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约公屋｜简约了建筑和设计　别简约了这一大问题

“简约公屋”实质是“过渡性房屋”及“临时房屋”，但以“简约”取代“过渡”和“临时”等字眼，并且采用简约设计和组装合成建筑法，以求快速兴建公屋单位，暂时改善基层住屋惨况。不过，困扰香港多年的房屋问题恐怕难以“简约”。

只解燃眉之急
不是长远之计

“简约公屋”先在厂房制造各个组件，包括饰面、固定装置和屋宇设施等，再直接运送至工地，装嵌成为建筑物。过程可令单位标准化、减省现场施工工序、加快建屋速度。

不过，“简约公屋”终究是“过渡性房屋项目”，属于“临时”性质。根据房屋局，政策理念是优先为轮候传统公屋三年或以上和㓥房住户，安排入住“简约但适切的居所”，让他们在入住传统公屋之前，至少5年时间可以享有一个“ 安乐窝 ”。除此之外，局方还以“提量、提速、提效、提质”为卖点，扬言“简约公屋”能够纾缓公营房屋供应压力，所以推出以当前公屋一般申请者平均轮候时间5.6年“封顶”的全新公屋轮候指数“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目标是在2026/27年度之前把轮候时间降低至4.5年。

然而，本港不乏由政府或非牟利机构（NGO）推动的过渡性房屋项目，但公屋轮候时间未见大幅缩短。2022年11月，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评审委员会批出41个NGO的过渡性房屋项目，合共提供约18,200个单位，总资助金额约98.8亿元。项目固然有助改善公屋轮候者的居住环境和租金开支，但对减少轮候时间并无太大帮助，例如截至2022年9月底，公屋一般申请者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5.6年，只是比2021年微跌0.4年。

过去不乏项目
坊间反应冷淡

除了“治标不治本”，以往的过渡性房屋项目还出现不少问题，包括租住期短、空间有限、位处偏远等等，有的甚至“过渡完再过渡”，对部份基层而言不具太大吸引力。

本港首个使用组装合成建筑技术的过渡性房屋“南昌220”，由2020年8月入伙至去年底结束，结果只有不足三成的公屋上楼率，另近13%无法衔接到其他社会房屋，须回归私楼市场，甚至重返㓥房。项目由政府兴建及统筹，并由社会服务联会策划，其业务总监黄健伟于“南昌220”结束营运后接受《香港01》访问时坦言，“项目就是让公屋轮候人士在轮候那5年间有2年不用住在㓥房里。”因为“南昌220”的租约最长只有两年，即早已“打开口牌”明言不能保证住到上公屋，只能聚焦处理㓥房户被社会孤立的困境，协助他们接触到社会资源和支援，即使日后重返㓥房仍能独立过较好的生活。

“南昌220”合办机构东华三院代表透露，在土地租用期届满时，只有只有约20户获编配公屋，其余60多户要自行处理租约满后事宜。在屋宇署批出项目图则的2018年初，公屋一般申请者轮候时间为5.1年，但到今年中已增至5.8年。换言之，除非兴建公屋的速度能赶上过渡性房屋租期，又或是两者能够配合，才能保证租客成功衔接公屋。

另一个命运“坎坷”的过渡性房屋项目，是由香港圣公会福利协会、新鸿基地产和政府合作兴建的元朗“同心村”，有近一半空置率。项目去年5月入伙，1,800个单位只有700户是合资格轮候公屋人士，另有400户是营运机构认可的有需要人士。

立法会新界西北议员田北辰认为“同心村”已算是“笋盘”，邻近元朗西铁站和大型商场，但入伙近一年入住率依然低落，担心比其更为偏远的“简约公屋”将会重蹈覆辙。政府目前公布8个“简约公屋”选址，只有3个位于市区，其余位于小榄乐安排、屯门第3A区、屯门第54区、元朗攸壆路及上水莲塘尾，都欠缺完整社区配套，本身也不是以建屋作为长远规划用途，有机会造成“职居分离”。田北辰担心，市民对入住郊区的“简约公屋”反应或会不太热烈，恐怕造成空置情况，未能充分发挥好“过渡”的作用。

