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被捕，让十岁的我见证何谓人情冷暖

上星期，前高级公务员、发展局局长麦齐光公开表示支持曾俊华。他列了不同支持曾的理由，但最人性化的理由莫过于麦齐光惹官非时，曾俊华是唯一一个为他写法庭求情信的高官、还要是他主动写的，使麦齐光觉得曾是有情有义的人。我不认识曾俊华，所以单凭麦齐光的一个故事，其实是很难去评论曾是否一个有情有义的人。但麦齐光引述的这个故事勾起了我一些往事。

1986年，妈妈决定再同其实已与她离了婚的爸爸走在一起。妈妈与我在那年的九月离开香港，去墨尔本与爸爸团聚。我们刚刚去到墨尔本的时候，爸爸在一间期货经纪行做高层，收入可观。他的座驾是一架德国入口的平治房车。他穿的、他用的全部都是欧洲名牌。他出到中式餐馆、唐人街等华侨聚脚的地方食饭、消遣时出手阔绰，不少华人见到爸爸时都认得他，前一句“任生”、后一句“大哥”。老实说，虽然爸爸个子矮小、又不是什么华人江湖人物（他只是一个高收入的白领），但当时在墨尔本跟爸爸出街的确是几“威”的。

不过，在1987年初，爸爸被当地的商业罪案调查科拘捕、他的银行户口亦一概被冻结。原来，他的老板拿了很多客户的钱，但在执法机关行动前已刚刚赶上飞机“走佬”去台湾，剩下被拘捕的就只剩下爸爸与期货行的其他几位高层。他被捕那天，我毕生难忘，但这不是今天文章的焦点，我留待将来有机会再忆述那天的事。

言归正传，当时我们一家一夜之间几乎失去一切。钱，没有了。工作，没有了。车，卖了。名誉，扫地了。屋，二按了给愿意资助爸爸律师费的法援处、变成“卖又死、唔卖又死”的负资产了。正所谓“好事不出门、丑事传千里”，认识爸爸的人很快就知道他的倒霉情况。突然间，很多与他曾称兄道弟的人都不敢听爸爸的电话、甚至在街上见到尝试打招呼都会“扮唔识”而掉头走。

不过，在这一切沮丧中，我们仍很幸运，身边总有雪中送炭的人。在这群人当中，有些一路都是爸爸的朋友，更感动的是有些根本之前与爸爸来往不多、但知道他有事后仍有帮忙。他们各有不同的帮忙方式，有些借钱，有些不时来探望，有些在爸爸后来被定罪后写求情信，有些甚至上法庭做爸爸的人格证人。老实说，这群有心人觉得爸爸在是有罪或无罪对我们当时来说是不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在我们一家最无助时感到人间有情。这份情，比起各人究竟是提供了什么援助更重要。

爸爸被捕时，我大约十岁半。这是一个开始开窍、开始懂事的少年期。爸爸当时的情况令我深深感受到何谓世事无常、何谓人情冷暖，使我知道不应把佳境视为必然、知道人怎样能“反起猪肚就系屎”、知道人亦怎样能无私关怀。那时候的我要突然成熟起来、要生性、要不让父母担心、不要再像在香港童年时那样侍着自己读书有天份就不可一世，因为他们已经有很多烦恼。

对我来说，以上的经历是很难才能度过的（但都没有爸爸、妈妈那么艰难）。不过，没有这段经历，我可能会继续“不知米贵”做一个横行无忌的独生子，及一个自以为是、贪得无厌的学生。回望过去，那段困难日子带来的锻炼教我做人要脚踏实地、知足常乐，是一种另类的福气。

（本文纯属作者个人意见，并不代表他所属律师行或团体，亦不代表香港01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