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其实有“国际创科发展遗址”
维港两岸高楼大厦外墙的大型霓虹灯招牌，曾经也是展现香港夜缤纷的活招牌，九龙东部观塘海滨一幢工厂大楼的整个外墙，也曾被一个巨大的“飞翔F”占据。这个标志代表的是当时半导体产业的王者——Fairchild（中文译名为“快捷”或“仙童”）。1960年代，开发出全球第一款商用集成电路的Fairchild，选择在香港这个弹丸之地开展其走出美国向外扩张之路，与启德机场跑道尽头垂直相对的观塘恒业街是它的落脚点。
观塘海滨曾经的亮丽风景
晶（芯）片的研发与生产如今成为全球兵家必争之地，而在记载芯片发展历史的书籍中，Fairchild落户香港是一个重要时刻，因为东亚地区就是从这里开始，逐渐发展成为全球芯片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想出“飞翔F”的Fairchild工程经理曾忆述，他看到香港很多建筑物外墙都有霓红灯标志，于是决定效法。在美国电脑历史博物馆的网页可以搜寻到这样一张黑白照片：背景是“飞翔F”所在大楼，标志上方有一架飞机正徐徐降落启德机场，前方则有一艘中式帆船。不过，这张图片的主体多已成为过去式——Fairchild的辉煌很短暂，它在香港的工厂也已是没有标记的“遗址”，启德机场跑道则变成邮轮码头，唯一“保留”的是印证香港曾是繁忙渔港的帆船，它成为了香港旅游发展局的商标。
芯片生产在香港的起步其实是成功的，根据Fairchild当年派驻香港的美国管理人员忆述，香港厂1964年建成后，短短两三年间聘用的员工人员已增加至6000人，比该公司在加州聘用的人还多一倍。随后，美国与日本大型电子企业纷纷在香港设立生产基地，带动香港经济急速增长，跻身“亚洲四小龙”，工业出口曾达到本地总出口的八成以上。电子工业的发展吸引芯片领域专才来港发挥所长，亦在本地培养出许多人才。曾于摩托罗拉香港分公司任职的电子工程师刘振韬便曾在接受《香港01》访问时忆述：“九十年代，我四十多岁，公司开七位数字人工挖我……你想像一下，以前香港有一班好似我这种级数的人！”
再后来的故事香港人就都很熟悉了，由于承受不起土地与劳力成本的上升，香港制造业纷纷迁离，电子业也不例外。更致命的是香港政府长期奉行“小政府大市场”的不干预理念，不同政治光谱的社会精英阶层也纷纷奉新自由主义为圭臬，在经济面对巨大转型压力的时期，这种意识形态枷锁使得香港错失了难得的发展机会。回归初期，美籍华裔创投家徐大麟提出在香港建立“矽港”，希望把在台湾发展芯片产业的经验移植到香港，可是“土地问题”成为香港跨不过的门槛。投资者希望香港提供税务优惠及拨出土地满足建晶圆厂的需求，但土地在香港的“惯性思维”里是要“吊高来卖”的，舆论纷纷质疑拨地如同变相让人“炒地皮”，最终港府拒绝拨地，一直虎视眈眈的上海则渔人得利，用土地与税务的优惠成功吸引“矽港”落户，发展成为香港股民现在毫不陌生的中芯国际，亦是名列全球前五大的芯片生产企业。
宁德时代如何带来新希望
时光拖沓二十多年后，创科又再被捧为重振香港经济的救命草。“抢企业、抢人才”可以说是本届特区政府上任一年多来最积极落实的一项KPI，主要对象就包括创科领域的企业与人才。全球最大电动车电池生产商宁德时代上周宣布在香港成立国际总部，令特区政府交出迄今最引人瞩目的“抢企业”成绩单。关注香港金融市场发展的人肯定会被同一时间传出的消息吸引——宁德时代考虑明年来港上市集资，若成事可成为近三年本港最大型新股，但对香港整体的长远发展来说，这只是一个小算盘。
最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要以“产业导向”推动多元发展，说明政府有意识要化被动为主动，更积极地支持和引导经济结构转型。宁德时代计划未来五年在香港投资12亿元及招聘500名科研人员，对这家市值7000亿元及已拥有18000研发人员的企业来说看似九牛一毛，但却为香港带来及时春雨。全球争抢创科发展高地，无不强调其集聚效应，创科局长孙东形容他与财政司司长等政府高层“三顾茅芦”，终于把宁德时代请来香港，如此重视，必然也希望宁德时代能够发挥龙头作用，吸引更多科研投资及更多人才参与促进科研成果落地，形成良性循环的创科生态圈。这才应该是特区政府的大算盘。
