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发型CBDC：香港转型数字金融中心的关键

金融服务业向来是香港“命根”，即使面对中美摩擦、新冠疫情和经济衰退，也仍保持增长；随着国家引领数字人民币发展带来的科技革命，香港金融业也正步入“不成功便成仁”的深刻转型之中。“金融业未来趋势是数字化，数字货币将会是未来金融基建的核心部份。”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团结香港基金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黄元山把研发央行数字货币（CBDC）形容为金融业数字化的“基建先行”，“CBDC的研发，事关香港从传统的国际金融中心转型为数字国际金融中心。”
“金融基建” 的比喻不可谓不准确，对香港来说，“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下称批发CBDC）尤为关键。据国际结算银行介绍，批发CBDC是指面向特定机构的央行数字货币，一般有严格的访问限制，“类似机构在央行的准备金和结算账户”，常用于银行间支付，或作为数字代币化（digital tokenised）金融资产交易的结算基建。具体而言，批发CBDC究竟会为香港金融业带来怎样的变化，是否真如“基建”般重要？而香港在批发CBDC的进度又如何，又有哪些关键问题要解决？未来，香港能否借助CBDC研发的先发优势强化自身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批发CBDC走在前列
亚太区竞争激烈

据《香港统计月刊》，金融服务业去年的增加价值录得5,980亿港元，占本地生产总值（GDP）23.3%，同比增长2.9%，是该年唯一有增长的四大支柱行业。这样的“根基”，遇上国家引领央行数字货币发展的大势所趋，可谓机不可失。

前文曾提及，香港金管局央行数字货币研究重点一直在批发CBDC上。早于2017年，香港金管局开启Project LionRock的研究，探索批发CBDC的可能性。2019年，在Project LionRock的基础上，金管局与泰国央行合作，开展Project Inthanon-LionRock研究，以测试CBDC的跨境金融使用。2021年，阿联酋央行和中国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加入上述项目的第二阶段，与国际结算银行创新枢纽香港中心（BISIH）共同合作开发“多种央行数字货币桥”（Multi-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Bridge，简称mBridge）。

目前，mBridge被视为全球最成熟的央行数字货币项目之一。团结香港基金研究员陈颖茵解释，这一项目的成熟体现在其可拓展性。她以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合作的Stella项目来介绍传统批发CBDC平台：“他们采用的是互联模型，两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立的CBDC系统，然后通过搭建一个技术界面，把他们连起来。”由于不同央行系统采用的技术平台、运行规则和参与者都不尽相同，所以在搭建界面时需要长期的协调工作。最大的问题是，假如有第三个主权货币加入，就需要分别再与两间原本的央行重新搭建技术平台。若未来想与更多主权货币合作，所需搭建的技术平台数目，平台建设和维护的费用和时间，都是几何级增长。

“香港和泰国合作改进的这个新模型，就是单一平台模型。”陈颖茵解释，这个平台的底层技术仍是区块链技术，而管治架构、参与者和基建都是统一的。简单来说，当有新的主权货币想加入平台，无需再搭建新的中介，只需要采用统一标准加入即可。目前，最新的mBridge平台（下图）只需各央行开放连接国内支付网络的接口于mBridge平台，便能打通跨境交易渠道，批发型CBDC网络拓展的难度大大降低。

香港固然位列第一梯队，但并不代表没有竞争者。“新加坡在做一模一样的事情，跟国际结算银行创新枢纽的新加坡中心合作。”陈颖茵说。据报道，新加坡主导的批发CBDC平台叫Project Dunbar，目前获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及南非的央行加盟。两个月前，新加坡金管局在新加坡金融科技节上展示这一共享平台的科技原型，以鼓励私营机构能参与开发，而平台将预期在今年初发布。

