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荡寇风云—当抗日神剧搬上大银幕
撰文：胡炜权（日本一桥大学博士生）
国产历史电影《荡寇风云》（下简称为《荡》）讲述戚继光抗倭此中国家喻户晓的英雄故事。其讲述明朝名将戚继光（赵文卓饰）受俞大猷（洪金宝饰）所托，奉命打击侵扰浙江的倭寇的故事。但是这部电影除了重新演绎历史故事外，也反映了内地片商通过历史影片来进行民族主义宣传的政治意图。
戚继光抗倭的故事，内地在2015年已拍成了30集的历史剧《抗倭英雄戚继光》，并已经在全国播映完毕。所以在某程度上来说，《荡》算是同剧的电影版。《荡》的题材其实并不新鲜，倒是剧本设定，除了还原历史外，还隐含了中、日、韩三国的矛盾。近年中韩两国制作针对日本侵略为主题的影视作品有增无减，而《荡》亦继承了内地流行的抗日剧精神。故此可以说它是将抗日剧移植至大银幕的一个尝试。
倭寇除日本人外 首先还有中国人
《荡》的故事发生在海盗横行东亚的元末明初之交。由朝鲜半岛至闽粤沿岸，在这段时间出现过60次以上的海盗侵袭抢掠事件。这些海盗被称为“倭寇”—虽然“倭”指的是日本人，但如《明史．日本传》等众多史料所指，其实倭寇中日本人只占约十分之二三，其余大多数是福建、浙江以及朝鲜半岛全罗道地区的流民或商人。事实上，包括戚继光在内的边防明将都知道这个情况。甚至，《荡》中提到嘉靖年间，令明朝最为头痛的贼首之一，其实是出身中国安徽的王直。身为中国人的他活跃于海盗活动中，代表了倭寇的全盛时期。后来他中计被明廷诱杀后，其残党依然在舟山群岛一带负隅顽抗，直至明朝多次削弱剿讨之后，倭寇问题才得以完全给解决下来。
当然，王直这些明朝人的活动，并不意味着“倭寇”就跟日本没有关系，因为王直等人也的确跟日本九州地区的一些流氓和武士集团勾结，并引领他们到江南沿岸杀人越货，故此倭寇的成因也跟日本的政局脱不了关系。只是，要是我们尊重这段历史事实的话，那么便有必要冷静地看待剧中那种“日本人为首的倭寇集团”的设定印象。导演陈嘉上所强调的“跟足史实”之豪言壮语，也可能只集中在戚继光怕老婆的故事去了。
那为什么会出现中日混杂的“倭寇”呢？电影并未着墨于此，但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这也跟当时东亚中、日、韩三国的历史互动有着重要关系。14世纪中叶，日本国内因镰仓幕府倒台随即陷入内乱，属于边境的九州地区更变成“无王管”的无政府状态。而朝鲜的高丽王国则刚摆脱元朝的控制，对半岛南方的管治仍然不足。另一方面的中国大陆也处于元末内乱之中，沿海地区早已不受元朝控制。在这个客观条件下，大量受战乱影响的九州日本武士将目光转向朝鲜、琉球以及中国东南地区，“组团”掠夺财货自肥，也可顺便充实军资以应付日本本地战事。
倭寇的成因先是起因于日本国内的政局问题，中、朝两国的局势也为倭寇提供乘虚而入的机会。这些“落草为寇”的日本倭寇与王直等“本土派倭寇”不同的是，日本人为的是掠夺钱财之类的短线目标，无意入侵甚至攻打明朝，也有部分加入倭寇的日本人只是被拐到倭寇之中。不论是日本倭寇还是“本土派倭寇”，他们既是贼寇，也是商人，如明将郑若曾的《筹海图编》等都说明，倭寇之中有不少闽粤浙的商人因为苦于当年明太祖朱元璋所定的海禁政策下，无以为生才铤而走险。所以，他们的目的其实十分单纯直接，就是为了生存及谋利。
郑若曾的《筹海图编》所谓“今之海（倭）寇，动计数万，皆托言倭人，而其实出于日本者，不下数千，其余则皆中国之赤子无赖者，入而附之耳”，这已经十分明显说明事实了。所以《荡》设定倭寇的头领是日本人为首，并且都由他们来组织对抗明军的镇压，是有违史实的；更遑论宣传片那种“天下兴亡”，暗示日本人带领的“倭寇”野心勃勃进犯浙江岑港，甚至安排战事变成持久战。这些设定除了不合史实外，可能别有所图。
中日韩政治矛盾转战影视
