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独立调查委员会无用、无效、无人记得？

随着“检疫令”放宽，香港进入“后疫情时代”，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建议仿效2003年“非典型肺炎”（“沙士”）疫情结束后的做法，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全面检讨港府抗疫表现。不过，继三名行政会议成员开腔反对后，昨日（1月31日）特首李家超也明确表示不同意设立独立调查。其实，上届政府明明对疫情调查持开放态度，但现届政府既不打算查找不足，也无意追究失职官员责任。然而，第五波疫情夺去1.5万人性命，真的可以就此不了了之吗？

政府拒设独立调查
自诩问题已经解决

新冠疫情肆虐三年，终现曙光。截至1月30日，五波疫情合共造成287万人感染，1.3万人病逝，屡被诟病防疫失当的特区政府责无旁贷。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上周四（1月26日）在电台节目中建议政府参照“沙士”时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的做法，全面检讨个案追踪、隔离设施、病毒检测及院舍防疫等各项政策，“准备下一次大流行可以做得更好。”建议获多位业内人士支持，包括同为政府专家顾问的许树昌、刘宇隆、曾任医管局质素及安全总监的中大生命伦理学中心荣誉顾问区结成等等，他们大多强调，“委员会”的检讨重点不在于追究责任，而在于全方位检讨防疫政策、医疗系统及相关制度。

从惨痛防疫中总结经验，理所当然。然而，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成员陈清霞及林健锋竟然先后开腔反对，表示现时不是检讨时机，“将分散、弱化防控整体力量”、“单靠检讨不能做好防控”、做法“劳民伤财”。叶刘淑仪更重提到调查历时三年的港铁沙中线工程问题的“委员会”，“查完之后大家都忘记了。”最终，特首李家超周二（1月31日）出席行政会议前明确表示不同意设立“调查委员会”：一来疫情踏入复常新阶段，二来本届政府已不断总结经验，并且改变指挥协调方式，在“决策要快、执行要准、落实要讲结果”原则下提高应变能力、增加安全系数，较“委员会”更为有效。

显而易见，李家超等人都视“委员会”为无用、无效，且认为现届政府已经知道问题所在并作出改善。然而，正如众多专家所言，“委员会”的作用不仅限于总结经验，还在于全面检视不同政策和制度，并且可以追究严重失策的责任谁属，还病逝者一个公道。

全面检讨加以改善
追究责任还民公道

以2003年“沙士”为例，当时特区政府在世界卫生组织还未于7月宣布大流行结束之前，便已在5月率先成立“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专家委员会”，由英、美、澳、内地及本地专家组成，除了检讨行动机制和应变计划外，还从公共卫生、疾病控制、控制机制，以及系统设计多个层面，评估政府、卫生机关及医院管理层的抗疫工作。委员会最终建议设立卫生防护中心、加强疫病监控和医护人员培训、与内地和国际社会紧密协作等46项重要措施，均获港府接纳并执行，使得香港有效抗击新冠以外的其他流行病。

检讨抗疫细节正是“委员会”的一大职能。在新冠疫情，特区政府的应变和动员能力堪忧，而现届政府上任以来也确实致力改善。不过，这样的改善真的全面吗？又足以应对日后的紧急公共危机吗？以不幸成为感染和死亡“重灾区”的安老院舍为例，难道就不需要全面检视其中的防疫措施，院舍的居住环境和染疫安排？诸如部分楼寓的去水、排气结构存在的传播风险等问题，难道不是环环相扣地削弱着这座城市的抗疫能力？

“委员会”的另一重要职能，是追究严重政策失误的责任谁属。众所周知，相对其他同等水平的发达经济体而言，香港死亡率偏高，而这绝对离不开主责官员的决策失误、执行部门的效率过低，但除了因为“洪为民生日事件”引起重大政治风波而请辞的前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之外，至今明明表现相当不济的防疫官员仍然未见主动承担责任。

反观内地问责情况，据《人民日报》旗下《健康时报》统计，在去年2月至3月期间，部分地方疫情暴露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存在短板漏洞，多名干部因为存在履职不力、失职失责等问题，被问责处分者多达60人，多名地方官员被免职，例如广东省公安厅党委委员、副厅长黄守应，吉林市长王路，长春市卫健委主任高玉堂等等。

独调不能走走过场
失职渎职要负刑责

为切实落实问责和究责机制，经历2003年“沙士”一疫，内地已经通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订明在突发事件调查、控制、医疗救治工作中玩忽职守、失职、渎职的主责官员，将被依法处以降级、撤职、开除，甚至追究刑事责任。第五章“法律责任”订明，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对社会公众健康造成其他严重危害后果的，依法给予开除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24条“举报制度”则赋权任何单位和个人向上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举报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不履行突发事件应急处理职责，或者不按照规定履行职责的情况；举报有功者将予以奖励。

反观香港，问责制形同虚设，“独立调查”也只是走走过场，难怪市民会遗忘。

2018年“沙中线”出现剪短钢筋、邻近建筑物沉降超标、建造结构出错等严重施工质量问题，尽管当局成立“委员会”调查事件，亦要求港铁5名管理层离职，当中行政总裁梁国权提早辞职、工程总监黄唯铭请辞、至于3名负责沙中线相关工程的总经理级员工，即被“炒鱿”；但直至今日，并没有任何人因而被控，总承建商礼顿也已恢复投标资格。

2015年部分公共屋邨、居屋、私人屋苑、医院及教育机构被揭发食水含重金属超标（铅水事件），翌年调查委员会发表报告反映法例未能与时并进、执行出现严重落差、监管制度如同纸上谈兵、各持扮者对风险管理的警觉性不足，但竟然没有任何官员需要负上个人责任——时任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更表明，港府已经积极检讨制度，可谓体现问责精神——难怪有人质疑，政府已把“成立委员会”当成应付“问责”呼声的把戏。

前任特首林郑月娥去年3月曾经表示值得为疫情成立检讨委员会，而假如下届政府成立委员会，希望咨询她作为抗疫负责人的经验，她亦乐意配合。时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也承认，院舍爆疫责任在于劳福局，例如未能即时解决通风、换气量及人手不足的问题；他当时更透露，未来会设立跨部门工作小组，检视并加强院舍抗疫能力。或许，政府已换届，涉事的官员经已卸任，但这并非“免罪金牌”，在位时期的行为失当理应接受刑罚。对于涉及287万人染疫、造成1.3万人死亡的疫情，真的无须调查、无须问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