跟以前没什么差别，黑暗的部分也没有改善。”他站在台开大楼门前，车水马龙贯穿整座城市。他背靠城市的光亮，也伸手探向那深不见底的黑暗。

不急于言志　维持生活是首要

我们在金马奖举行后的数天进行访问。炙手可热的他，日程早已被传媒访问填满，更需跑到各地宣传，马不停蹄。我们访问后，他马上起程前往高雄，没有节省半秒。

他在其他访问曾说，自己是很好访的人，也愿意配合宣传。大抵源于他将电影视为谋生的工作。他坦率直道：“对我而言，拍摄电影是我维持生活的工作，这亦是我做这一行的第一件事。所谓的梦想与理想，想说的事情才是第二件。维生对我来讲是相当重要。”

杨雅喆拍摄广告、电视剧等多年，也拍过两部卖座的电影《囧男孩》（2008）与《女朋友。男朋友》（2012）。名字在台湾影视圈早已不陌生，但他从来不急于言志：“其实我不太分得清楚什么是非得要说。我从一开始工作就会被给予题目。我做很多公共电视的节目，他们都会给我题目，好像是精神障碍等。然后我必须阅读有关的东西，咀嚼后再将它转化。”

杨雅喆是一位倔强的人。即使被命题，也有底线，有坚持。他大学毕业后做过广告公司的企划案撰稿员、动画编剧家，也到过上海当业务销售。由于薪水太低，因此一边上班，一边写剧本。二十七、八岁后，他便没有再上班，成为全职的创作者。他的作品大部分皆由自己书写剧本。他笑言，因为这样做能够收取两份钱。大抵如是，但他对剧本的要求严谨，这亦成了他第一次的抵抗。“最早期入行是拍电视连续剧。其实我只拍过一套。后来有人找我拍连续剧。但他们给我的剧本很不行。他们也不愿意退让。我有点生气，没有接那个案子。我心想：好，那我就示范什么是好的剧本给你看。然后我就写了《囧男孩》。”

不过，杨雅喆也有自己的聪明和世故。他懂得游戏规则，没有要电影公司老板赔钱。“我没有一定要写社会题材。因为那不是商业题材，对老板来说是有压力。”于是，在《血观音》里，社会批判均隐身在曲折的女性心理，周旋在人性的复杂面孔之间。

《血观音》的原初故事锁定在“白手套”（将黑钱漂白的中间人），制片觉得可以发展下去。“刚开始写了大纲，跟现在很不一样。”杨雅喆写剧本的三年时间里，跟许多从事“白手套”的人，还有律师与警察等聊天。身为本省人的他，也特意请教出身外省军人家庭的台湾作家黄丽群，确认台词用语是否准确。制片则希望多加母女的情节，不止于社会议题与凶杀案等。不过，对杨雅喆来说，母女关系的描写，反而是创作剧本的过程中最困难的部分。 

变形的爱　母女复杂扭曲的感情

“我花了很大的力气去阅读，读完之后再反刍，再变成戏。”其中尤为重要的阅读是张爱玲，“光阅读张爱玲便花了几个月。”他不喜欢张爱玲，却又不得不阅读她，不得不走进她作品里的世界。“我视之为工作，就像我过去拍摄精神病而需要了解精神病无异。”

电影里母女感情复杂扭曲，母亲尝试控制女儿，二人之间既爱亦恨，心机算尽。正如《金锁记》里的曹七巧与女儿长安，母亲不愿目睹女儿幸福，于是将其命运毁灭，宁愿二人共同孤独终老。母亲是一道重重的枷锁。棠夫人与棠宁、棠真，不就是曹七巧与长安的化身？“最后一个镜头的确是来自《金锁记》。那两对手的手镯碰在一起。”最后，母亲与女儿，谁也没有逃脱到谁的掌控。

这虚情假爱的说法，让人难以拒绝。到底是为谁好？这不过是以爱之名的苛索。家庭跟世界是一样的。

“我是为你好”是两次母亲对女儿说的话，也是电影里最骇然的对白。这种变形的爱，一直贯彻于电影里，以笑里藏刀的方式来暗算他人。杨雅喆说，这句话亦适用于政治层面，包含电影里的尖锐控诉。“政治上的各种规定也是以这种说法来操作。好像工时拉长了，便以因为有人需要作理由。这虚情假爱的说法，让人难以拒绝。‘好’到底是为谁好？这不过是以爱之名的苛索。家庭跟世界是一样的。”

因此随之而来的对白是“要活得像人的模样”：“因为控制到底变成活得不像人。那就要活得像人的模样。”

“我受不了炒地皮”

被命题的作品，到底还是有话要说。当问他《血观音》里有哪些部分是必须表达？“炒地皮。”他想也没想便马上回答，笑了几声，续说：“我受不了这件事。台湾跟香港很像，地皮被炒得不像话，稍为有点钱的人要当投资客，买地皮再卖出去。财团也赚钱太容易。大家可能不明白，炒地皮对他人是多么的伤害。炒地皮对穷人来说是巨大的伤害。如果他有房子，可能会被征收或赶走。如果他没房子，他本来就赚不多，他要不租不了房子，要不买不起房子。”他是有话要说的人。个人脸书上布满新闻资讯，每个访问也叙述对社会现状的不满。

《血观音》里，一切的权力欲求皆源于土地开发、地皮的炒卖，“我们的社会看起来很民主，但我们都是银行跟财团的奴隶。我真的对炒地皮很痛恨，也不要加入这个游戏。”他直至现在也没有买房子，没有家庭。

