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政报告2023．策解｜香港的生育率能够触底反弹吗？
香港生育率连年下跌，位于全球倒数第一水平。根据政府统计处最新数据，2022年全港仅有3.25万新生儿，同比下跌12%——连续三年下跌比例都在一成以上，总和生育率（妇女一生中生育子女的总数）也创下了每名女性生育0.7个小朋友的新低。上周三（10月25日），行政长官李家超发布最新一份《施政报告2023》，破天荒推出数项政策鼓励生育，包括两万元现金奖励、提高免税额度和优先轮后房屋等。
为何香港人不想生育？
香港的低生育症结所在究竟是什么？政府统计处去年年底发布《1991年至2021年香港生育趋势》报告，将本港生育率低主要归纳为以下原因：女性迟婚、未婚、离婚数字上升，已婚女性的生育率亦下跌，小家庭模式流行倾向生育少数婴儿。至于为什么女性选择婚姻和生育的比例越来越少，报告认为是由于女性的教育程度提高，就业机会不断增加，她们在社会上担当更重要的角色，亦较以前独立。报告是从宏观视角进行分析，民间调查结果则提供了更多关注个体感受的信息。例如在今年2月2至15日期间，香港妇联访问了1,176名18岁以上市民，其中仅有24%人表示愿意生儿育女，该数字同比下跌7％；在不愿意生育的原因中，经济压力、工时长及无力置业成为了三大主因。
然而，低生育并非是香港独有的问题，也普遍存在于其它经济发达地区，甚至全球都面临少子化的危机。根据人口学理论，总和生育率至少要达到2.1才能实现“世代更替”——即同一批妇女生育子女的数量恰好能替代她们和她们的伴侣。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今年4月公布的《世界人口状况》年报，全球妇女的平均生育率由1950年代的5，降至2021年的 2.3，逼近生育更替水平。目前全球前15大经济体，生育率都没有达到2.1。
值得注意的是，在农耕时代或经济落后的地区，女性难以展开自己的职业生涯，相夫教子成为她们唯一的价值；此外，过去医疗卫生水平低，婴孩的存活率低，家庭难免选择多生育进行“分散投资”，而现今的家庭提倡少生优生，集中资源培养一两个子女。如此看来，如今的低生育相比于过往的男耕女织社会，似乎是一件更进步的事情。
生育与社会发展如何兼得？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美国经济史与劳动经济学家戈尔丁（Claudia Goldin），她的研究成果之一就是发现避孕药的普及为美国年轻未婚女性开启职业生涯提供了重要的机会。她还通过研究不同世代的数据发现，造成两性收入不平等的原因中，性别歧视和刻板印象的影响已经甚微，家庭制度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因为家庭内部的工作往往落在女性身上。相反地，丈夫在孩子出生后有更大的养家赚钱动机，也有妻子担任孩子的照护工作，因此丈夫有了第一个孩子之后，往往是薪资的提升期。
那么，生育与社会发展就不能兼得？一些欧洲发达地区正在尝试交出两全其美的答卷。
由于经济发展和女性地位的上升，欧洲更早出现低生育的现象。他们通过高福利制度鼓励妇女生育、支援生育女性重回职场，尤其是社会化扶养分担双职家庭的负担。例如在德国，大部分孩子在一岁左右就开始上幼儿园，少数幼儿园甚至可接收三个月大的婴儿。这些政策往往不是某几项津贴，而是成体系地在每个涉及生育的环节提供支援，因为不同夫妇可能在不同环节出现问题。
不同症结需要对症下药
有趣的是，在性别刻板印象更严重、性别劳动分工更不平等的地区，生育率会更低。一项针对意大利和英国无子女情况的研究发现，尽管两国的无子女水准接近，但意大利的生育率却低于英国。这是因为英国的性别角色规范不明显，无子女的生活方式也更获得社会接受，结果有生育意愿的家庭会选择生多个子女，而多子女家庭的数量平衡了高无孩率对生育率的影响。
具有“传宗接代”理念的东亚反而出现人口断崖式下跌。东亚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尽管女性受教育程度和经济地位快速提升，但社会和家庭中不平等的性别文化依然根深蒂固；由于生育与婚姻高度绑定，工作和置业的压力以及高度原子化的现代社会就促成了结婚率的下降和离婚率的上升。此外，东亚地区的教育和就业普遍竞争激烈，父母又多奉行“子女中心主义”，因此要付出格外高昂的养育成本。
