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顾者双尸命案｜与林正财对话——谁来照顾照顾者？

美孚新邨日前（5月14日）揭发照顾者双尸命案，86岁患有心脏病的父亲，以及59岁因严重糖尿病而被截肢的女儿，分别伏尸在櫈上和床上。不排除有人失救致死，另一人无力自顾身亡。有别于去年发生的五宗“以亲杀亲”照顾者惨案，这是另一种“以老护老”、“以残护老”的哀歌，可见安老问题现正面临极大挑战。随着香港迈入“超老龄社会”，照顾者悲剧真的无可避免吗？《香港01》今年年初就此与作为安老政策重要推手的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对话时，他已无奈慨叹，或许要等到一个引爆点（Tipping Point），才能凝聚社会共识，从而推动重大变革。
现重刊昔日报道，借此叩问各方——当悲剧频现，是时候改变了吗？

“在文明社会，这是一个悲剧。”——“以老护老”变“以亲杀亲”，背后牵涉从“人口老化”到“社区治理”等重大议题，但作为安老政策重要推手的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接受《香港01》专访时坦言，“有时要等到过了一个 tipping point（引爆点）”，才可能推动重大改变，从而减少悲剧再生——因为香港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态共同构成这种不幸现实——人与人关系支离破碎，互助互爱观念备受挑战，社会安全网出现漏洞，而只要社会仍然未能凝聚支援照顾者的共识，政府就没有压力和动力去优先处理。林正财反复强调，政府无疑肩负最大责任，但整个社会也要思考：只要每个人都愿意多走一步，让照顾者感受到社会没有摒弃他们，“我相信我们就有足够力量去承托。”

政府冷待照顾者惨案：“有时要等到引爆点”

父母杀女、儿子杀父、母亲杀儿、父亲杀女、老夫杀老妻——在刚过去的2022年，发生五宗与照顾者相关的伦常惨案，也即平均每隔两个半月就有一个家庭因为照顾者不堪重压而支离破碎。这一幕幕由老、弱、病、残“相依相杀”的照顾者哀歌，已为香港响起严重警号，亟待特区政府调整施政思维，重新分配资源应对从“人口老化”到“社区治理”等重大问题。可是，当局至今未有积极回应，那一个个悲剧，都成了冷冰冰数字。

“照顾者的问题，可以说是一种‘隐形病’。平常未必看得到，额头上也不会凿着‘我是照顾者’，但他们确实面对很多困难。”关注安老事务接近20年的林正财慨叹，正是由于照顾者比较隐藏，本身已经不易发现，而且没有压力团体递信示威，所以政府制订政策的时候，往往不会优先处理他们的诉求；即使近年屡有悲剧发生，而上届政府终于委托理工大学进行并发表《香港长者及残疾人士照顾者的需要及支援顾问研究主要报告》，但由于需求不一、难以定义，所以有关政策仍然面对“如何落地”的大难题。

在林正财看来，最难的“落地”问题，莫过于整个社会仍未凝聚一种“需要共同支援照顾者”的共识，“如果连社会都觉得不重要，政府是不会管的。”

然而，这说法也难免令人生疑——“政府”存在的意义之一，本就应该善用权力和资源，积极解决社会问题、提升生活品质、减少悲剧发生，而如果当局死守那种“If it ain’t broke, don’t fix it”的心态，岂不是要“逼”到愈来愈多照顾者走上绝路？

“很不幸地可以这么说，香港无论政治制度，或者政治生态，悲惨地说，现实是这样的。”林正财以迟了足足35年、终于年底发布的《基层医疗健康蓝图》为例解释，“基层医疗”议题历经港英政府和特区政府的讨论，实施理据相当充份，但由于工作属于“预防”性质，难以即时见效，无法获得“政治选票”，所以拖延多年未有执行；直到近年公营医疗系统屡屡爆煲，例如专科轮候数以年计、急症病床供不应求，市民终于意识到“原来是会出事的”、“原来不如想像中美好”，“基层医疗”才可走出第一步。

“在文明社会，这是一个悲剧。”回望近月照顾者惨剧，林正财也很无奈，“有时要等到过了一个 tipping point（触发点）”，才可能推动重大改变，从而减少悲剧再现。

可是，香港等得起吗？谁又能够确保照顾者的“炸弹”不会酿成另一场“管治风暴”？

被动支援零散又复杂：“这些问题我都听过”

政府统计处《2016年中期人口统计主题性报告：长者》显示，当时全港已有超过15万名长者独居，另有近30万名长者只与配偶同住，也即每三名长者就有一个需要自己照顾自己或以老护老。由20个社福机构单位组成的“照顾照顾者平台”则在去年推算，全港至少有近100万名同住照顾者，负责照顾13万名需要协助的长者、24.8万名长期病患、24.4万名残疾人士、5.3万名特殊教育需要儿童、9万名智障人士、31万名0至6岁儿童。

