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师”的呼声：纠正城镇化战略偏差，解决城投债错配问题
香港智库发展十分缓慢，但在国家眼中，智库建言对政策制定至关重要。大国博弈之下，外围环境严峻，内部复苏缓慢，国民对市场预期相对保守，都在等待更加积极的投资信号。国家应该如何继续推进改革，又该如何应对经济转型，才能在全球经济增长困局当中突围而出？面对欧美围堵的阵营对抗，国家可以怎样透过新兴产业重塑国际环境，又能够怎样秉持“一带一路”倡议促进国际合作，从而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发展格局？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包括“粤港澳大湾区”在内的城市群布局，可以发挥什么作用，又能够怎样探索全新发展路径？“芯片战争”一触即发，企业应该如何优化生产力布局，才能助力新型工业化的高层次发展？作为“国家高端智库”之一的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上周六（5月27日）就此举办“新时代下的高水平开放与高质量发展”论坛，邀请多位重量级专家献策。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上周六（5月27日）举办“新时代下的高水平开放与高质量发展”论坛，邀请多位重量级专家，包括曾与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经济社会领域座谈”的中共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国家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前副院长李钢、深圳市前副市长唐杰、国家发改委前规划司司长徐林、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倪峰、国家信息中心智慧城市发展中心副主任马潮江等等，围绕“高水平开放与高质量发展”、“大国博弈与中国高水平开放”、“城市群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新型工业化与创新驱动发展”四大议题，为国家发展的挑战和机遇等建言。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理事长、第13届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叶小文在致辞中指出，当前全球面临高通胀、低增长、单边保护主义加剧的严峻形势，国内经济全面复苏的基础还不稳固；他因而建议，国家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保持外资、外贸、对外投资和交流政策稳定、透明、可预期，深化“一带一路”合作，加大“自贸试验”创新，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从而开辟以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议题一：高水平开放与高质量发展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傅梦孜、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针对当前全球经济增长乏力、贸易摩擦不断等国际背景，就中国经济如何在全球竞争格局中实现突围、如何应对经济转型的多重挑战等议题进行演讲，并围绕中国大学毕业生是否陷入结构性失业等问题进行交流。
樊纲本身是知名经济学者，曾于2020年8月获邀出席由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个人名义召开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就“十四五规划”发表意见。而在是次“高水平开放与高质量发展”对话当中，樊纲首先就“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与对策”主题进行发言。他表示，尽管全球经济持续低迷，但中国经济仍然具有韧性，相信复苏指日可待，尤其是国家当前有新能源汽车、数字经济、城市群等新的增长点，预期今年可以实现5%甚至更高的增速。不过，他同时也指出当前面临的不利因素，包括需求严重不足、供给复苏快于需求复苏、出口需求面临下滑压力，产业链转移以及“科技遏制”困境等。樊纲就此提出三大对策：一是充分发挥大企业的作用，扩大民营企业投资；二是加快发展城市群，纠正城镇化战略偏差，通过大城市群实现下一阶段城市化消费的增长；最后，增加发行长期公债，解决城投债面临的“期限错配”和“功能错配”问题。
傅梦孜是国务院政府津贴的国际关系专家，历任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副会长、著有《中美战略关系新论》、《世界大变局》、《“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性》等作品。他表示，面对百年未有变局，世界再也回不到过去，因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战略对抗不会消停，亚太局势也会因为地缘政治争持续紧张，但“全球化”不但不会消亡，反而会在更高层次上展开，形成高质量、新经济、有选择、周边化的新型全球化；因此，国家将会面临更加严峻的外部环境，也就更加需要推进经济发展的开放性、塑造性、创新性。他解释，中国已经成为国际环境的一部分，是塑造国际环境的重要力量——既要重视偏向制度与规则领域的软环境建设，提升整体投资环境；也要充份重视与周边地区的竞合关系，调整产业链，预判建链补链的风险，更好统筹国家的发展与安全问题。
朱海斌在房地产和金融学方面的研究曾获国际学术论文奖，并且曾于2016年以经济学界代表的身份，获邀为时任国务院总理李强就《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建言。对于今年国家经济复苏状况，他引用大量数据指出，当前复苏表现并不均衡，民间投资预期暂时没有太大改善，但他仍然对前景感到乐观。乐观的主要原因是基于在去年年底出现的一系列政策调整，包括防疫抗疫措施的逐渐开放，关键行业的务实纠偏，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提前发力。他认为，民间投资和房地产将是两大具有重要影响的板块，建议政府政策保持一致性，因为对于民营企业家来讲，除了宏观经济基本面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更重要的是更加稳定的政策环境，一旦政策过度摇摆，或会造成民间预期混乱。
曾任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顾问的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理事朱文晖，是这场高端对话的主持人。国家统计局月中（5月1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达到20.4%，创下历史新高。朱文晖就此问及三位专家，应该怎样理解有关现象？