问题在于临时
港沦下流城市

过渡性房屋之所以无法解决房屋问题，关键在于其“临时”性质，以为可让等候入住公屋的基层家庭暂时有个栖身之所，而不想主动承担其居住责任，以免影响楼市波动。本港知名地理学者邓永成曾与叶钧颂、梁汉柱及冯国坚合撰《“过渡”措施目的成谜　勿把城市简化为宿舍》一文，批评特区政府近年不时抽离历史脉络及现实背景，胡乱挪用外国诸如“过渡性房屋”等新兴房策词汇，不断压缩甚至偷换“空间公义”的概念。

文章提到一个发生在19世纪法国巴黎，资产阶级如何推动城郊工人上车做业主的故事。当时，工人需要到城内工作的机会，工厂则需要工人的劳动力；然而，尽管资产阶级欢迎工人进入城市，但碍于城市扩张的空间压力，只能把他们安置在指定地点，又鼓励他们努力储钱置业；结果，工人得到的只是一种聚居城市的感觉，而非真正参与城市生活的权利——他们的居住面积愈狭小、生活条件愈简陋、空间使用愈不足、社区设施愈不便、群居生活愈疏离，“房屋”被简化成为“宿舍”，城市也变得“下流”。

邓永成等人指出，这背后反映的意识形态，是将人分成“有楼”及“无楼”两类，而前者才算是“这个城市的人”，政府就可借此管理城市生活，以保社会和谐稳定。特区政府正因为此，不愿大举兴建公营房屋，所以历来总想透过“临时房屋”暂缓压力。

早于1946年，本港已有首个临时房屋区，用来安置受清拆、火灾或其他天灾影响的居民。其后，临屋区由原始的木板、锌铁搭建，进化成有石棉瓦顶，再于1990年代末期，演变成4至29层高的中转房屋。在高峰时期，全港先后建有6个中转房屋项目，全部位于新界，后因使用率偏低，大部分已被拆卸。时至今日，当社会越来越进步、经济越来越发达，市民却越来越难有安身之所，而政府则仍“换汤不换药”地推出过渡性房屋。

房策严重脱轨
错在置业主导

前车可鉴，房屋局强调“简约公屋”是“汲取营运过渡性房屋的经验”，短期内旨在解决部分人迫切房屋需要。那么，长期而言，房屋供不应求的问题怎样解决？

特首李家超于《2022年施政报告》中提及，未来十年提供约36万个公营房屋单位，惟单位落成分布“头重尾轻”，前五年期（2023/24-2027/28年度）仅约三分之一单位落成，当中8.26万是公屋（包括绿置居）单位，另外4.51万为居屋单位。因此，当局将于五年内加快推出3万个“简约公屋”单位，相信可以暂时应付“头重尾轻”的问题。可是，截至2022年9月底，全港还有13.55万宗一般公屋申请和9.91万宗非长者一人申请，可见短缺不小，而随著楼价持续高企和人口持续增加，需求只会有增无减。

根据政府对上一份于1998年发表的《长远房屋策略》， 当时主要以建屋、自置居所和轮候公屋为目标，集中资源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公屋，停建资助出售单位，尽量减少干预市场。但亚洲金融风暴之后，香港经济和物业市场于开始复苏，楼市续渐炽热，公营及私营房屋的供求均严重失衡，楼价和租金已上升至超逾一般市民可负担的水平。于是新届政府于2012年成立长远房屋策略督导委员会，并于2014年出版《长远房屋策略》，自言采取“供应主导”和“灵活变通”原则，每年更新长远房屋需求推算。然而，十年来，政府既未能因应需求加大公营房屋供应，亦未能积极出手调控只升不跌的楼市，导致房屋问题依然严峻，基层市民上楼遥遥无期，中产市民也只能望楼兴叹。

事实上，回归后公营房屋占全部房屋比例至今还是不过一半，根据政府统计处数字，2021年公营租住房屋单位及资助出售单位合共有127.7万个，私人永久性屋宇单位则有168.2万，公营房屋和私营房屋比例为43:57。有趣的是，截至2020年后期，本港的自置居所比率只有51.2%。也就是说，有人无屋住，有屋无人住。根据差饷物业估价署去年5月公布《香港物业报告2022》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全港私人住宅整体空置量为50,164伙——光是这些空置单位，已经多过“简约公屋”的三万个单位。

这不禁令人疑惑，政府除了不断卖地、起楼，就不能更积极地检讨公私营住屋用地分配吗？本港深层次房屋问题牵涉复杂的炒卖问题、房税漏洞、利益争夺等等，只用五年却动用天价的“简约公屋”到底能帮到多少，是一个很大的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