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后抑郁｜为什么母亲会杀害自己的孩子？
去年3月4日清晨，在荃湾青山公路的天桥上，一位中年母亲伸手将约两周大的女儿举出天桥栏杆外，向女儿道歉后放手，之后下桥查看情况并报警，女婴送医后不治。上月中旬（6月21日），这位母亲在高等法院承认一项“杀婴罪”。相信世上没有一位母亲历经怀胎十月的辛苦，是为了成为杀害孩子的凶手，这位母亲为何痛下杀手？她被捕后透露，因为通宵照料女儿而感到疲惫和焦虑，甚至产生伤害自己和孩子的念头，而当日外出也正是为了避免让女儿的哭声吵醒熟睡的丈夫。她曾尝试向丈夫和创伤协会成员倾诉，得到的回应只是让她“放轻松”、“保持乐观”。“产后抑郁”不是悲剧发生的唯一解释，但它却是悲剧的推手，并且长期被忽视。
不能忽视“产后抑郁”
根据社会福利署的报告，2016至2018年间有7宗儿童遇袭死亡的个案，其中有5宗的施袭者是父母，有4名施袭者是母亲，并且是受害儿童的主要照顾者；另外，两名母亲和一名父亲在袭击儿童致死时或之后自杀。翻阅近几年的传媒报导，也可以发现相似的伦常惨案，而这些案件的关键词，往往包括“产后抑郁”、“精神健康”和“母亲自杀”。
相似的案例不止发生在香港。根据台湾卫福部2017-2021年上半年的数据，属于父母或照顾者“杀子后自杀”的遇害总人数接近50名。单是2018年，俄罗斯就有33名女性因为杀死婴儿受审，当中有会计师、教师、无业人员、餐厅服务员等等。俄国犯罪专家表示，80%杀婴的母亲在孩子死前都曾就医，她们抱怨头痛、失眠或是月经失调等各种病症。一些悲剧与“产后抑郁”息息相关，全球患病率介乎13%至19%，而香港卫生防护中心则指大概有10%的新任妈妈会患上产后抑郁症，但相信有些妇女就算出现病征也未必就医，所以很多个案未被确诊，也即现实情况可能比有关统计要严重得多。
“产后抑郁”与其它抑郁一个不同的地方在于，前者导致的自杀或会伴随着杀婴行为的发生——这在心理学上称为“扩大性自杀”、“怜悯性杀亲”。有些妈妈在严重的情绪低落状态下，担心自己死去后孩子没有人照顾，不愿独留孩子在世间“承受痛苦”，于是干脆“带孩子一起走”。问题是，为什么这些妈妈会认为自己死后孩子将承受痛苦？
新手妈妈为何不开心？
2018年，宝洁公司联同香港幼儿教育及服务联会进行的一项调查指出，9成受访妈妈表示产后经常睡眠不足，8成半感到产后压力上升，更有2成想过伤害婴儿。母亲通常感到较大压力，这是因为在家庭劳动分工当中，无论母亲有否就业，她们通常都被分配了“照顾家人”的照顾者角色，而这些照顾压力正正成为伤害孩子的伏笔。
“照顾照顾者平台”于今年4月27日至5月5日进行问卷调查，其中96.89%的受访照顾者都是女性，而照顾者平均每周投入6.1日、每日最少8小时以照顾儿童，有52%表示没有人能分担照顾工作。这一问题在基层可能会更加严峻。香港社会服务联会于2022年11月至2023年3月进行“基层幼儿母亲身心健康状况研究调查”，发现49%受访者平日独立照顾子女的时间为8至15个小时，另有23%达到16至24个小时，几近全日无休。
台湾新北市在2020年2月发生过一宗基层单亲母亲的悲剧：单亲的吴妈妈下药迷晕并勒死儿女，自己也选择轻生但送医后获救。同年11月，新北地方法院在判决中斥责她“极端冷血、恶劣”、“极自大、自我、自私与无知”，依“杀人罪”判处死刑。辩护律师对此鸣不平道：被告7年来独自扶养子女，社会制度完全没有给她帮助，直到她被逼到绝境后，法官不思政府和社会没有尽到照顾孩童的责任，反而冷指被告没有保护子女，甚至剥夺子女生命等严厉指责被告，“法官冷血，莫此为甚。”
既是凶手也是被害者
除了照顾新生婴儿的压力，家人的忽视亦可能导致产后抑郁。孩子出生后，有些家庭会把关注点从孕妇转移到新生婴儿身上，忽视了刚刚生产的妈妈也在适应自己的新角色。当这些新手妈妈全身心照顾小孩的同时，感觉自己的辛苦被家人所忽视，便容易产生低落和焦虑的情绪。很多家庭没有刻意冷落母亲，但新生婴儿的诞生确实为家庭带来疲惫和压力，而这些负面情绪也在家庭内部不断传递，导致家庭成员无暇顾及母亲的需要。
