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通识科失败经验　未来还要怎改革？

高中通识教育科本学年起被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取代，未来再经历多两届文凭试便会走进历史．仅推行十五年已终结。当年推动教育改革的前教育统筹局局长罗范椒芬及教育统筹委员会成员、教改三头马车之一的前中学校长戴希立，都认为通识科至少在教材上出现偏差，导致后来的异化情况。
虽然已“杀科”，罗范椒芬认为通识科采用的互动和启发思考的教学法在其它科目都适用，不会令教育走回头路；戴希立关注未来要放焦点在引导学生应对资讯爆炸与真伪，令学生具有慎思明辨能力，改革不应停步。

“填鸭式”教育激发政府推行教改

香港的教育一直被诟病是“填鸭式”，回归后的教育改革讨论围绕香港教育只培育出着重记诵的“高分低能”学生，将令新一代难以应对资讯爆炸的年代。“商界给我们的信息是学生需要有独立思考和解难能力，能够与人合作，这比学科知识更重要。这是当时社会对教育改革的期望。”教育统筹委员会展开教改筹划，时任教育统筹局局长的罗范椒芬是重要推手之一，高中必修必考通识教育科就在这个大环境中定了下来。

通识科的设计原意是帮助学生联络各科知识，掌握从多角度探究问题和解决疑难的能力，孕育正面价值观和积极人生态度，培养学生的独立学习能力和跨学科思考方法，最终目的是使学生成为对社会、国家和世界有认识和负责任的公民，达到实现学生“立足香港、背靠祖国、面向世界”的整体教育目标。新高中课程由2009年在中四开始推行，2012年首届中学文凭试举行，通识科是四科必修科中考生表现最好的一科，学生都喜欢通识科的时事内容和课堂上的互动交流。

自2009年推行之后，发生2012年反国民教育科风波、2014年占中事件、2016年旺角骚乱、2019年反修例风波，以及“港独”思潮涌现，无不看到“通识世代”影子。十年间通识科由“改革神科”沦为被指是“潘朵拉盒子”，这个千禧教改，是否一早埋藏了“千年虫”？

弃设教科书　教育局承诺提供社会时事教材

教育当局不审查教科书一直被指是一大错误。罗范椒芬说，当年对设教科书有很大争议，“有说教科书是老师的根，也有意见认为教师不应做‘教书匠’，老师应该发挥专业能力因材施教。”她指当年教科书出版商除了编印学生用书，也会向学校提供教师用书、配套如简报、影片，一整箱给学校，让教师随手可用。“但同一本教科书不适合所有学生，老师需要按学生的能力调适课程。”

课程发展议会最终建议不为通识科设教科书。罗范椒芬指最后决定是基于社会议题经常转变，即使同一议题，各方演绎都会随时变化，教科书追不上社会转变。为协助教师准备教材，教育局当时决定会就着社会时事，随时为教师提供教材资料并放上网，让教师剪裁备课。

一个理想接一个理想，当落地后却是另一个现实。各书商仍然出版教科书，绝大部份中学都规定学生购买，与当局原意有很大落差。罗范椒芬说，通识科“出了事”后，她上网检视究竟当局提供了什么教材，发现与原本计划有出入。“老师习惯了可立即使用，但教材库往往只有资料网站连结，老师要自己再搜寻和准备教案，可能觉得不方便，所以选择用剪报和教科书。”她补充，本港传媒立场及报道的角度各异，让学生看多方面的原始资料很重要。

通识教科书的编纂者不乏大学学者或资深中学教师。由于教育当局并没有为通识科订教科书，因此也没有审视坊间的书本内容是否符合课程宗旨。罗范椒芬引述调查指，有15%学校自编教材，完全不用教科书。

亲看十本教科书：描述国家负面事件居多

罗范椒芬去年底审阅了十本“现代中国”单元的通识教科书，发现有部份内容描述国家的负面事件居多，例如环境污染、上学难、看病难、官员贪腐、互联网言论监督、709维权律师被捕失踪等问题，甚至用贬抑夸张的措词形容事件。她认为这种做法严重影响学生对国家的观感，教师必须引导学生换位思考、从多角度审视问题，理解治理大国的困难，认识国家发展目标。