显而易见，此类跨境平台具有网络外部性，货币网络的广度将成为平台未来的主要竞争点之一。“我用飞机场做比喻，为何香港机场客流量那么大？因为航班多、航点多，而这是需要搭建起来的。”黄元山说，“CBDC的平台要有更多的参与者，才会有竞争力。我们现在有个很大的优势，全世界走得最快的CBDC加入我们的平台，就是e-CNY（数字人民币），等于我们已经有个anchor（锚）。”

黄元山强调，内地在推行、试行的数字人民币是零售型，而批发型数字人民币“只加入了香港的跨境CBDC平台”。陈颖茵补充，“人民币对‘出海’是很谨慎的，但依然加入香港的项目”，足以体现出国家对香港维持国际金融中心、离岸人民币中心地位的强力支持。

“香港作为一个离岸人民币中心也好，国际金融中心也好，必须把握好这个契机，搭好基建，去驳通更多渠道，香港将来才能发挥更大的角色。”黄元山说道。

团结香港基金早前发布的研究报告《央行数码货币——构筑数码金融基石》就建议，香港金管局应吸引更多已参与CBDC研究的中央银行，或与香港经济联系紧密的经济体参与到香港的货币桥平台，例如日本、瑞士或新加坡，将香港打造成批发型CBDC中心，助香港外汇业务再上台阶。

金管局发言人向《香港01》表示，金管局没有视新加坡的项目为竞争对手，双方都是在探索批发CBDC的科技潜力。发言人又指，对货币桥项目增加参与央行“持开放态度”，“mBridge系统需具备一定拓展性，才可充分发挥其作为支付系统的功用”，而金管局将视乎项目的阶段成效，与参与央行机构及BISIH商讨项目下一阶段引入的央行，“与现有参与央行有贸易来往的国家和地区都会在考虑之列。”

贸易搭网拓广度
人才转型成为关键

与人民币国际化的经历相似，mBridge将会以贸易作为最先试点的场景。去年11月初，BISHI与mBridge参与央行机构共同刊发资料册，列出mBridge已试点的15个潜在商业实例（下表），涵盖19间金融机构、2个银行协会和1间交易所。

金管局发言人表示，考虑到参与mBridge项目的四个地区，双边贸易额庞大，总额超过7,300亿美元，因此在15个用例中，将优先考虑“国际贸易结算”的试点。

由于各国的资本管制程度、金融体制的不同，现时跨境贸易结算中存在痛点——成本高、过程慢、手续繁杂。陈颖茵表示：“现在跨境汇款的国际平均成本大概是7%，100元中，有7元给了中介机构，是非常贵的。”

高额的中介成本，原因之一是跨境交易中需严格的“反洗钱”监管。“例如KYC（Know your customer，尽职调查）。”香港大学经管学院助理教授游杨说，“其实银行端的KYC成本是非常贵的，可以用数字货币去一定程度上承担KYC职能。若银行系统能接入数字货币，就可以节约成本。”具体而言，批发CBDC平台从最根本解决成本问题。基于区块链技术，用CBDC进行的交易行为都是公开透明，运用数据，搭建监测程式，便能减轻银行在反洗钱监控上投入的财力、人力，中介成本和交易时间因而得以缩减。

金管局发言人表示，参与项目的四间央行已挑选11个不同行业的贸易结算交易作为样本，在平台上展开测试，证实mBridge能解决跨境支付中常见的痛点，同时确保政策配合、合规和私隐保护。

科技进步固然令人鼓舞，但亦可能对传统金融业务、从业者带来冲击。例如，香港凭借人民币实时全额支付系统（RTGS）和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坐拥全球七成的人民币清算业务，若批发CBDC平台推进，或会削弱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枢纽的地位。

对此，黄元山认为，“反过来看，你不做，人家也会做的。做事模式已经在转变，我们要在别人拿到这个优势之前抢占先机。”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师程实则表示，数字人民币采用的是双层运营架构，“香港的清算行业务仍需承担跨境支付的关键角色。”同时，在业务推广方面，香港是最大且最重要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在数字人民币探索跨境业务初期，大概率将要依托于香港成熟的市场经验推进。”程实强调，香港离岸人民币枢纽的角色短期不仅不会被削弱，还会获得广阔机遇，角色有望稳健增强。

