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对香港的启示——扩大蛋糕，分好蛋糕

“共同富裕”无疑是解决贫富悬殊的重要路径，放在资本主义的香港同样具备参考价值，因为香港长期身处于信仰自由市场的迷思之中，社会也因“自由放任”而蕴酿诸多深层次矛盾，当下亟待重整政经思维，既要做好发展，也要做好分配。那么，“共同富裕”对香港的发展和分配问题到底有何启示？当中又有什么治理和政策思维可以借鉴？

首先，共富是以高质量的经济发展为前题，扩大蛋糕，然后在“扩大蛋糕”的基础上，政府还需要“分好蛋糕”，塑造一个公平分享发展红利的社会环境。而共富绝不是“均富”或者“劫富济贫”，亦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而是尊重市场发展原则，承认发展必然存在差距。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韩文秀解释称：“共富是全体人民的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双富裕，不是仅仅物质上富裕而精神上空虚；是仍然存在一定差距的共富，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同等富裕。”

因此，“扩大蛋糕、分好蛋糕”可谓“共富”的一体两面，是密不可分的。 经济需要更好的发展，但这种发展要基于“公平正义”的方式推进，防止资本在发展时的无序扩张导致的垄断、囤地、影响社会创新（二选一）、阶级固化问题，令社会大众无法分享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红利，变相令贫富差距拉大。经济发展亦不能够只靠资本创富的游戏，社会大众需要更多劳动致富的机会，在调节市场的同时，持续提高公众的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市民亦有能力参选发展、竞争，避免“内卷”、“躺平”。

8月17日，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提出，“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建立科学的公共政策体系，形成人人享有的合理分配格局”，“重点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并构建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安排，做到“提低（扶贫）、扩中（扩大中产群体）、限富（以法限制富人阶层）”。

简言之，“共富”经济就是一方面做好发展，并确保市场更加公平和开放，另一方面完善社会分配、保障制度，使市民有动力、有能力参与到经济发展之中，建设一个让所有人都能够公平分享发展红利的社会环境。香港政府或许可以从这两方面，重新梳理社会的经济发展问题。

扩阔产业结构
不能只玩资产增值游戏

而要做好发展经济，政府需要理顺现时经济发展模式和产业结构问题，扩阔产业，提供有回报的工作，让市民有更多“劳动致富”的机会，而不是被一小撮行业和个体占据。全国人大代表、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务首席联络官洪为民指出，“如果我们的社会永远只有金融或法律人士，才有机会‘发达’，那你（社会经济）永远都有问题。”

当市民没法以工作获得财富，满足最基本的安居愿望，自然会将他们仅有的资产投入资本市场，参与资产增值游戏。“现在决定我们生活质素的，并不是那份工作能赚多少钱，而是有没有住房在手，有没有股票在手。”理工大学社会科学、人文及设计学部讲师李峻嵘表示，时不时有新闻报道大学生耗尽积蓄借“孖展”炒股票，这反映了社会的常态——不可能凭借劳动致富，改善生活，“其实他们好清楚唯一翻身的机会，就是借钱赌博，参与资产增值的游戏。”

然而，这场“赌博游戏”必然会有输家，而这些输家的结局好些的是“赔光积蓄”，更坏的情况是背负巨债，以自杀告终。2019年，西营盘西园永翠阁的三尸命案，事主夫妇正是因为炒㶶股票，债台高筑，而揽子同死。

“纯粹资产增值的游戏，其实对世界、对人类文明的意义并不大。而即使再无聊不过的实体工作，都是在服务人的欲望，并创造价值。”李峻嵘表示，香港有必要增加更多“有回报”的工作，比如高技术要求的技工行业，令人为工作所付出的劳力和时间能够换来一个好的生活质素，“但香港得先有产业，比如一个高增值的工业化，需要高技术的劳工。”

对此，不乏受访者指出港府在2016年《施政报告》中提出的“再工业化”，正是促进产业多元化的重要一步。特首林郑月娥在最新一份施政报告中再次强调“再工业化”的发展策略，重点发展以新技术及智能生产为基础的先进制造业，并计划在港兴建第二个先进制造业中心。另一方面，政府深明土地不足会窒碍产业发展的道理，因此将进一步增加创科用地，将落马洲管制站迁往深圳新皇岗口岸后腾出的土地和毗邻的部份鱼塘和乡郊土地，加上新田╱落马洲发展枢纽内原有用地规划，增加合共约 150 公顷土地，以构建新田科技城，连同正在兴建的河套地区港深创科园，未来将会有237公顷土地作创科用地。

虽然过去“再工业化”被形容为有名无实的口号，而在政府统计处数据中，本地生产企业和就业人数均“惨不忍睹——比如，在2013至2019年间，本地生产企业数量已由9,358间急跌至7,251间，相关就业人数也由逾10万人减少至8.8万人，仅占香港总就业人口的2.3%，但政府仍然有必要填补香港的产业空心。洪为民认为，“香港需要有更阔的的产业结构，才能够令社会均衡发展，令整个社会都可以分享发展红利。”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分享发展红利社会环境

另一方面，亦有受访者表示，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抓住发展机遇，是推动香港经济发展最直接的方法。

民建联副主席张国钧接受《香港01》访问时，先后以饮食及零售、服务业及体育产业作例子，指出大湾区的经济融合，能够扩大香港的经济体量，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大的发展市场，能够为年轻人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而林郑月娥亦在《施政报告》中提出“双城三圈”的发展策略，打破局限于香港的经济发展思维。“双城三圈”的空间概念背后，是整合深港两地的空间和资源，在经济、基建、创科、民生和生态环境等多个领域上合作，推动两地发展。张国钧提到，政府今年提出的河套港深创新合作区和创科园区有助于发展创科，充当香港、大湾区的经济增长引擎，“在大湾区与深圳共同发展创科，如果这个区域发展能够发展成大湾区的创科引擎，香港的 ‘饼’是可以做大的，市民亦能够分享发展成果。”

