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陈登真系食鱼生而死？

撰文：陈凯文
近日，01历史刊登了一篇名为《吃鱼生而死的三国名士》文章，声称三国时代的广陵太守陈登，因为食了含有寄生虫的鱼生而亡。然而，这说法有何根据？这又是否事实真相或真相之全部呢？

回应文章：《吃鱼生而死的三国名士》

据查，作者余津铭的说法，可能是出自《三国志‧魏书二十九‧方技传》中，提到华佗曾为陈登治病的经历，《后汉书‧方术列传下》亦有接近的记载。不论《三国志》还是《后汉书》，提到陈登食了什么时，原文都是：“府君胃中有虫数升，欲成内疽，食腥物所为也。”

在典籍记载中，“腥”可以有四种意思。第一个意思，是含有绦虫卵的病猪肉或死猪肉，即是现代人所说的米猪肉，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曰：“星见食豕，令肉中生小息肉也”，古人可能不知米猪肉中的绦虫卵是什么，所以把牠们当作“肉中生小息肉”。

第二个意思，是肥膏，如《周礼‧天官‧庖人》中提到：“凡用禽献，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膏臊；秋行犊麛，膳膏腥；冬行蘼鲜羽，膳膏膻”，东汉经学家郑玄指出，这里的“膏腥”是指鸡膏或猪膏。第三个意思，则是已经传出臭腥味的肉，这也是常用的今义。

第四个意思，则是跟“胜”字通假。很多人不知道，“胜”字本来是一个字，在《说文解字》中，“胜”字的意思有两个意思，一是“犬膏臭也”，一是“不孰也”，即是“胜”字的可作生肉解。至于“腥”和“胜”是否通假关系，训诂学者有不同的说法。明代张自烈在《正字通》认为，“胜”是“腥”的本字，即是“胜”字出现譌变，由会意形声字的“胜”，派生出形声字的“腥”。

清代段玉裁则认为，“腥”是“胜”的通假字，并曰：“今经典膏胜、胜肉字通用腥为之而胜废矣。而腥之本义废矣”。从造字结构来看，“腥”字从肉从星，会意兼形声，这个“星”可以是指病猪肉中的绦虫卵，个人更倾向“腥”含生肉一义，是跟“胜”字通假。然而，不过无论如何也好，生肉只是“腥”的其中一个意思，我们无法确定两本史书中的“腥物”，究竟是生肉还是米猪肉。即使假定“腥物”是指生肉，也无法确定那些生肉，便是生鱼片。

作者认定陈登当时是食鱼生的另一个证据，相信来自《三国志‧魏书二十九‧方技传》这句：“食顷，吐出二升许虫，赤头皆动，半身是生鱼脍也，所苦便愈”，他将此解释成“陈登服过药后，便即吐出了三升多的虫来。那些虫子头部呈红色，尚在蠕动，下半身则黏着生鱼肉”。然而，汉字的“是”从无“黏着”一义，这似乎是作者的超译。

在另一本史书《后汉书‧方术列传下》中，其写法则跟《三国志》有出入：“即作汤二升，再服，须臾，吐出三升许虫，头赤而动，半身犹是生鱼脍，所苦便愈”，即是陈登所吐出的虫，头部呈红色而动，下半身像生鱼肉一样。另一处出入，则是不论《武英殿二十四史》本还是《乾隆御览四库全书荟要》本的《三国志》，都是声称陈登是“吐出二升许虫”，《后汉书》则是“三升许虫”。

虽说《后汉书》成书较《三国志》晚，但刘宋的范晔在撰书时，也有参考另外八家后汉书，而那八本后汉书的成书时期，由三国至东晋也有。是故，我们并不能排除范晔拿《三国志》跟其他典籍比较后，认为“半身是生鱼脍也”语理不通，甚至是笔误，所以才将“是”改为“犹是”。“吐出二升许虫”改成“三升许虫”，可能也同样原理。不过，现时八家后汉书大多散佚，实情如何，现在已难以稽考。

总括而言，本文并不否定陈登吃了生鱼肉而生虫的可能性，可是我们也无法从《三国志》的原文中，断定陈登食的“腥物”是否生肉还是米猪肉，即使是生肉也未必是生鱼肉。作者将“半身是生鱼脍也”解作“下半身则黏着生鱼肉”，则是超译。当文献存在歧义之时，把所有可能的解释列举，是史人或训诂学者应有之态度。

此外，即使“下半身则黏着生鱼肉”一说不是超译，那便代表陈登虽有吃过生鱼肉，但是尚未完全消化。从常理推断，那些“三升许虫”应该不是从“黏着生鱼肉”孳生出来的，既可能是他之前吃过生鱼片，也可能是吃了其他不洁的食物，乃至未煮熟的肉而成。

最后但不能不说的是，作者那句“下半身则黏着生鱼肉”，是译自《三国志》的“半身是生鱼脍也”，到他提及陈登呕出多少虫时，又忽然变成跟随《后汉书》而非《三国志》。这种做法使人不禁怀疑，作者不是没读过《后汉书》，只是那句“半身犹是生鱼脍”的记载，对于他所断定陈登吃鱼生而死的结论不利，因而选择蓄意隐瞒了。

原文刊于《华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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