樊纲回应时提到，经济学有所谓“摩擦性失业”的概念，意指人们放弃原来的职业再寻找新的工作期间所出现的失业状况，当下也经常用于形容年轻人因为对未来具有较高期望而更愿意花费更多时间寻求满意岗位的短暂失业情况。他认为，国家教育结构比较重视高等教育而不太重视职业教育，难免导致人才结构出现倾斜，但当前的失业率高企变相也折射出市场需求不足、无法覆盖他们理想工作的问题，是社会转型过程的必经摩擦，需要各方专家共觅出路。朱海斌则说，整体而言，青年失业问题是个伪命题，因为每年退休人数比进入劳动市场人数要多得多，按理说不应该出现青年失业率高企问题。
议题二：大国博弈与中国高水平开放
国家商务部聘任专家、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曲建担任主持。主要研究区域发展和产业规划的他介绍说，大国博弈“持久战”下，全球经贸体系已经出现不少变化，包括区域利益集团化，而与会的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副会长李钢、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倪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等三位专家，则以此为基本背景，分享国家如何从中增强经济创新、加强国际合作、构建发展新局。
李钢曾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他提到，面对中国崛起，美国持续通过“价值观外交”影响“价值观贸易”，导致中美贸易战迟迟不能解决；但他相信，只要双方能够进行理性沟通和适度管控，仍可探寻共存之道。在这样的背景下，他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高水平对外开放，对此国家应该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的质量，实行更高水平的贸易投资自由。他提出四大建议：第一，在传统优势产业的赛道上持续发挥比较优势，因为我们的产业齐全、基础设施健全；第二，在数字经济和绿色贸易等新赛道上斩获竞争新优势；第三，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展示“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新优势；第四，在开放发展中切实维护“经济安全”，兼顾好发展与安全问题。
自1992年开始，专研国际关系的倪峰就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供职；从“研究员”到“研究所所长”，他出版过《国会与冷战后的美国安全政策》、《意识形态与美国的对外政策》、《美国蓝皮书》等等超过十本著作，见证了中美关系的深刻变化，尤其是共和党特朗普自2017年上台之后，更是发生了深刻的质变。他分析，美国对华全面竞争战略主要围绕经济领域的渐进脱钩、地缘政治上的战略遏制、国家安全体制的激活、意识形态上的国际动员等四条线索展开，而我国具备超大规模且具有韧性的市场体量，以及与世界140多个经济体的高度连接，将是我们应对中美战略竞争的有效着力点。他又提醒，尽管美国强调对华竞争，但拜登政府同样重视风险控制，希望将中美竞争维持在可控范围之内，不过从当前管控风险来看，中美关系“护栏”尚未建立起来。
崔洪建长期从事中国外交研究，曾在中国驻牙买加使馆和驻孟买总领馆工作，对欧洲事务相当熟悉。他提到，中国的成长带动了世界利益格局的巨大变化，特别是来自中国经济的竞争压力，将是导致下一阶段大国博弈的最重要变量；而当下由美国主导的西方，与中国的关系，是动态发展、充满合作、同时又存在竞争的，而且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非对称博弈等特点，导致原有规则碎片化。他也同样认为，中国必须保持高水平的开放和对外合作，才能继续成就我们的经济增长；而当中的必由之路，就是扩大我国的力量外延，把经济影响和综合实力扩大到国际体系，寻求制度性权力，而非靠单打独斗。
议题三：城市群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李津逵带领这节讨论。他曾长期研究财政税收、旅游规划和城市经营，又主持过《深圳2030发展策略—城市功能演进与土地经营》等城市战略咨询项目，更获得“中国城市建设卓越人物奖”。在这个环节中，由深圳市前副市长唐杰、国家发改委前规划司司长徐林、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前所长肖金成、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刘国宏等四位专家，重点分析推进城市群发展对于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以及以发展粤港澳大湾区等重大城市群作为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和创新型国家的有效途径。
唐杰本身是冶金建设公司工人，在“改革开放”后回到大学校园深造，至1993年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到1998年加入深圳市政府，并在2009年至2015年间出任深圳市副市长，对深圳腾飞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卸任后则专注学术研究和教育工作，出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管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理事。在这节对话中，他分享了《长江三角洲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均衡发展》的实证比较研究，指出推动城市间依照比较优势深化分工合作，以规模更大和效率更高的产业集群带动城市群增长，是缩小城市群内部发展差异的有效途径。他以长三角和大湾区城市群的均衡发展为例，说明地方政府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致力于支持产业链发育，实施更加广泛的跨城市合作产业和科学技术创新合作，有利于改进我国城市间过密与过疏并存的空间低效率，深化产业空间均衡与科技集聚创新的新空间发展格局。