至于科技转型或致传统金融从业者失业的问题，陈颖茵则回应道：“这其实就像工业革命，造出了机器，人就全部失业了吗？当新的科技进步出现，就会有新的岗位需求，人才也要跟着转型。”

黄元山建议，在诸如数字货币等金融科技领域，应有“产学资历互通”的跨界人才政策。“Fintech（金融科技），到底业界需要什么？有没有一个反馈机制，让应用资历建设相应的课程结构和考核方式？”黄元山提到，香港金管局和银行学会设有“银行专业会士”的职业阶梯，且受香港资历架构认证，获银行学会证书将等同于硕士以上文凭。当银行业人士希望继续晋升，便可报读课程，获得相应资格以提升自身的薪酬待遇。

“这个是银行业界的，但我们刚谈到的CBDC不是银行业，而是整个金融业界的，例如保险、金融安全等。”黄元山说，搭建相关的职业阶梯不止是金管局或银行学会的事，而是需要整个金融业界、政策制定人士包括教育局都参与其中。“能不能搭建一个专业资历框架，让产业、学校和专业资格认证机构三方能紧扣？”他强调，“整个大主题是，人才如何升级转型以迎接未来的数字金融浪潮，这里面还有很多缺口。”

金管局发言人则回应，金管局将于今年底前在银行专业资历架构下推出“金融科技”新单元，为金融科技从业员提供具认证的专业培训课程。课程内容涵盖金融科技运用、区块链技术 、人工智能、大数据、合规科技、金融科技产品开发和管理策略等，借此提升金融科技从业员的专业能力和扩大人才库，以应付未来银行业所需。

但在大专院校方面，尽管设有相关课程，可是整体研究和资源明显不足。游杨是香港大学经管学院的新晋教授，在加入港大之前在Facebook（现改名为meta）公司的加密货币项目Libra（现改名为Diem）中工作过，也发表过关于比特币的学术研究，可谓是研究数字货币的青年人才。然而，游杨向《香港01》坦承，目前香港学术界研究数字货币的学者并不多，更多是在理论上的探讨而缺乏实证，“除了数字人民币以外，整体上没有大规模的使用，没有很多数据。由于金融、经济系的研究工作都是数据驱动，所以做不了太多建模和分析。实话说，发论文是比较困难的。”他直言，类似数字货币等新兴研究议题，“学术界的激励有限。”

游杨亦介绍道，由港大经管学院副院长林晨教授带头，学院已开设“金融科技”相关的硕士课程，而在港大工学院同样开设区块链技术的课程，但数字货币并非一项容易教授的科目，他自己作为新晋教授，目前主攻科研，“如果我有精力开课的话，也需要两到三年，才能完整设计出一套（课程）。”

投融探索拓深度
必须整合现行制度

诚然，贸易是一手妙着。中国是世界的主要贸易国之一，而批发型数字人民币加入了mBridge后，整个平台将能依托中国的商贸流通而进行广泛试点。但退一步说，贸易及物流业虽也是香港的支柱产业之一，但地位确不及金融业。可以说，香港的货币主要是作为投资和融资货币使用的。因此，探索批发CBDC在投融方面的应用亦同样重要。

“相比香港的经济规模，港元的国际货币地位相对较高。”程实引述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数据，截至2021年8月，港元在国际支付中占比约为1.28%，排名第七，与2019年排名持平；而在外汇交易方面，港元排名为第九。“长久以来，香港是获得广泛认同的国际金融中心。”程实表示，若香港要在数码经济大时代中巩固自身地位，研究数字港元这一数字金融基建就尤为重要。

在金管局公布的15个商业实例里，已有机构尝试保险、债券、外汇、理财通等领域运用CBDC的可能性，而团结香港基金的建议更为进取。在上述团结香港基金的研究报告《央行数码货币——构筑数码金融基石》（下称《构筑基石》）中，研究团队提出两个意见，其一是以CBDC优化现有的港交所证券结算基建，其二则是建议港交所建立数字资产交易所，并以CBDC作交易。