“独居长者、双老长者、以老护老，在10多年前并不那么严重。”林正财提到，近年社会运动造成撕裂，加上新冠疫情带来阻隔，人与人关系变得分崩离析，“以前一声问候，对照顾者来说可能已是‘骆驼背上最后一根稻草’”，现在没有了，不幸事件也多了。他担心，在“移民潮”下，很多子女独自远走他乡，照顾者问题将会更趋严峻。

事实上，问题无处不在。以去年为例，12月11日，黄大仙慈乐邨发生伦常凶杀案，一对七旬夫妇怀疑不堪照顾压力，用铁锤扑毙47岁长期患病女儿；12月1日，湾仔一名53岁男子疑因长期照顾89岁老父压力爆煲，挥刀杀父后自杀未遂，再纵火烧屋导致双双殒命；9月3日，深水埗一名5岁有特殊学习需要的男童，怀疑被33岁母亲长期虐待致死，其母企跳获救，被揭独力养育3名子女，并怀有5个月身孕；8月4日，土瓜湾一名81岁患有严重肾病的老妇，怀疑被不堪长期照顾压力的86岁丈夫割断静脉导管而死亡；3月7日，旺角一名32岁患有精神病的女子，怀疑经常袭击70岁的父亲，导致老父将其扼弊。

凡此种种的案例，政府不是不知道应该怎样支援，但偏偏就是未能提供足够支援。当局目前主要透过生活津贴、暂托服务、“中心为本”社区支援、“家居为本”社区照顾、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等措施，为照顾者提供有限度的支援。然而，有关政策早已为人诟病：一则零零散散、欠缺统筹，未能清晰界定支援对象；二则脱离现实、名额有限，与照顾者的真正需求存在落差——例如，暂托服务只为长者提供230个指定日间暂托名额和330个指定住宿暂托宿位，对数以十万计的长者照顾者而言，实在杯水车薪。

“你刚才说的问题，我全部都听过。如果要照顾者了解整个（照顾者支援）系统是怎样玩的，确实有一定难度。”对于政府支援政策与照顾者需要之间的差距，林正财认为问题并不在于资源不足，而是在于“服务种类相当多，也相当复杂，就算是行内人士也未必完全清楚，相信只有专业人员才能了解每一项服务”。他建议政府集中资源加强“个案管理”服务，尤其希望正在检讨的长者中心加快转型，增加个案经理去为愿意接受服务的照顾者提供“一站式”帮助，像“重案组”一样贴身跟进一些复杂而高危的个案，再引导他们善用整个支援系统，包括政府资源或社会力量，很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不过，“个案管理”有效服务的前提，是照顾者能够被看见。林正财提到，近月发生的照顾者惨剧，多数都没有社工跟进，“如果说曾有社工接触，但我们捉不到照顾者的脆弱位，那我们可以反思如何做得更好。但最困难的是，（出事的）照顾者并不是受助者！”他解释，现有社会服务机制全都需要受助者主动求助，“你要举手说你需要服务，但如果连有需要人士都不愿意举手的话，我们还能够有什么办法去帮助他们呢？”（编按：是次美孚新邨双尸命案所涉家庭，正正没有社工跟进，亦不受社署资助。）

可是，政府为何会处于被动角色？难道不应该主动为照顾者建构“安全网”？

社会安全网千疮百孔：“我们确实需要思考”

“这个安全网，不能只靠政府搭建。”林正财认为，政府固然有责任为有需要的照顾者提供支援，但安全网的最底层，应该由每位市民共同建构，“但这是我们最弱的一环，特别是最近几年，我想我们确实需要思考，如何才能一起重建我们的社会安全网。”

个半小时的访问下来，林正财至少十度重申“我们确实需要思考”——“我们”指的是政府和社会，而“需要思考”的则是从“治理理念”到“社会文化”的应有之变。

第一个需要改变的问题是，香港缺乏长远视野，未能防微杜渐，不懂动态治理。

“香港不太喜欢长远规划，不太喜欢将表面上看不到的严重问题，从地毡下挖出来清理干净，否则习主席也不会多番提醒我们，要解决深层次问题。”林正财说，“习惯即食”及“不求甚解”的短板，正是社会问题积重难返的根源，导致我们冷待很多危机。

大家早年对“基层医疗”的后知后觉如是，当下对“照顾者问题”的不太重视亦如是，皆因我们没有认真看待“人口老化”和“安老共生”是怎么一会事。

林正财早于2018年以安老事务委员会主席身份接受《香港01》专访时已经指出，“许多人还误以为人口老化在香港只是‘现在进行式’，觉得距离步入人口老化尚有一段缓冲期”，但实际上香港已经由“高龄化社会”踏入“超高龄社会”，当思维跟不上变化，资源自然落后，医疗求过于供、安老配套不足、照顾者压力倍增等问题便会接踵而至。

林正财当年忧心忡忡，以“龟兔赛跑”作喻，呼吁香港急起直追；事隔四年，不能说政府毫无寸进，但成效如何就见仁见智，而林正财最感欣慰的是，普遍市民开始接纳“居家安老”概念，明白应该尊重长者留在家中养老意愿，不能只把他们送往安老院舍了事；由他提倡的“综合家居照顾服务”及“改善家居及社区照顾服务”的“零轮候时间”目标也有大跃进，轮候时间由2018年高峰的18个月，减少至2021年底的5个月。