儿童教育及复康机构“协康会”联同香港大学于2022年2月至3月期间就“香港儿童家长亲职压力及抗逆力”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过半家长出现抑郁症状，其中24%家长有中度至严重的抑郁症状。这不是罕见的调查结果，政府也不是不知道新手妈妈的危机，但往往只呼吁家长注重心理健康；然而，母亲往往是新生婴儿的主要照料者，难以将自己的压力分担给其他家庭成员，遑论要通过工作、社交等方式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法医精神科医生何美怡在《谁是受害者？》一书中记录了自己为一位杀死不足岁女儿的母亲问诊的经历。这位母亲名叫欧阳月，智商只有90分，虽不愿生育但还是诞下孩子，随后孩子被姐姐以“你不懂教养小孩”的理由带走扶养，后来才被允许在家人的协助下照顾女儿，而丈夫对家事不管不问。家人曾经察觉到欧阳月一些反常举动：捏宝宝的脸、掌掴她，两三次把宝宝拉扯到胸口左右的高度后扔在床上——原因都是“因为宝宝在哭，很烦”。可是家人并没有重视欧阳月的症状，最终酿成悲剧。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何美怡判断欧阳月患了产后抑郁症，且许多症状都很明显，她在书中感叹道：“是不是这个社会对产后女性的支援还不充足？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努力地宣传，告诉大众有多少比例的女人会罹患产后忧郁症，观察如果出现什么症状，就应该尽快去看医生？”事实上，尽管家人不是直接害死孩子的凶手，但他们对母亲的漠不关心，甚至对所应承担的家庭照顾责任的忽视，却共同“酿成”这宗悲剧，正如何美怡在书中所写：“我无法理解她的家人为什么留意不到她的异样。如果他们稍微留意一点，整件事其实都可以避免。”前文提到的基层母亲调查中，不少受访者反映：伴侣照顾家庭一般少于4小时。
面对母亲的抑郁，我们并非无计可施。一方面可以采取医学干预的措施。例如，在孕妇分娩前的围产期，雌孕激素水平的剧烈变化可能会影响孕产妇的神经内分泌、神经递质及生物节律改变，进而导致抑郁症的病发。因此，在这一阶段就进行抑郁的筛查和干预，有助于让孕产妇了解到自己的心理状态也和身体的血糖、血脂、血压这些因素一样，都是需要受到控制的，而当她们在产后再出现抑郁等症状时，便不会束手无策。
另一方面是通过社会支援，减少母亲和家庭的压力。2022年5月，时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在立法会上回应有关孕妇及其家人的情绪支援服务的质询时指出：劳工及福利局、教育局、卫生署、医院管理局和社会福利署共同推行“儿童身心全面发展服务”的措施，旨在及早识别零至五岁儿童及其家人的各种健康及社会需要，并提供介入服务。在2017至2019年，每年母婴健康院都会识别六、七千个存在有情绪问题的孕妇/母亲。
不要把母职神圣化
不过，受新冠病毒疫情影响，母婴健康院求诊人数减少，这一数字在2020和2021年度骤降到2269和3560人。2020年有公立医院的研究团队指出，医院受疫情影响暂停开放探病及陪产，产妇缺乏亲人的陪伴，导致现产后抑郁症状的个案呈现上升趋势。因此，公共服务应当留意不同社会背景下产妇的心理压力及需要，提供适切支援。
此外，人们的观念也需要改变。许多人以为新生婴儿的母亲会自然地沉浸于新生命带来的喜悦中，却不知道产后抑郁可能吞噬这些喜悦；许多人歌颂女性与生俱来的母性和“为母则刚”，殊不知这只是将母职神圣化后的想像。在文章开头提到、上月中旬承认“杀婴罪”的母亲，在意识到情绪问题和伤害女儿的冲动后，曾尝试搜索相关讯息、向丈夫和创伤协会成员倾诉等方式自救，但丈夫告诉她“放轻松”，创伤协会成员让她“保持乐观”。这位母亲的求助无门也体现了社会支援服务的不足，因为社会对于产后抑郁病患的需求感到陌生，即使亲密如丈夫，可能也无法体会妻子的心境。这些患者想要寻求帮助，可能需要克服比其他抑郁症患者更强的“病耻感”，因为担心自己的抑郁证明自己不是一个“好妈妈”、不像“正常”妈妈一样为新生儿的诞生感到快乐。
目前，香港的产后抑郁筛查主要还是依靠母婴健康院，使用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为产后6周的母亲进行评估，这也是全球多个地区普遍使用的筛查量表。不过，有些地区已经在检讨该方案的局限性。加拿大预防保健工作组(CTFPHC)指出，筛查方案的效果非常不确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如亲子关系、婚姻压力和生育次数等。同时，该工作组还评估了孕产妇对接受筛查的感受，发现她们虽然认同进行筛查的重要性，但更喜欢被关心家庭情况和心理健康，而不是接受正式的医学筛查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