愿景很清晰，但从“想做事”到“做成事”，需要跨越一道又一道鸿沟，而香港发展创科的往绩无法让人信服，与邻近的深圳相比，香港在创科发展道路上如今更处于“追落后”。2023年度财富全球500强企业榜上有六家以香港为总部的企业，当中只有联想集团与科技相关，但香港只是它的注册地，而不是主要运营中心。深圳则有十家企业上榜，包括港人熟悉的创科巨头华为、腾讯与比亚迪。为了提升长远和策略性社会经济议题的研究能力，现届特区政府成立了“特首政策组”，深圳短短数十年内从依靠香港发展转变为GDP超越香港的创科重镇，就值得香港的政策制定与执行者好好研究。
如果担心研究不够“接地气”，也可以找出一些具体案例仍深入分析。例如，论及香港如何“走宝”时，本地科研专家最常提起的例子是无人机龙头企业大疆，这家国际知名的“独角兽”由香港培育的人才创立，却无法在香港落地生根，成为香港创科发展之痛。特首政策组大可把它列作专门的调查研究对象，抽丝剥茧地找出影响其创办人从内地来港求学到踏上创业之路再到扩展商业版图的种种关键因素，从而查明香港从高等教育到基础科学研究再到科研成果落地这个链条之间为何一直处于断裂状态，政府对此有什么责任。特区政府既然决心发展新界北打造创科之都，这样的调查研究便显得极为迫切必要。
不能再犯令人难堪的错误
当然，有些现象不用作深入调研也看得出一些端倪，香港留不住大疆的表面原因便早已广为流传。真正需要解决的难题是，是什么东西阻碍着改变，如何才能展开真正的改革。Fairchild五十年前选择前来落户，说明香港有一些得天独厚的优势，但创科产业的发展早已进入另一个天地，如今的香港又有什么优势，如何才能更好的发挥？大疆创办者汪滔曾形容来香港求学造就了他后来的成功，他也成为香港基础科研实力雄厚的明证，但这个优势在香港是否真正获得重视？深圳如今也在全力推动基础科研，早前便高调宣布组建医学科学院，而要数生物医学顶尖人才，香港为数不少，但汇聚这些人才的香港科学院成立多年却显得默默无闻，原因何在？
这些问题说到底都关乎政府是否意识到它能够推动产业发展。引入宁德时代为特区政府落实创科发展蓝图提出的“推进香港新型工业化”开了一个好头，英国生物制药企业阿斯利康早前也宣布将在香港设立研发中心，为香港生物医疗科技壮大了声势。阿斯利康是全球对抗新冠疫情其中一个主要疫苗供应者，专家早已研判类似的世纪大疫仍会再临，香港本身也有研发疫苗的顶尖学者，在吸引外来企业的同时，是否也可以为本地科研专家创造条件，推动香港成为全球疫苗研制中心？
在发展创科的道路上，特区政府正用积极的行动向市民表明它很希望“做成事”。做成事的前提是“能做事”，土地问题曾经使香港裹足不前，错失发展科技的机遇，开发北部都会区首要处理的问题仍然是土地，政府是否已经充分汲取了教训？城市规划与政策研究领域的专家们不无担忧。虽然发展产业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创科生态变化日新月异，不容“叹慢板”，现届政府提出了一些简化规划程序的举措，能否有效扭转为人诟病的官僚作风，仍待观察。令人为官员们感到头疼的是：大事还未办成，小事却一直添乱。政府不断向普罗大众强调发展创新科技的重要性，公共服务的科技应用却屡屡出师不利或临门脱脚，刚结束的区议会选举也成为“错误示范”。
国家对治理者定立的要求是“打铁还需自身硬”，能力是衡量“硬”的一项指标。当政府的科技应用一而再再而三犯错，显然就是能力出了问题，负责资讯科技管理与应用的官员固然责无旁贷，整个公共行政体系的资讯科技能力恐怕也要重新检视。政府要求全港学生接受资讯素养培训，这门课也得为公务员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