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倡议．大学改革 (二)｜学术寡头主导的“综合型大学”发展

踏入9月，莘莘学子准备为新学期努力。上周四（9月2日），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特刊》（Times Higher Education）亦为各大学高层颁下成绩单，公布2022年大学排名。其中香港共有五所大学榜上有名，名列全球200大的综合型大学。

所谓综合型大学（Comprehensive University）普遍指一所针对广泛学科研究与教学的大学机构。相对规模较小型的文理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s）、理工、教育学院的模式（Polytechnic College or College of Education），又或纯粹着重研究的大学机构（Research Institutions），综合型大学的发展取向明确地不限于某一个学科或领域范畴，而是倾向多个方面发展。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综合型大学的发展模式成为大部份大学殊途同归的发展方向。不少新学系、学院亦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并成为大学的重点发展对象，而“综合型大学”亦约定俗成地成为政府提供资源发展的方向。

部份亚洲的院校亦在九十年代起跟从欧美的发展模式，矢志发展成综合型大学的规模。1991年，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学院与新加坡教育学院合并，成为今日东南亚著名的南洋理工大学。香港的科技大学亦在1991年成立，并设立社会科学和人文学部，矢志发展成综合型大学，分别在1994年及1999年完成第一批哲学硕士及博士训练。综合型大学的发展意味着大学将享有更大的规模，需要更多的资助。问题是“以综合型大学作为各所院校的发展目标”是在什么时空和谁主宰下出现的产物？“综合型大学”的发展模式令各所本地院校趋同，这个发展方向又是否符合香港各所院校的发展需要呢？

谁主导大学的发展方向

要理解为何香港的大学陆续走上“综合型大学”的发展趋势，必须理解欧洲、美国及英国大学的管治和发展模式。根据美国已故教育学者Burton R. Clark的研究，在欧美国家的大学管理发展一直以来都依赖“协调的三角型”（A Triangle of coordination）发展模式，亦即大学的发展和管理主要受到三个不同持份者影响，包括政府官僚（State authority）、学术寡头（Academic Oligarchy）以及市场力量（Market）。这三个角色之间的互动，创造不同的发展模式。

其中欧洲大陆的大学保留了文理分家，以及倾向职业导向的发展，主要是因为其大学发展模式受政府政策影响；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主要以市场为导向，以及依赖私人捐款及收取学费运作。尽管美国的综合型大学林立，却仍保留规模较小型的文理学院，而且综合型大学主要以自负盈亏模式运作，并不对政府的公共财政构成压力。

至于受学术寡头主导的英国大学在七十年代打后特别受到市场化及政府政策主导。尤其是八十年代英国保守党的戴卓尔夫人主张自由化的市场改革，大学遂在此背景下成功游说政府，大学的管理框架被拆墙松绑。英国的大学扩张在这背景下展开，不少理工学院或规模较少的学院遂循综合型大学发展，并因为发展的议程得到接纳而获得政府资助和政策上的支援。

失焦的综合型大学发展

部份亚洲的院校以致香港在九十年代起便跟从英国发展的途径。在面对市场发展及大学的管理框架放松下，大学的官僚体系向政府提倡“综合型大学”的发展方向，各所大学开始了这场大学的扩张。九十年代起，各所院校遂向政府提出升格成为大学。先有五十年代成立的浸会学院、从广州迁到港岛司徒拔道的岭南学院、胡鸿烈博士及钟期荣博士创立的树仁书院，以及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先后成立的香港理工学院和香港城市理工学院，甚至后来的教育学院，亦陆续向政府游说升格大学及“研究和教学”的综合发展。而且以上的院校亦一一在九十年代起陆续取得政府承认其大学资格，并得到政府每年巨额资助。

理论上，综合型大学的发展符合知识型社会的转型。院校在课程和研究上以横向和踪向扩张，可以为学生提供林林总总的课程，并进一步争取世界排名。然而，这既导致院校的发展方向失焦及趋向类同，政府更陆续失去设定院校发展方向议程的主导权。当每所院校都向政府表示世界的大学趋势是以综合型大学为发展方向，掌握财政分配的政府只能被动配合大学官僚提出的要求，而未能进一步思考每年巨额的大学资助是否可以更积极地推动产业或更专门的院校发展。

发展模式是时候转变了

面对现时大学的发展模式倾向采纳大学官僚提出的“综合型”方向，并且辅以排名作为理据，政府明显处于被动位置。其中一个原因是，现时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UGC）为八所资助院校订下指标“衡工量值”，而其背后思维都延续过去不符香港实际需要的“排名游戏”，以及接纳大学以“综合型”扩张的发展方向。加上，八所院校都依从统一的指标（one applies all） ，亦是令大学无意寻求排名以外定位的原因之一，因此难以发展其院校的独特性。为此，政府应该思考有关的发展方向是否其政策目的，以及其愿景为何。及后，更应循双轨的方向改变现时资助和评审的原则。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应为每所院校度身订做更符合院校发展的资助计划，与此同时亦应改变过去单一的评审标准。更进一步的是，政府每年提供过百亿的公帑资助，如果政府亦不能掌握各所院校的发展方向，错过的将是以教育推动社会转变转型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