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每到“2.28”　蒋中正总是被鞭尸？

为何每到“2.28”，台湾总会有人把蒋中正“拿出来”鞭挞一番，称其为“凶手”、“屠夫”、“杀人犯”？

在“2.28事件”出生的孩子，如今已是年到古稀；如若“命好”，大概已是三代同堂，弄孙为乐了。这件70年前爆发的悲剧，或被称为“起义”、或被称为“动乱”，不论是本省人（台湾人）抑或是外省人（省籍不在台湾，从大陆来台者），皆深受其害，责任归属甚至是历史真相，至今仍未休止。“2.28”当天凌晨，台媒消息指台湾著名天主教学府辅仁大学，校园内的“蒋（中正）公铜像”遭到破坏，10多位民众使用发电机及砂轮机等工具试图拆除铜像，铜像的拐杖更因此遭到锯断。

蔡英文政府上台后，力推所谓“转型正义”（Transitional Justice），民进党郑丽君执掌的文化部日前更宣布“推动中正纪念堂转型”，其中一项重要举措就在“2.28”的今天，宣称“为尊重228纪念活动，避免社会对立，中正纪念堂将从今年起在2月28日闭馆一天”，引起外界热议。据台媒报道，蒋家后人之一的蒋万安（原名章万安，当中又是一段故事）受访时表示，“过去威权时代只论功，而蔡政府现在只讲过，两者都是用主观的意识形态来呈现历史，做法上并无不同……台湾已是民主化的国家，对于蒋中正的功过应要有更全面、完整的呈现才是”。

事实上，每到“2.28”之时，被部份人士称为“中正庙”的中正纪念堂之存废总会掀起讨论。蒋中正曾孙、被两岸网友视为“男神”的蒋友柏，曾对建立中正纪念堂一事表达看法，其不仅认同“某种程度去蒋”，也认为蒋中正过世后，国民党立刻替他建立纪念堂的做法是不对的－－“我不晓得我的后代，将如何看那尊铜像，看那个在台北市中心占地几千坪的纪念堂，但是我知道是错的，任何国家领袖在他过世后马上就树铜像盖纪念馆不是什么光荣的事，要做也要等他死后100年。假如100年后的人民还想替你铸铜像盖纪念堂，那才表示你真的伟大”。

所谓“凶手”、“屠夫”背后的意涵，是指蒋中正需要为“2.28”事件中的死伤负上“最大责任”－－“笼统”的讲，作为一国最高领袖，任何事故、动乱、悲剧，蒋中正需要付上责任可谓错不了；然而，若谈到“最大责任”却是争论众多。据台媒报告，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员陈仪深周一（27日）发表新书，“阐述此事真相及责任归属”。陈仪深受访时表示，责任归属不能只靠单一档案论定，而是需要靠长期的推论及研究。不过，“从时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蒋中正）独排众议，维护陈仪、任用彭孟缉的角度来看，他认为蒋介石须负最大责任”。

陈氏宣称，“当他的党内中常会、中执会、国防最高委员会都已经决议，对陈仪要撤职查办，可是蒋介石独排众议、维护他。或者说有幕僚认为彭孟缉不适合担任台湾全省警备司令，可是蒋介石也没有听其他幕僚的建议，还是用彭孟缉来，1947年夏天就接任台湾全省警备司令，所以我们知道彭孟缉后来在白色恐怖时代也杀了很多人，所以，这点说蒋介石要负最大责任，我觉得是确定之论。”

独派史家代表之一的李筱峰，在15年前一篇名＜蒋介石与二二八事件：兼论其责任问题＞堪称此论之经典。李氏在文章有著这样的结论，“蒋介石身为中国国民政府的主政者，一向以民族救星自居，却不能了解战后台湾社会与民心之所须，竟以征服者之心态，在台湾设置形同日本时代总督府复活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制度，且派来军纪败坏、欺民扰民的军队接管台湾”，又指“二二八事件发生后，一味纵容在台军政情治人员，听信其一面之词，而置民间意见于不顾。在台湾的秩序渐趋恢复的情况下，竟贸然派兵来台；于派兵来台之前，不能明察实情……纵容地方上的军宪特务，滥捕滥杀；而于血腥整肃之后，不但没有惩凶纠谬，反而奖恶赏渎”。