不过，亚洲一些地区已经出台生育政策奋起直追。新加坡将重点放在改善育儿环境，提供住房、教育方面的保障，怀孕中及已有一名子女的新婚夫妇、已育有至少三名子女的家庭、打算在三个月内结婚的准夫妇，都可以获得优先购买受资助房屋的资格。此外，新加坡政府以累进资助方式鼓励增加子女数目，政府会在新生儿年满12岁前，向其“儿童发展户口”作出等额配对公款，供款额有上限，且按子女数目而递增，帐号内的供款不能够随意支取，只能够用于孩子的教育和医疗等指定用途。
有政策导向鼓励生育是一大突破
从经济角度来说，生育意愿并不完全取决于现在的收入水平，而是未来预期的收入和开支。同样的，生育也意味着对未来生活的期望和投资。那么，《施政报告2023》所提出的生育政策，能够提升哪些预期？
首先是提供直接的经济诱因，两万元的新生婴儿奖励金成为热门话题，舆论普遍认为，两万元对比起深入人心的“养大一个BB要600万”广告语，听起来显得杯水车薪。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记者会上解释说，该奖励金属“利是”性质，政府希望为本身有意生育的人提供帮助，同时释放政府鼓励生育的讯息，并非期望有很多人因此而生育。正如陈国基所言，政策试图照顾住房、托儿等多个方面，释放政府有意支援生育的信号。
建设家庭友善环境才能扫除障碍
在香港，居住空间的狭小打消了很多夫妇打算生育的念头，《施政报告》便尝试就此提供一定保障：新生婴儿家庭在子女年满三岁前可以抽签及优先选购居屋，而轮候公屋的时间也可以缩短一年。这项对昔日的“积极不干预”无疑是一大突破，不过，截至2023年6月底，在过去12个月获安置入住公屋的一般申请者的平均轮候时间为5.3年；有了新政策后，受惠家庭的轮候时间仍未达到房委会早年所承诺的“三年上楼”的目标。另外，对比新加坡，香港的夫妇需要先怀孕分娩，然后才能获得够缩短轮后房屋或优先选购居屋的资格；而新加坡的适用对象范围更广，涵盖了怀孕以及计划怀孕的夫妇。
新政策亦尝试解决被诟病已久的家庭友善政策不足问题，主要手段是增加现有支援服务的名额和力度，包括增加“在职家庭津贴计划”、“幼儿中心家长津贴”的津贴，增设十所资助独立幼儿中心、扩展学前儿童课余托管服务和增加“社区保姆”的服务奖励金，从而为更多儿童提供社会化扶养的服务。可惜的是，新政策未有扩展支援政策的形式，也未针对现有政策进行改善。例如一些双职家庭因为不定时加班，难以找到时间弹性的托儿中心；社区保姆能够获得的奖励金较低，且未经受过专业训练，本质上仍然依靠邻里互助运行这一制度。此外，呼吁已久的产假并未见有所增加。陈国基表示，男士侍产假日数早前已增加，现时劳工短缺，如果再增加假期，需要考虑是否存在矛盾。
如何面对少子化的未来？
曾几何时，儿童象征着希望，代表社会的未来，但如今提到新生儿时，却成为很多家长的烦恼，因为生育作为一项对未来的期望和投资，在社会经济前景不明朗、氛围低落的年代里，自然让人失去兴趣。因此，家庭友善政策始终只能帮助想要生育的人，能够放心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却不能够说服没有生育意愿的人去选择生育。毕竟在新自由主义社会的理性计算下，生育显然是一件“不划算”的事情：即使政府给予再多的补助，但仍要付出生理上的病痛、时间金钱成本的付出、无尽的家务和养育的劳作，所换回的子女亲情听起来十分虚无飘渺。
上海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谢晶在一次演讲中指出，我们从生产当中获得价值，也从吃吃喝喝和买买买等消费当中获得快乐；而人与人之间的单纯的相处、关心、聆听、照顾、照顾、相濡以沫的过程，却越来越不被视为可以带给我们快乐和满足感的活动。她提醒听众去思考：低生育率真的那么可怕吗？好像我们最关心的令人担忧的结果，就是人口老化所引发的养老问题。难道它只有多生一点劳动力这个解决方案吗？我们是否可以其他方式，例如透过更合理的二次分配，透过减少消费主义的浪费去缓解它？
低生育可能将成为未来长久的趋势，如何适应一个少子化、老龄化的社会，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老龄化问题严重的日本正努力适应新的人口结构，施政者也在思考如果高龄社会注定会到来，大家应当要怎么做。近年来，日本政府提出“白金社会”、“社会5.0”的创新模式，通过科技手段解决高龄化社会带来的照护问题，鼓励老年人保持健康，继续投身于劳动力市场和社会参与。同时，对社会进行“适老化改造”，例如改装老人的住宅，增加扶手、防滑装置，更新现有建筑和公共交通的无障碍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