目前，港交所的证券结算机制由港交所中央结算系统（ CCASS）和金管局辖下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HKICL）组成。前者负责证券交收，后者负责香港的RTGS系统，即资金结算。自1998年开始，为提高港交所的交收效率及减低交收风险，两个系统联通，推出港元证券交易的即时货银两讫交收服务。

《构筑基石》指出，目前两系统联通仍然存在信用风险和结算风险，而金管局可以以批发CBDC平台代替HKICL的平台，改进款项支付的效率。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运用智能合约实现“自动实时的货银两讫”，将有助于提高交易透明度，降低交易风险。

而数字资产作为一种近年来新兴的另类金融，其涵盖范围极大，包括非同质化代币（NFT）、证券型代币发行（STO）等。黄元山就认为，建设数字资产交易所于香港未来金融发展更为关键。

“为什么外国人要换港元？因为香港有很多IPO，外国人要来港交所交易。”黄元山说，“如果将来数字资产成为了主要的金融产品之一，那香港能否提供这些资产的交易？”他重申，香港必须跟着未来一起改变，“否则会被科技颠覆”，而港交所作为垄断二级市场的交易平台，应该看见这一趋势，迅速作出改变。

陈颖茵则举例，瑞士证券交易所（SIX）早年已在探索数字资产交易所（SDX），并接入了当地的批发CBDC系统，“是走在全世界最前的一个国家。”据公开报道，去年9月，瑞士金融监管机构（FINMA）已经批准SDX的落地，容许其在当地经营数字资产的股票交易和中央证券存管。

然而，游杨对CBDC在二级市场的应用并不看好。首先，CBDC会带来更大的信息透明度，但是金融机构在二级市场上投资，有时就是依靠“信息差”。游杨举了简单例子，假设投行A打算分三天买入同一只股票，以摊薄购入成本，若在CBDC平台上完成交易，会即时被竞争对手监测到，从而无法控制到成本。

“可能一些买方基金或者外资并不愿意参与到一个完全透明的市场。”游杨指出，金融市场有自身的运行逻辑，金融机构花了大笔资金作调研后选中的部份投资产品，若信息即时被其他机构发现，很难赚钱，“长此以往，可能大家都不愿意去调研，去挖掘一些好的公司了。”

游杨补充，高透明度的市场对顾客也未必是一件好事，“例如一个客户想经过不同的金融机构下单，获得不同的报价。但如果他们互相共享了信息，可能就会合谋起来，给一个不好的报价。”

而另一方面，社会体制的不同也会影响到CBDC日后如何在社会上推广。游杨指出，中国的金融体制由国有银行主导，所以推行数字人民币时是“自上而下地打通”，较为容易。但香港的社会环境需要平衡内地资本、外国资本和本地财团的需求，“所以我认为，数字港元的推出，尤其是在资金监测方面，坊间的pushback（阻力）会比较大。”

“央行数字货币的难度，不是纯技术上的，而是如何与现有的制度合并起来。”游杨一针见血地指出，例如即使区块链技术能保证信息、交易高度可信，但依然需要法律的确认和保障。

“人类社会遇到纠纷的方式就是去起诉，无论是Common Law（普通法）还是Civil Law（成文法）都有一套流程，最后可以得出结果。但区块链上是‘投票’，少数服从多数，以此确保信息可信。”游杨边比较边问，“怎么把一种算法判定和人类社会判定结合起来，法律上怎么认定？”

“央行数字货币，三分之一是技术，三分之一是实际应用场景，最后的三分之一，是和法律、政治和人类社会的结合。”游杨总结，“很多讨论，包含学术界和政策界都没有明确的说法，都处在很初级的讨论阶段，还需要循序渐进。”

【编按】
本文原刊于第300期《香港01》周报（2022年1月17日出版），可点击同期周报阅读以下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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