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解．旅游｜当反消费主义的“城市漫步”遇上消费主义盛行的香港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上周三（2月28日）发表的《2024-25财政预算案》提出全方位打造香港品牌，其中旅游发展局会推动以“城市漫步”（City Walk）等为主题的沉浸式深度游。当具备反消费主义色彩、主打透过步行体验市井烟火的City Walk，来到消费主义大行其道、以车辆主导道路规划的香港，将会碰撞出怎样的结果？
“附近的消失”驱使“City Walk”兴起
“City Walk”最初在国外兴起，被视为缓解“过度旅游开发”（Overtourism）的手段，通常以导赏团（Walking Tour）形式进行：一两位讲解员带领游客在非传统旅游景点中步行，探索城市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去年，“City Walk”成为内地社交媒体上的现象级话题，并且不再局限于导赏团的形式，而是强调以步行方式和较低消费，追求小众和非主流叙事。根据“小红书”去年7月发布的《小红书City Walk趋势报告》，“City Walk”已经演变成为泛指一切“走来走去找快乐的行为”。报告还指出，第一则“City Walk”贴文早在2016年已经出现。那么，它为什么在去年突然成为现象级的话题？
消费模式的改变是最直接的催动力。无论是餐饮、购物还是旅游，越来越多人分享怎样花更少的钱而获得更满足的消费体验。有人将其归因为“消费降级”，也有人认为是消费观念转变带来的“反向消费”、“消费分级”，但客观结果都是消费金额减少。背后的成因或许可以从更广阔的社会层面去分析，内地人类学家项飙提出“附近的消失”概念，说我们超越了具体而繁琐的生活之后，周边的生活好像离我们远去了。他指出，物流、外卖等平台和居住模式在确保安全和方便的同时，也建立了不需要与周边的他人进行互动，就能够满足吃住出行等需求的陌生人社会。这一概念得到许多人的认同，尤其是新冠疫情封控期间，人们被迫通过邻里互助的形式生存，也让大家重新意识到与“附近”建立关系的重要性；于是在防疫结束后，“漫步”便成为探索附近的方式之一。
当反消费主义遇上消费主义
当“City Walk”成为内地年轻游客的新宠，以内地人作为主要客源的香港旅游业，也不得不想方设法迎合这种全新的旅游方式。小红书等社交平台是年轻人出行偏好的风向标，香港旅游发展局显然看到这一趋势，也早已在小红书、豆瓣、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发布推广内容。例如旅发局与小红书合作推出“香港漫步指南”活动，介绍五条具有特色的香港旅行路线，分别括山海漫步、博物漫步、霓虹漫步、涂鸦漫步和文艺漫步。
《2024-25财政预算案》就提到，旅发局会推动以“城市漫步”等为主题的沉浸式深度游，亦会针对年青客群喜好，透过例如推广远足、单车、直立板、越野跑以至野外观星等崭新内容“软销”香港。不过，香港引入“City Walk”之际，未知曾否认真探究其演变历程和兴起因由，以及香港是否具备相关土壤？例如，与内地所面临的“附近的消失”恰恰相反，香港是高密度城市，满布食肆商铺，人们的日常购物和消费基本都可以在“附近”完成，实体经济仍很繁荣，社区也有活力；同时，香港消费主义大行其道，但City Walk本身具备反消费主义的色彩，似乎不能为旅游业带来太多直接的经济效益。
关键是市井文化而非大商场
《2024-25财政预算案》还提出，将以“盛事活动”和“主题年会”打造香港旅游品牌。乍看之下，是要塑造一个高端、繁华的国际都市。然而，这又与“City Walk”的逻辑不太吻合。长期以来，访港游客的消费场景主要集中于高档商场和连锁商铺，根据旅发局的统计，2018及2019年的过夜游客都有约五成的消费用在购物；对于没有过夜的游客，购物占比更是超过八成。但“City Walk”导向的关注对象不是“盛事”或“大商场”，而是“市井文化”。内地“City Walk”流行的路段，正是一些具备城市风味的老城区或城中村，而不是市中心的宽马路、高楼房。这也不免令人疑惑，当官方进场，为原本提倡漫无目的城市探索编写漫步指南，会否消解随心所欲、反主流叙事的新奇感？