我受不了这件事。台湾跟香港很像，地皮被炒得不像话，稍为有点钱的人要当投资客，买地皮再卖出去。财团也赚钱太容易。大家可能不明白，炒地皮对他人是多么的伤害。炒地皮对穷人来说是巨大的伤害。如果他有房子，可能会被征收或赶走。如果他没房子，他本来就赚不多，他要不租不了房子，要不买不起房子。

“对于社会的观察早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我没有办法做一个架空的故事。”他形容为变形的社会状态撑起了故事架构。人性的爱狠也有了因由。没有人是局外人。

爱是控制的最高端手段

电影一部分写政治权力倾轧，另一部分写家庭的爱恨情愁。各种枝节穿梭交叠，一不小心便落得两边不讨好。“后来我想通，家庭里讲爱，社会里讲虚伪，他们的共同点是爱的控制。爱是控制的最高端手段。在政治部分，我写了这些政客，这些坏人怎样控制大家，怎么炒作媒体，怎么炒作‘爱’。最后的冥婚是被迫的。家庭里是我要控制女儿，我还要控制我女儿的未来。当我想通这个事情，社会跟家庭就连在一起。”

“世上最可怕的不是眼前的刑罚，而是那无爱的未来”，电影最后如是写到。因爱而生出希望，亦因而伤害。

我的电影都可满足你的愿望。但会让你非常痛苦。

“希望无力者能在电影得到安慰与救赎。这个年代这样，还能给他们什么希望？电影里描述的人都没有爱，只有利益。跟他们不同的是，你可以在乎很多事。”杨雅喆在金马颁奖台上说，这是一部揭露黑暗、不正向的作品。电影还是给予当权者一记重击。当下的利益不能确保未来恒久的安稳。

“我在金马奖颁奖台上的感谢词里忘了说：这部电影就是要讲这帮争权夺利，把台湾弄成这样的人。我对这些人实在是没话可说。你尽量求自己健健康康，长命百岁。每个人也想万年富贵。那好，我的电影都可满足你的愿望。但会让你非常痛苦。”电影最后收结于获利者奄奄一息，不生也不死。

笃信无爱的报应，也许源自在算命桌旁成长的经历。

杨雅喆的父亲因工作在火车上坠车，只剩下一手一腿，靠着算命维生。算命桌上，人间江湖的恩怨爱恨也化成生死卜卦，一笔勾消。杨雅喆深明人生的不可掌握。

“就算你找到一位很厉害的算命师，他跟你说几岁会死掉，你总以为会这样发生，走到那个点。就算终点是一样，中间有很多过程，算命人没办法告诉你。那是谁也没办法告诉你。就算他怎样预测，你也没办法准备。这就叫无常。”

被迫成长的男孩

生命的无常，让穷富强弱平等。像《血观音》里，说书人在故事以外说唱着各人命途，就像悠悠不可见的神明，却主宰时间的开端与终止。

“小时候会相信这些事情，对小孩子来说就像童话故事。台湾的庙里都有很多善书。我很喜欢看那些书，里面都是写坏人会如何遭遇报应，会下地狱被油锅炸。我小时候常看这类书。”但宗教的报应毕竟虚幻、不真实，所以电影以人们所做的事情产生的结果来报复，舒了一口闷气。

我唯一会重复就是亲情的主题。亲情的可变性还挺大的。比爱情更多。亲情很温暖的部分，也可分很多不同层次来写。亲情的黑暗部分，像这次的创作，也可以分很多角度来写。我摆脱不了家庭这个主题。

杨雅喆的颈项上总戴著一条神秘的金链，为他添上江湖味。“姐姐给的。台湾很多人会这样，成年后会给你一条项链或戒指。以前战乱，或在外工作，就算混得不好，起码还有这个东西来卖掉就可以回家。”金链戴了20多年，一直没有除下。

他家里有一哥，一姐，一妹，小时候住在人烟稠密、龙蛇混杂的永和。他形容，与《血观音》恰好相反，他的家庭一直很平顺，家人也从未限制他的人生道路朝向哪方。直到现在，数月吃一次饭，关系淡常。

“家庭一直在我的作品占了很重要的分量。友情、爱情与亲情，我最常写的是亲情。对我来说是很好用。虽然我不喜欢重复，但我唯一会重复就是亲情的主题。亲情的可变性还挺大的。比爱情更多。亲情很温暖的部分，也可分很多不同层次来写。亲情的黑暗部分，像这次的创作，也可以分很多角度来写。我摆脱不了家庭这个主题。”

为什么摆脱不掉？“不知道、不知道。但我二十多岁就不住在家里。可能有点关系吧。”

高三那年，他的父亲去世。记忆于他豁然。“也许当时年纪尚小。只是觉得今天开始要靠自己，不能再靠家庭。都只是在过日子吧。”家庭变故的同时，也是台湾社会的转型动荡时期。他上大一那年，目击了野百合学运。前作《女朋友。男朋友》正是以野百合学运作背景。“最大的冲击，大概是觉得以前那么多年读的书都是屁话！”社会自由，金钱也流动自由。黑金开始出现，埋下台湾社会许多根本问题。

杨雅喆走过如此时代，不再只写家庭负载的历史哀痛与伤痕。最终交出《血观音》，痛击时代之弊，也写出眼下最尖刻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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