《荡》故意淡化中国人在倭寇中的角色，也许并非因为编剧都不谙历史，而可能是建基于中、日两国的政治矛盾。中、日两国自二战以来，虽然早已回复外交关系，但政治经济上仍存在相当多的矛盾。尤其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台以来，积极推动右倾思想，公开参拜靖国神社的举动都刺激了中国及韩国。有见及此，中韩除了一贯的外交辞令外，还开始从文化方面出手，实行“软实力交锋”，韩国除了在国内及海外树立象征慰安妇的少女像外，影视作品上自2010年开始，便隔年拍摄有关16世纪末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半岛的战争片及剧集，另一方面也积极推动“韩流”大量进入日本影视市场。
中国虽然没有办法像韩国那样输出软实力，但与韩国一样的是，中国重视利用影视作品对国民进行思想渗透，借此来唤起民族主义情绪。从近年每年大量推出描绘日本侵略为题材的中国影视作品中可以看到，影片在勾画作为侵略者、大坏蛋的日本人时，多少都带有一定共通的描述手法。例如不断重拍上映的“抗日神剧”，都会将日本军人描写成奸淫掳掠，杀人如麻，视中国人的生命如草芥的衣冠禽兽。他们活像一个个战争机器，只有欲望，没有情感。
作为带有政治任务色彩的政治剧集，这种“初期设定”可谓是意料中事。但是，到了最近的抗日剧，尤其是常在抗日剧集中担当重要反派的日籍演员矢野浩二在内地走红之后，抗日剧的日本人角色也慢慢变得“人性化”—他们会讨论中国文化，与中国的角色打交道，谈聊思想，有侵略野心之余，又会有温情的一面；战争场面则取代了例牌的奸淫掳掠镜头，以及充满奇幻元素的“手撕日本鬼子”等情节。这些转变都是静悄悄地发生，不难想像中国广电总局已经对烂透不堪的“抗日神剧”作出了修正。
另一个重要的改变是，中国内地的抗日影视作品题材已逐渐由近代扩展至古代。近十年的抗日神剧或关系到日本的题材，几乎都以国共内战及二战为题材背景。但如上述的《抗倭英雄戚继光》以及今次的《荡》都跳出了这个“现代”的框架，将中日对立的概念向上追溯至更久远的历史上。
而且，这两套以戚继光为题的作品也不纯粹只是改变了日本人的场景和设定，单纯地让日本军人穿上古代武士服而已。《荡》中的倭寇首领被描绘成极具武士精神，以智求胜的人物，作品内容上也不再一边倒地强调日本武士的入侵，而是稍为贴近史实地描述出中国的流民也参与到倭寇之中。但无论背景如何改变，这些抗日剧其实都带有共通的模式—那就是充满野心的日本人再加以陷害主角的奸臣或汉奸。在绝大部分的抗日剧中，除了必备的日本人外，唯利是图、不顾民族大义的汉奸也是不可或缺的。《抗倭英雄戚继光》描绘嘉靖年间的政治腐败，《荡》中虽然没有找演员专门担演，但在电影介绍中也不忘将明朝有名的“奸臣”严嵩拉下水。
中国版的古今抗日剧都时刻强调“内忧外患”的格局，配合主角的无垢无瑕，以及强烈的国家民族意识。这些设定早已超越了历史电影的框架，成为一种另类的意识教育。相比中国的模式，近年也常拿抗日作为电影题材的韩国则有所不同。例如于2014年放映，以丰臣秀吉入侵朝鲜半岛为背景的韩国电影《鸣梁海战》，则几乎没有加入任何政治元素，将主线都放在战争场面以及英雄主角的形象描绘上。这可能与韩、日两国同样是美国盟国，为避免站在同一阵线的双方关系过于尴尬有关。另一边厢，成为中韩众矢之的的日本在近年都没有相关作品，国内也没有影院放映中、韩作品，尽量回避这些“尴尬”部分，实行“不提、不说、不谈、不见”原则。即使是日本最关心的二战，也绝少提及东亚战场以及对中国的侵略，而只是将重点放在跟美军作战的太平洋战场上。
中、日、韩三国对待相互交叉的历史事件的态度有很大差别。而放眼到影视作品时，也足见三国的电影界为了迎合各自的政治需要，各自摘取诠释所需的部分，进行发酵及政治宣传，这种现象也为三国人民之间对对方的观感转向负面，担当起一定的推动角色。在目前三国之间失去互信的现实下，类似的影视作品将会继续出现，不利一方也会继续以“河蟹”来作抵制措施。随着民粹主义及保守主义再次崛起，中、日、韩三国之间的角力将不再只停留在外交和政治上，文化、影视各方面的暗自角力也已悄悄的起作用了。
（本文原载2017年6月26日《香港01》周报第66期B18版，按此订阅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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