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航运现曙光？成功争取制定长策 刘洋：二元优势无惧港口竞争
“在面临‘反全球化’浪潮下，航运业是最具有全球化特点的行业，而香港作为国家唯一实施普通法制度的地区，国际航运中心同样具有独一无二的二元属性。”不少人对香港航运前景忧心忡忡，而国际航运公会中国办事处首席代表刘洋则在危机当中看到满满机遇，并持续就业界长远发展发表政策建言，促请当局针对问题瓶颈、制定战略规划。几经争取，终获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纳，在运输及物流局设立海事及港口发展策略专责小组，局方今日（4月19日）更委任刘洋作为小组成员。
六年久久为功终于“成功争取”
曾为世界第一港口的香港，近年排名节节下跌，今只位列全球第九位。根据香港海运港口局最近发布数据，去年全年本港港口货柜吞吐量大跌6.9%至1,657万标准货柜单位（TEUs），只达到10年前的72%而已。不过，国家仍然坚定支持香港巩固“国际航运中心”地位。陈茂波便在《2023-24年度财政预算案》承诺，为了推动香港高端航运发展，运输及物流局将成立专责小组，联同香港海运港口局及高端航运服务业界代表，预计最快将于年底之前提出行动纲领，以提升航运多元服务、助力海运和港口业务达到碳零排放、推动航运智能化和数字化、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及国际航运界的交流协作。
直到昨天，运输及物流局正式设立海事及港口发展策略专责小组，并委任业界代表包括中英船务集团首席执行官Bjorn Hojgaard、香港船东会主席顾之灏、拓维集团首席运营官Angad Banga、香港付货人委员会主席林宣武、高级海险核保专员李国霖、资产融资及租赁合伙人梁嘉辉、以及国际航运公会中国办事处首席代表刘洋。
“过去6年，我一直在呼吁特区政府携手业界为香港航运业发展制定长远且全面的战略规划。”这个对普罗大众而言颇为陌生的小组，对长期关注业界发展的刘洋来说意义重大——从个人层面而言，六年久久为功、终于“成功争取”；从香港航运前景来说，则可望突破发展瓶颈，重新确立和提升香港的国际航运中心地位。原来，陈茂波《财政预算案》的承诺，少不了刘洋的政策建言，因为他早在今年年初致信陈茂波提出相关建议。
“航运中心”不应停留在口号和历史
“确实就是因为航运竞争力一直向下，才促使我在过去这么多年一直在思考，到底能够如何从整体意义上巩固和提升香港的国际航运中心地位，而非仅仅停留在口号和‘缅怀历史’上。”本身是海问律师事务所香港办公室合伙人的刘洋，早于2010年在英国留学后经“输入内地人才计划”来港，专攻航运、贸易诉讼和仲裁业务，近年持续就香港航运集群发展发表建言，“纵观新加坡、伦敦和上海（的航运产业发展），都是先有计划，再有行动，那我一直在问的问题就是——这些地方，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航运中心，还是社会主义的，都能为航运业发展制定长远计划，那香港为什么不可以？”
刘洋去年年中已在香港01发表《资本链搭起粤港深度合作并船出海的桥梁》一文，提出香港这个国际航运中心具备国际性、高端性和服务性等相辅相成的三重性质，必须对国家经济发展模式向国际国内双循环转变的大趋势有所掌握，与粤港澳大湾区主要城市的高端航运配套发展，从船舶建造、船舶注册和公司注册、船舶管理和租赁、海事保险、海事法律和争议解决、港深“前店后厂”等六方面规划蓝图，促进两地航运产业合作。
今年年初，刘洋也在其他媒体撰写《长远全面战略规划 提升港航运地位》，从“长远”、“全面”、“战略”和“规划”四个维度，详细阐述如何“巩固”和“提升”国际航运中心地位。他认为，战略规划必须具备方案与行动、力量与意志、眼光与能力，而当局若要为行业进行长远布局，至少需要对未来30年作出具体规划，而香港想要巩固和提升国际航运中心地位，更要从绿色航运和数码航运着手，丰富海运集群多元发展。
别具“二元属性”有助国家参与航运治理
刘洋当时提出六项措施：（1）吸引大宗商品贸易商和船舶经营及管理企业，在港设置运营中心和地区总部，成为对所有航运业务具有全球吸引力的目的地；（2）最大限度发挥融资、保险、管理与经纪以及海事法律等高增值航运服务竞争实力；（3）结合国际金融中心优势和发展创科中心机遇，成为全球航运脱碳和数码智能的引领者，并协助国家借此成为全球航运业规则的制定者；（4）培养本地人才，并吸引海外专才，成为内地与东南亚国家输送高端航运服务人才的教育与培训基地；（5）通过香港海运周及其他航运品牌活动，向全球展示香港和内地在港口、运输、工程以及高端航运服务的领先地位，促进海运业集群全面多元发展；（6）助力国家加强与国际海事组织、国际劳工组织（ILO）以及航运相关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的联系与合作，捍卫和促进全球化及自由贸易。
“现在终于踏出第一步了，说明香港特区政府的意识也在转变，这是个积极信号，是好事。”刘洋期望新成立的海事及港口发展策略专责小组，能够拿出有效、贴地、解决问题的长远且全面规划，为航运未来路向做好准备，不负时代和社会所托。专责小组其他成员包括船东、船舶管理人、以及航运金融和海事保险的专家，相较他们而言，刘洋则希望从海事仲裁和法律服务，以及国际合作这两个方面下功夫——特别是在国际合作方面，例如在“脱碳化”和“数字化”浪潮之下，能够推动香港积极协助国家在塑造航运业未来的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包括在逆全球化背景下持续推动贸易自由化。
苦口婆心劝说特区政府多年，过去多年所思所想终于有望付诸实践，刘洋既感到兴奋，更感到压力，“因为我对这个位置不只是有个人使命感，更有历史责任感。”
尽管近年香港港口吞吐量持续下降，并被周边港口超越，但刘洋表示，衡量一个地方到底能否担当“国际航运中心”，吞吐量只是其中一个指标，更重要的是港口伴随的海运集群整体发展，而香港明显别具优势——过去十年，香港运输贷款和垫款以每年8.6％的速度大幅增长，截至2020年12月，总额达到约1290亿港元；世界十大船舶融资银团贷款的簿记行中，有八家在香港设立办事处；融资支援方面，香港是仅次於伦敦、新加坡之外航运金融机构最为集中的地区，截至2021年底，香港共有84家获授权的海事保险公司，其中外资海事保险公司有32家；香港更是全球最具规模的海运中心，截至2021年底，香港的商船船队占全球9.8%，有900多家与海运相关公司在香港提供海事服务。
国际航运公会也于2019年选址香港，设立百年来首个海外办事处，可见香港仍具竞争。但对刘洋来说，香港最大的优势在于“一国两制”，因为“‘一国’之下，香港是中国这个实行大陆法系（社会主义法系）的国家的一部分，和整个大陆法世界产生了联系。同时，香港本地又实行普通法，普通法是海洋世界运行规则的最基础的法律法规。香港处在这样的一个交汇点上，就具有了所谓的‘二元属性’，它既可以连接到内地的大陆法系，同时又可以很好地协助内地走向海外，去联系整个海洋世界。”国家近年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当中包括全球航运治理，而刘洋相信香港绝对可以助力国家，更大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