“书中说的很多是事实，但一定要从当时的社会环境、人民素质和历史脉络去诠释，不能简单地论对错。事情要分点线面，以偏盖全是不公平的。”她不讳言社会上有不少人都是如此，而教科书却是“白纸黑字”被人看到。

至于坊间对“黄师教坏学生”的指控，她相信专业的教师不会把个人的想法灌输给学生。通识教师的培训强调，教师需要持平地引导学生分析不同的观点，激发他们思考和讨论。

罗范椒芬在离开教育岗位后，间中仍有与教育界人士接触。她引述学生成绩次第较高中学的教师说，学生认同通识科对他们帮助很大。她也接触过一些大学生，他们忆述为完成独立专题研究，会走入社群接触不同的人，增加了他们对社会的认识和关心。“对有心的老师、有能力的同学，通识科的裨益毋庸置疑。”

“如果没有通识科，可能后果更坏”

没有通识科就没有学生参与社会运动？罗范椒芬这样回应：“教育大学的教授曾经做过研究，结论是通识科并没有激化学生，也有大办学团体老师跟我说，通识科有助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看问题会更公正，更不容易被人误导；如果没有通识科，可能后果更坏。”

罗范椒芬认同多年来公开考试的命题被批评过于侧重政治，评分标准亦没有顾及学生的价值观是否符合课程的目标，改革公开试的命题和评估方式是刻不容缓。

通识科推行短短十年便被“杀科”，换上公民与社会发展科。高分低能、看问题不公正的情况会否重临？罗范椒芬对此不以为然，强调只要本着课程宗旨，“通识老师转为教其他科目，都可以用通识科的教学法，鼓励学生多思考、多探究问题，这也是发展创新与科技的基础。”

公民与社会发展科与通识一样，都是高中生必修必考，但课时减半，公开考试只设“达标”与“未达标”，不设“独立专题探究”，反而重视培养学生的正面价值观、积极态度及国民身份认同，学习国家发展、《宪法》、《基本法》和 法治，将通过审批的教科书列入“适用书目表”，提供内地考察机会，让学生亲身认识国情和国家发展。当局明言要“透过涉及香港、国家及全球发展的重要课题，拓阔学生的世界视野，联络不同学科的知识、培养慎思明辨的能力，以理性分析当代领域的课题”，俨如新版国民教育科。

罗范椒芬认为年轻人要有国民身份认同，爱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其他国家都不会有争议，怎样推行才是重点。她以情侣关系作比喻，“爱一个人要先认识，要产生认同感，才能萌生爱意。”她不认为香港学生会被洗脑，但学生的确需要多认识自己的国家，要明白国民的责任、要守法。

通识科当初目的之一，是教导学生有批判性思考能力，后来改称慎思明辨。在现时瞬息万变、真假难分的网上世界，培养学生的分辨能力也十分重要。罗范椒芬说，学校和教师都明白信息素养的重要性，学生需要懂得分辨事实与意见，以及信息的真伪。

戴希立：教授年轻人信息素养

戴希立在筹划教改时是中学校长，在“教改三头马车”中最有落地经验，另二人为时任教统会主席梁锦松及香港大学教授程介明。戴希立总结通识科时，认同教材、教师及学生都出现问题，而关键问题在于教学方法。对于改作公社科，他认为学生认识香港及世界当然重要，认识中国同样不可或缺。

他又特别提到学生花在互联网世界的时间不亚于上学，形容是“另一间学校”，“媒体及社交媒体影响很大，而且信息基本是负面的”。他指出，新加坡很早已看到这个问题，有计划教授信息素养，香港也必须留意。

通识教育科自落实推行起便争议不断，由完全陌生的新科到受到学界认同，但最终因社会风波而备受指责，遭到“杀科”，教育界值得为此总结经验。新的公社科同样不应一成不变，而是需要根据社会变迁而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