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狭小　法规落后　香港零工经济亟待政府扶持

零工经济作为一种在数码经济背景下衍生的新兴生产组织模式，可以通过互联网和移动技术配对对人力资源进行分配，这在一方面提升了服务效率，但同时也因为网络效应而造成垄断性竞争。香港社会近年初尝零工经济带来的甜头，但似乎没有意识到它对传统经济的影响，更没能为此制定相应法规、精准扶植。

谈及零工经济对社会造成的影响，香港浸会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经济系副系主任黄健明直言：“我觉得无论如何，选择增加对于社会而言都是创造了价值。但如何发挥这种价值，政府要非常小心，防止政策上造成不公的竞争。”他说，香港社会初尝零工经济带来的甜头，如果在这时政府选择补贴平台，一定程度上会导致不公平的竞争。“在合理的竞争下，结果一定是消费者和服务提供者同时受益。从事零工经济的人中意这种工作安排的灵活性，消费者获得更多的选择机会。”

法规跟不上新经济发展

这是否意味着政府应该不作为，放任平台发展自生自灭？黄健明认为答案是否定的，他提出，应当意识到零工经济这种新的组织模式对传统经济造成的影响，发展中面临的现实阻碍等，结合不同行业的特征制定相关政策，精准扶植。

“首先需要反思，我们的法律法规是否适应科技迅速发展的网络时代？”黄健明质问道。这一质问其实针对香港Uber至今未合法化的问题。根据《道路交通条例》，如果使用私家车或轻型货车作非法出租或取酬载客；或招揽或企图招揽他人乘坐此类汽车的人士皆属违例。“这条法律有一定的历史背景。”他解释道，“在出租车公司成立之初，因为没有一个固定定价，常常有乘客和司机为价格争执，影响道路交通。后来因此出台了出租车固定价格的法律安排，避免冲突。”然而在网络如此发达的今天，乘客乘坐Uber有订单记录、有GPS定位，还会因为乘车前后司机出尔反尔、取酬不同而吵架吗？“显然是一条落后于时代的法规。”

该条法规对香港的平台经济与零工经济都在产生不利影响。“比如我们知道，在世界范围内零工经济中占据大量份额的正是交通出行行业，该条法规的限制导致香港零工经济在这一行业难以健康发展。”黄健明批评道，“另外，由于Uber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公司不愿公开在香港的相关数据——这对于学者研究香港零工经济的发展水平，统计从业人数和企业营收都有影响。我们因此难以衡量香港零工经济目前究竟走到哪一步。”

而在零工经济与传统工业生产模式之间的关系方面，黄健明分析认为可以划分为两个类型，其一是相互补充，以外卖为例，过去许多餐厅需聘请专门的外卖员，无形中增加了人力成本；出现外卖平台后，餐厅既无需承担外卖员的薪资，又能够扩宽市场，提高销量，何乐而不为？其二则是相互替代，“比如有些产业本身的特点更适应零工经济这种灵活的安排，就会替代掉原有的生产，从而挑战了传统行业。”例如Uber正在抢夺出租车行业的蛋糕，Airbnb瓜分了酒店行业的份额。“我们看到世界范围内都有出租车司机发起抗议抵制Uber，从中可以看到零工经济与传统行业之间的冲突。”因此，黄健明认为前者能够继续发展，甚至发达；而后者发展则有一定阻碍。“我们这么多年的经验观察发现，一旦导致不同既得利益者发生冲突，政府没有什么能量能够平衡，甚至改革相关法规。”黄健明直言。

结合行业特征制定相关政策

“此外，我们要意识到香港本身具有发展零工经济的局限性。”就零工经济的七大行业分类，黄健明指出香港由于市场狭小，导致部份适宜零工经济安排的行业难以长足发展。“比如KOL、知识付费等行业，需要面对一个比较庞大的市场，然后才能有一个很大的经济规模效益。但聚焦香港，因为受到文化语言的限制，这一类产品和零工工作面对的都是香港本土市场，而香港本身市场规模较小，因此很难达到一些较大的国家及地区的发展水平。”

而一站式服务配对平台HelloToby在公司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也折射出香港社会还未对新兴经济产业的发展做足准备。“一个很大的难题是人才不足。”HelloToby成长销售副总监崔慧妮说，“一家初创企业要发展，需要足够且合适的人才，对HelloToby来说主要是在IT领域。”但是，HelloToby也发现，由于香港缺乏科技人才，造成市场人才竞争激烈，具有相关能力的人才就更愿意去大公司，“初创企业就会比较吃亏。”

“结合市场情况，其实不同行业的服务都不同。出租车行业不同于酒店行业，外卖行业不同于家居清洁，需要政府结合行业特征思考如何规管。”黄健明强调，“起码要有这样的思维和思考方向：有新的合作模式出现了，究竟我们应该如何令法规合乎时宜？然后再逐个行业去检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