去年特区政府推出不少振兴旅游业的举措，但遗憾的是许多活动都备受争议。以美食博览、庙街夜市为例，该些活动本来以小贩文化和本土风情作为卖点，结果却出现贩售食物缺乏特色、价格偏高等问题；与此同时，食物环境卫生署也持续打击无牌熟食小贩，变相扼杀那种自下而上诞生的“夜文化”。当局一边推广，一边清除，做法与推广“城市漫步”同时塑造香港国际都会形象的逻辑相似，好像“市井文化”只有在被官方收编之后才具备正当性，否则就是阻碍市容，不利于经济高速发展，需要被淘汰的产物。
香港用什么吸引游客来漫步
早于2013年，香港已经引入“City Walk”的概念，不少社企、博物馆和民间保育群体都会推出步行导赏活动，只是官方从不重视。2017年11月15日，时任立法会会计界议员梁继昌便就香港发展步行导赏团提出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仅回复表示，未有打算针对有关业务设立发牌制度，但政府一直支持业界提供不同旅游产品。
及后数年，“City Walk”的热度在本土思潮激荡的语境中升温；而在新冠疫情期间，由于边境限制不能外游，不少市民也开始发掘在香港散步的乐趣。城市研究学者黄宇轩撰写的《香港散步学》和《城市散步学》两本书，在过去两年频频登上畅销书榜单。然而，越来越多特色景观正在消失：现存流动小贩牌照不到300个，大排档只剩20多间，五年内有1.6万个霓虹灯被拆卸，深水埗“棚仔”要拆迁，文化博物馆也不保⋯⋯如今当局突然大力推广“City Walk”，但在很多市井文化都已所剩无几的情况下，难免令人担心，香港还有什么在地的街头文化可以吸引外来游客？
漫步人流有望重塑商业型态
美国籍加拿大记者、作家珍·雅各（Jane Jacobs）将自己对美国都市街道的观察，撰写为《伟大城市的诞生与衰亡》一书，批评1950年代主流的城市规划理念影响深远。她指出，统一规划建成的街区无法维持多样性，到最后都容易衰落，反而是小马路、高密度的街道更有活力：“城市产生的多样性，不管是哪一种，事实上是因为城市里有许多人紧密地聚在一起，他们又包含了许多不同的品味、技能、需求、供给和狂热。”
因此，“City Walk”带来的不仅是更多的游客，更是人流量对商业型态的重塑。当城市规划为人的活动预留空间时，商业活动便自然会发生——对于消费场景集中于封闭商场的香港来说，这是一次资源重新分配的机会，更是一次重新思考城市规划的机会。
反思城市规划打造“步行城市”
2010年代，城市研究逐渐重视“人本交通”的意义，并引入步行友好度（Walkability）的概念，根据一个地区中不用开车就能到达附近的商店、学校和公园的可能性及数量，判断该地区适合步行的程度。许多欧美国家也在反思以汽车为中心的道路规划，着力提升步行友好度、打造“步行城市”。“步行城市”的受益对象不仅是旅游观光活动，更是本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因为它是更加可持续的城市规划，能够减少汽车碳排放，为老龄化人口打造无障碍化出行环境，帮助外来人口增加与附近的互动、更快融入社区。
香港“窄马路、密路网”的规划，具备打造“步行城市”的基础，同时由于地少人多，旅游业界接待能力有限，过度开发的矛盾早有显现。值得一提的是，“City Walk”在内地火爆后，也引发不少批评，有声音认为它只是中产阶级对“逛街”的伪装，所谓的深度体验不过是将城市人文作为“被凝视的景观”，仅仅具有打卡拍照的意义，或只是带动文青咖啡店等场景的消费。如果港府只是将“城市漫步”包装成为时尚的打卡路线，借以推广旅游业，而忽视这亦是对市井文化发展、城市规划和文旅资源分配进行反思的好时机，那么最终打造的或许是徒有“国际大都会”空壳、没有文化内涵的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