不过，单纯把蛋糕做大，却不做好分配措施，仍然走不出过去迷信“自由市场”的时代——政府政策倾向既得利益群体，幻想向企业提供经济上的优待政策，以此来带动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继而改善经济整体，并自然而自改善贫困阶层人民的生活素质。

香港社会过去多年“不干预市场”的实践经历，证实了这种为资本服务的政策思维，只会令贫富差距增大，继而造成社会分化。即使香港如愿以偿发展创科，赶上大湾区发展机遇，GDP逐步增长，但贫困阶层只能够等待社会上层将发展红利“一滴一滴流”到他们手里，那整个社会仍然与“共富”相距甚远。因此，政府在发展的同时，需要建立机制，做好“分饼”工作，比如改革现行的一次分配政策，完善再次分配制度，改善政策保障劳工福利。李峻嵘引用美国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的国家财政危机理论，指出资本主义与福利政策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资本主义的第一件事要保证资本的利润，福利国家又要去改善劳工福利，两个概念是矛盾的。”

未来政府在改革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时，必然要破除这种矛盾观念，不能够只保证资本的利润。李峻嵘认为，政府需要认清如果想让社会更加公平，“总是需要去压（制）某些自由。”而这些“自由”或许就是过去政府在建构社会福利制度时，对既得利益群体的各种让步。

“扚起心肝”处理民生问题

比如，在初次分配方面，香港《最低工资条例》于2011年开始实行，以保障工人能以劳力换取足以生存的薪金，并维持合理生活水平。此后，最低工资委员会每两年检视法定最低工资，向特首会同行政会议作出建议报告，由最初的28元涨至2019年的37.5元。按照现时37.5元的每小时最低工资，假如一人工作200小时（每月工作22天，上班9小时），他每月月入为7,500元。而根据《2020年收入及工时同比统计调查报告》，去年5至6月受最低工资影响的人土有2.23万人，其中获最低工资的有1.65万人。虽然他们个人收入远高于现时4,400元的一人住户贫穷线，但假如扣除㓥房租金收入，剩下的月收只能仅仅过活。但政府宁愿订定“在职家庭津贴(职津)计划”，以再次分配来弥补“不合理”的初次分配。李峻嵘形容，“职津实际上是代雇主出粮，为什么政府不直接提高最低工资？因为这是要求雇主直接找数。现在政府用紧盈余，帮雇主覆盖成本。”

同样的问题亦出现在去年的增加产假的议题上，去年政府将法定产假由10周增加至14周，然而，产假的开支成本并不是由雇主承担，反而由政府向雇主补贴员工额外薪酬。李峻嵘认为，“不要求资方有‘巨大的让步’，而是为资方补钱，帮资方承担较大的成本，在这样不撼动既得利益群体的政治经济格局之下，除非在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否则政府难以彻底改变贫富悬殊的问题，只会继续小修小补。”

毋庸置疑，港府的政策思维绝不能只为“资本服务”，但在推动“共富”、构建再次分配制度时，仍然要遵循市场规则，要合理调节市场，而非一刀切的整治措施，粗暴地干预市场运作。有学者指出，“高税收、高福利”的福利模式会导致市场的活力不足问题，跨国企业和资本外流影响了经济领域的“造富”能力。因此，港府推动“共富”时，仍需平衡福利政策对市场的影响。

工联会会长吴秋北指出，工联会早前建议政府在原有二级税制下加设第三级，主要是针对过亿利润的大财团，由现时的16.5%加至17.5%，“这对大财团的影响有限，但能够拔一毛而利天下，令政府在社会福利政策和分配方面有更大空间。而这根本不会增加中小企的营商成本。”

有声音认为，政府加税会影响香港的投资环境。在吴秋北看来，这无疑是个思维误区，以为一个地方的投资多寡取决于当地的低税制政策，但市场的体量和回报的高低，才是投资者的考虑关键。

在第三次分配方面，吴秋北形容香港有大量的慈善机构，补足市场和政府的第一、二次分配的不足。他建议政府可以更加大力去鼓励社会上的团体进行慈善工作，另一方面亦可以提高现时35％的捐款免税额，以推动社会上的慈善事业，令社会各界更加愿意损献来促成资源再分配。

而现时社会的“垄断”问题，无疑是走向“共富”的一大桎梏。纵使香港的反垄断法——《竞争条例》已于2015年正式生效，并设有竞争事务委员会调查可能违反竞争守则的三类行为。但在洪为民看来，条例似有若无，“法例生效了这么多年，有没有一宗大的案件？有没有调查过电讯商、超市或者油站的垄断问题？而社会的垄断情况有没有比立法之前好？我们都看不到。”

政府需要着手处理垄断问题，为市民提供更多发展机会，改善自身的生活素养。吴秋北形容，中央现时关注的居住、收入分配、就业等民生问题，其实是对香港从政者最基本的要求，“我们自己要‘扚起心肝’，要争气，自我提高要求，将香港做大做强。”

做好民生工作或许是很基本的要求，但香港要建构“提低、扩中、限富”、走向“共富”，无疑有很多难关需要攻克。但政府只要摒弃过去为资本服务的心态，回到以人民为中心的从政初心，守正笃实，久久为功，“共富”亦有望达成。

吴秋北已报名参加第七届立法会港岛东区直选。同区候选人还包括新民党廖添诚、民建联梁熙、以及中科监察主席潘焯鸿。张国钧则已报名参加选委选举产生界别，同界别候选人名单请参阅香港01选举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