中美绿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徐林同样大有来头。他曾任国家发改委的财政金融司司长、发展规划司司长、国家城市与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参与多个关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五年计划、城镇化规划、区域发展规划、重大产业政策、财金改革方案，并且有份起草《中共十九大报告》、编制《十三五规划》。他以《区域经济格局中城市群和核心城市的功能和作用》为题发表演讲，期间分享与江泽民、刘鹤、汪洋等领导人共事的经历，也带出今天城镇化发展的来之不易。他表示，未来中国经济的空间必然由城市群主导，并会以产业链、创业链和产业创新协作作为内在神经网络，而当前最需要的则是市场配置资源和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支撑，因为一旦缺乏要素和人的自由流动，城市群的发展一定会受到各种行政或者非市场手段的干扰。他强调，有了体制支撑，才有可能形成城市群内部高效分工、相互配套、大中小城镇协调发展的高质量发展格局。
肖金成是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曾经获得“中国十大国土经济人物”、“中国城市化贡献力人物”、“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等殊荣。他认为，要让中国城市群起到辐射带动作用，就要实现区域的协调发展。因为中国的行政区域自上而下，垂直管理，效率很高，但也有弊端，就是横向分割，若是要素流动不畅，就会影响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发展。因此，应建立不同尺度的经济区，与行政区并行不悖，形成“双轮驱动”的管理体系；而城市群和都市圈都属于经济区，可以通过体制创新，探索建立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合作机制，提高对周边区域的带动力。
专攻产业政策和金融研究的刘国宏，则发表对于《深圳经济空间演化的几点启示》。他介绍，深圳虽是带状组团城市，但呈现“中心—外围”的经济结构，人口密度同样呈睇次递减。从深圳发展规律的经验总结，他认为，都市圈、城市群建设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并且切实贯彻党中央要求的区域一体发展战略，支持各区域的创新探索，支持各企业的自主布局，不要人为设限，更不能以邻为壑。以深圳经济空间演化为例，正是深圳各行政区各司其职的功能，使得深圳的经济发展稳定有序。他又提醒，未来都市圈、城市群建设不能铺摊子，不能摊大饼，要找准发展定位，厚植“经济密度”（即提高每个人的劳动生产力，例如从1个人创造1万GDP变成1个人创造10万GDP），释放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让高科技含量、高发展质量的企业和产业脱颖而出。
城市群建设当中，少不了不同城市的协调，但每个城市各有特色，合作起来难免有所取舍。有与会观众问及，应该如何解决体制或机制不一的问题？徐林承认，现阶段的城市群建设确实面对不同程度的困难，毕竟国家是以行政边界任命地方领导，但他认为，即使当中难免存在竞争，但至少应该为竞争划定基本规则，以免造成资源浪费。
议题四：新型工业化与创新驱动发展
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发展政策处处长马潮江、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数字战略与经济研究所所长曹钟雄、深圳米飞泰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晓白、鹏城实验室鹏城国家靶场副总师郑志彬这四位专家，分别从强化工业核心竞争力、提升产业链地位、优化企业生产力布局、有效促进实体经济与各类新型高端要素协调发展等方面，分享他们对于有效推进新型工业化、推动制造业更高质量发展的可行路径。
马潮江同时也是国家信息中心智慧城市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为大会带来了技术含金量极高的演讲。他表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既是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的必然要求，也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必然要求；而在下一阶段，推进数实融合的关键任务在于数据要素的价值释放。当中少不了数据基础制度得系统推进，这将重点体现在五大方面，包括：完善统筹工作体制机制、推动制度细化和实操性标准规范、优化技术体系、保障数字治理和服务，以及构建多层次、多元化数据要素市场生态体系。
曹钟雄长期跟踪腾讯、阿里巴巴、滴滴、乐信等数字经济领军企业发展，深入研究国家、省、市层面数字经济热点问题，对于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具有独到见解。他认为，当下应该着眼于构建“创新生态共同体”，以应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与创新等问题，因为国家面临的是被支离的全球创新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联盟卡脖子”、 “隐形卡脖子”等前所未有的安全挑战迎面而来；与此同时，国家也正处于创新的爆发期，在该过程中“集成制造”逐步向“全链条制造”转变，“模仿创新”也向“源头创新”、“产业创新”转变。所以，未来要构建创新生态共同体，处理好科研攻关与产业创新、研发与工艺创新、统一市场与创新、以及国际国内双循环创新的问题。
李晓白是芯片封测行业的实业家。他说，芯片是推动人类社会科技经济发展永恒的动力，当前芯片产业相比于其他产业具有大得多的产业拉动比，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经济发展。他比较了江苏无锡、台湾新竹和美国矽谷的人均GDP在该国和地区的排名，指出这三个半导体最发达的城市的财富聚集效应非常明显。面对美国对华的“芯片禁令”，他认为中国更加要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全球化，发挥现有优势，以坚持灵活务实的人才策略，推动自主创新和合规化发展，在国际交往及合作上广交朋友，着眼全球布局。
郑志彬曾任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战略部副总裁和国家科技部“中国云”专项组专家。他表示，只有拥抱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才能推动中国真正走向“制造强国”；而目前国家已经进入行业主导的产业数字化阶段，通过传统行业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寻求全新的管理与服务模式，创造更高价值的产业形态；与此同时，以数据融合应用为核心的数字化转型，已经通过数字化平台实现孤岛信息的打通，并融合应用。他期望未来企业将拥抱数字技术创新传统产品，从而塑造新的业务价值，并充分发挥数据的价值，实现商业模式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