至于其反论，即蒋中正不需负上“最大责任”，以台湾如今的政治气氛而言，可谓力排众议的中研院近史所前副研究员朱浤源的论述最为经典。朱氏在陈议深发表史论的同一天，其力陈“二二八事件在台湾发生时，大陆正值国共内战，国府原应派21师随陈仪来台防守，但只派一个2000人独立团来台，但二二八事件参与者包括流氓、乱民、中共地下党等一、二十万人，根本无力防守。陈仪要求蒋介石派21师来台防守，军队到台湾开始行动时已是3月10日”；朱氏又指，当时中共地下党已占领嘉义机场、广播电台，“若军队没来平定台湾后果如何？”且21师来台前，“蒋介石曾告诫除非是共党员才能开枪”。

为蒋中正辩护的论述中，往往亦会剑指“为何出兵”此一层面上－－为什么蒋中正会出兵？日理万机、身陷国共内战的他是否有机会能掌握民情？到底是否有人强烈要求请兵，并误导蒋氏，致使其错判形势？年青学者、国史馆学者苏圣雄本日刊出文章，以国史馆于本年最新出版的《二二八事件史料汇编》第 23 册的档案说明，“出兵”之举，其实是时任台湾行政长官、其后因投共东窗事发，被枪毙伏法的陈仪强烈要求下的决定。

苏氏在文章指出，有关“陈仪请兵”一事，学界中大概有三种说法，一说采用相关人士的回忆，认为陈仪 3 月 2 日请兵；一说陈仪于 3 月 4 日夜间才向蒋请兵镇压；另一说查考陈仪呈蒋电文，指出蒋在决定派兵之前（3 月 5 日前），陈仪皆未请兵。

苏氏指出，根据国史馆最新揭示的关键史料（《二二八事件史料汇编》第 23 册），档案呈明陈仪早在 3 月 2 日便向蒋中正请兵，而陈仪向蒋中正请兵的理由是“2.28”乃“奸匪（中共）利用日本御用绅士、流氓等人，一面造成恐怖，一面破坏秩序，目前情势，非有相当兵力，恐难彻底弭平，陈因此请迅速酌调素质较良之步兵一旅，并请至少先派一团来台，俾肃清奸匪”，而在3月4日，陈仪又向蒋中正报告事件现况，表示台北秩序逐渐好转，人心亦相当安定，“惟各县市尚有暴徒胁迫群众，劫夺军械，包围政府等暴动”，因此再次向蒋中正请兵。

苏氏以实实在在的档案在文章续指，蒋中正收到陈仪的两则请兵要求之后，于5日下令派兵，电陈仪谓，“已派步兵一团并派宪兵一营，限本月七日由沪启运，勿念。”陈仪向蒋要一旅或一团，蒋却只给一团与一营，兵力大概 2,000 上下－－苏氏认为，“这呈现蒋真的觉得二二八事件并不严重，以少数兵力即可予以平定”。

然而，3月5日以后陈仪与军政机关给蒋中正的报告，呈现二二八事件愈演愈烈，对于正在剿共的蒋中正来说，可谓关键－－读者要知道，由中共1927年8月1日在南昌发起暴动，到当时（1947年）“匪患”不仅没有扑灭，反而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况下，蒋中正在收到身为台湾行政官的陈仪之报告，对他影响可想而知。

苏氏在文章指出，蒋中正收到的报告是事件愈演愈烈，大有蔓延之势－－宪兵司令张镇呈蒋中正的报告指出，“此次台湾暴乱，其性质已演变为叛国夺取政权之阶段”，“地方政府完全失却统驭能力，一切由民众控制，暴民要求不准军队调动、军队带枪，并在各处劫夺仓库枪械”。陈仪也转变先前态度，要求蒋至少派遣“有纪律严明、武器精良之国军两师”，并建议派汤恩伯等将领率兵来台；依照编制，两个整编师兵力可达 20,000 多人－－可见陈仪之请兵要求，已令蒋中正视之为大规划动乱，需要派兵来台平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