第二个需要改变的问题是，香港不习惯思考结构性问题，也不适应从全局看待政策。

“我经常说，我们不只是照顾老人家，我们是照顾家人，所以如果我们对于家庭概念或者家庭政策做得好一些，很多安老政策执行起来就会比较顺畅。”林正财娓娓道来，照顾者背后的人口老化与很多议题息息相关，包括居家安老、房屋短缺、家庭结构、邻里关系、社区治理、社会福利、乐龄科技等等，所以“解决人口老化”的问题导向本应贯穿于人口、家庭、安老、创科、教育、土地、房屋等等方方面面的政策范畴当中。

政策明明需要不同部门共同承担，“因为都是我们应该共同面对的深层次问题”；可惜，目前除了“劳工及福利局”以外，其他政府部门似乎仍然认为“安老政策”事不关己——这也是过去四年作为行会成员的工作当中，林正财最不满意自己表现的地方：“因为我还未能推动所有的局和署，和我们一起迎接‘人口老化’带来的各种挑战......但其实没有任何一个部门或者一个局，可以说自己完全和‘人口老化’没有关系。”

例如，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应该协助发展“乐龄科技”，帮助长者解决在起居自主、健康检测、家居安全、复康保健及社交生活等方面遇到的问题，从而提升长者的生活质素和自理能力；至于教育局则可以教育年轻人认识“老化”，“以免日后不知如何照顾家中长者，或者到你老了可能你也适应不了”；而负责城市规划的发展局，“如果未能因应‘人口老化’设计未来城市，届时社区无法充份配合‘居家安老’，就会引发其他不同类型问题”；还有早已焦头烂额的房屋局，“我曾在政府内部会议提出，为何当我们兴建了愈来愈多的公共屋邨单位，但整体的公屋住户人口却是愈来愈少？当我们的房屋政策其实是（鼓励）将一个家庭分拆成几个，我们是否变相制造了很多独居的人？”

看不清全局，难免一叶障目；读不懂结构性矛盾，恐怕徒劳无功。林正财提醒：“每一个政策都影响着照顾者的不同面向，政府需要经常反思，那些政策究竟是在帮助照顾者，还是导致照顾者更加焦虑？”很多政策皆因相互抵触，结果衍生不少下游问题，例如产生大量不被支援的照顾者，而如今家庭少子化、老人孤独化、社会冷漠化等日趋严重，“我们是否应该思考上游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又该如何保持政策的一致性？”

第三个需要改变的问题是，过于注重个人主义，互相关爱价值日渐失落。

林正财最念兹在兹的一个与照顾者问题环环相扣的议题，就是“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瓦解，因为近年社会动荡令人与人之间的连结变得薄弱，互助互爱的传统美德也备受挑战，那张原本可以用来“兜底”的社会安全网才会漏洞百出。

社会资本是用以影响社会互动质素和频率的一些制度、关系和标准，有助建构市民的社会参与、人际网络、凹凸互补、互信互爱、互助互惠、体谅团结、共同价值等等，为社区注入人情味。特区政府目前主要透过“社区投资共享基金”发展社会资本，鼓励不同组织展开跨阶层和跨界别合作，在社区建构互助网络。林正财则早于2005年出任基金委员会委员，及后又做了六年主席，至今仍对当年落区时所感受到邻里之间的守望相助精神印象深刻，例如不少义工楼长四出关照家家户户需要、穿针引线连结不同街坊；但他同时又感慨今非昔比，不论是公共屋邨还是私人屋苑，“很多人都把门关起来了。”

“不知道可不可以这么说，我们可能受西方文化所影响，比较强调个人主义。”林正财观察到，每当新落成一些小型社区，发展商总以“排他性”作招徕，“说我们这里很尊贵、外人无法进入、住户很有私隐云云；可是，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推销‘包容性’？”他自诩“理想主义者”，做事追求价值理念，所以自从2017年出任行会成员，也积极鼓励政府官员“放下包袱，多讲价值观”，一来可以透过价值认同到价值内化的过程，为整个政府设定上行下效的施政目标和合理政策，二来可以借此向市民清晰表达政府解决问题的决心，显示愿意改过自新、重整公共资源运用，带领社会朝着共同方向迈进。

尽管如此，林正财也自嘲道，在香港讲“价值观论述”和“深层次矛盾”，犹如“自杀毒药”，很难引起关注；不过，他仍会继续推动政府和社会改变。在访问的最后，林正财一再重申，政府无疑肩负最大责任，但整个社会也要重新思考：只要每个人都愿意多走一步，让照顾者感受到社会没有摒弃他们，“我相信我们就有足够力量去承托。”

（报道首刊日期为2023年1月17日，标题原为《救救照顾者・5｜与林正财对话——谁来照顾照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