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3D世代”燃希望　张炳良吕大乐吁信任青年　黄裕舜倡大刀改革

受2019年反修例风波和新冠病毒疫情的双重夹击，社会前景未明；不少年轻人灰心丧志而又惴惴不安，有的选择移民另觅新生活，有的则以“躺平”、“佛系”自嘲。在一个以“能否给年轻人一个希望”为主题的跨世代公共政策论坛上，资深政治学者张炳良形容港青是“3D世代”：Dispossessed（被剥夺财产）、Disenfranchised（被剥夺权利）、Disillusioned（幻想破灭）；著名社会学家吕大乐则认为，很多年轻人虽非精英才俊，也无远大志向，但他们仍是社会的一份子，同样值得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亟待特区政府认真回应各方面的需要；年仅25岁的牛津大学政治学博士生黄裕舜则从摆脱经济结构固化、协助青年自我实现、有效沟通重建互信、巩固香港独特地位等四方面提倡社会改革，冀能重新燃点青年希望。

港青对前景悲观

人人都说“青年是未来的主人翁”；然而，根据香港青年协会“青年创研库”去年7月公布的“青年对香港未来的愿景”研究报告，只有不足四成（37.9%）受访青年对个人未来发展倾向乐观，但有近五成（46.9%）倾向悲观。年轻人充满无力感，令人不禁忧心香港会否失去一代推动社会发展的新力军。新一届政府锐意解决“青年问题”，既成立“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又出台《青年发展蓝图》，不过坊间没有太大回响。

由香港教育大学公共行政学研究讲座教授兼香港科技大学公共政策学部客座教授张炳良，以及教育大学香港研究讲座教授兼香港研究学院总监吕大乐，连续举办五年的“公共政策对话系列”讲座，早前（1月7日）邀请青年学者黄裕舜以“能否给年轻人一个希望”为题展开对话。讲座主要涵盖三大问题：第一，年轻人失去希望的原因是什么？政府和社会有多了解年他们最关心的问题？第二，政府有否广泛接触不同族群的年轻人？平凡港青能够过上好生活吗？最后，青年问题背后是否牵涉更深层的社会结构问题？

了解“3D世代”的愤怒

政府若要凝聚青年，首先要知道年轻人何以愤怒？是什么驱使他们频频走上街头？有的不惜代价到底是想改变什么？张炳良便形容，香港年轻人是“3D世代”：Dispossessed（被剥夺财产）、Disenfranchised（被剥夺权利）、Disillusioned（幻想破灭）。

经济上，年轻人毕业后，受贫富悬殊、产业单一、上流阶梯固化等社会结构问题所困。根据政府2022年统计数字，15至24岁年龄组别的平均月薪只有14,000元，而25至34岁更只有20,000元——即在职场奋斗多年后薪酬增幅有限，难以在生活成本高企的香港承担租金、衣食等各项开支，更遑论组织家庭或生儿育女。对基层青年尤甚。

政治上，反修例风波激起政治动荡，作为推手的年轻人被部分政客视为“问题根源”，提倡予以“家长式”的严防管教。以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刚出炉的《青年发展蓝图》为例，170项措施只字不提“参政”，鼓励青年参与公共事务的政策也寥寥可数，且只停留在咨询层面，不愿赋予实质权力，而是着力进行更多“教育”和“认识”工作。

社会愿景上，年轻人一方面对香港充满热情，甘愿冒着锒铛入狱的风险，有的甚至参与暴力冲击，也要争取符合他们心意的政治体制，以为如此才能实践民主自由、达致公平正义；但另一方面，随着几次社会运动的挫败，年轻人对“改变社会”的可能性感到悲观，甚至对国家、“一国两制”、《基本法》都产生抗拒，从此与特区政府愈走愈远。

要给“下流年轻人”希望

至于年轻人到底想怎样改变社会？吕大乐指出，年轻人的希望是多样的，因为他们的族裔、教育程度、生活经历及年龄组别有别，各自也有不同的关注问题和人生追求。然而，特区政府政策多数以具竞争力的青年为主，难免令人质疑当局有否顾及需求差异。

《蓝图》界定12至39岁为青年，总数有约200万人，但根据民青局，每年只有7万人次参与有关措施，可见绝大多数年轻人都未能受惠。以即将扩大的“青年委员自荐计划”为例，翻查从2017年以来合共四期获委任名单，不难发现最低限度都有学士学位，而拥有硕士学位、名校毕业、专业资格人士更加不胜其数，可见政府过分侧重于精英，甚少提拔有热诚但经验浅或学历低的年轻人，这难免令部分青年感觉被孤立，带来反效果。

国家近年推出《“十四五”规划》、“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一带一路”倡议等重点战略，特区政府也因应大局制定青年政策，锐意发展创科及新兴产业，协助具竞争力的青年到大湾区发展。不过，对于一心留港、不是从事香港传统支柱产业如金融、地产及零售、没有专业文凭，甚至在囚及更生的青年，他们又该如何自处？他们也许不是各界才俊，甚至没有远大志向，难道就应该被遗弃？对此，吕大乐提醒，每个年轻人都是社会的一份子，同样值得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亟待特区政府认真回应各方面的需要。

大刀改革才能让更多人留下

针对以上问题，黄裕舜以金字塔说明政府需要进行系列改革：

第一，推动再工业化，摆脱经济结构固化。年轻人所面对的经济困局，正是香港产业单一所致的结构性失业和“M型社会”难题；因此，一方面要让香港产业及劳动市场变得多元化，为普遍中低技能青年带来就业机会，另一方面要把握“一国两制”的独特地位，更大胆地向对大中华地区、甚至亚太区内外的企业及投资者招手，同时强化香港与国际社会的多方面合作，在金融、经贸、文化、教育、科研、人才等方面加强交流。

第二，协助青年自我实现，减少社经地位不平等。千禧世代以及Z世代（1995-2010 年间出生）诞生和成长于物质条件丰富的环境，相对上一辈而言较不需要着重应付生活所需，而是更加倾向追求后物质价值，例如强调民主、自由、环保、保育等等，并且更加希望发挥潜力、表现才能，达到“自我实现”(Self Actualisation)。因此，政府除了要协助青年装备所需技能、知识和思维，更要照顾不同阶层青年的差异，为不同类型的年轻人创造机会——不论是到大湾区还是留港发展、高技能还是中低技能，都能实现理想。

第三，与青年建立有效沟通，重建互信关系。假如政府仍然用人唯才、继续在一定程度上把年轻人排拒在政治体制之外，相信只会深化年轻人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因此，当局应该积极与年轻人对话，避免把他们被推到对立面上，真心实意地考虑年轻人的意见，以免青年声音被少数“精英青年”所垄断，才能让更多青年感到自己被社会接纳。

最后，巩固香港独特地位和优势，增加年轻人对城市和国家的归属感。黄裕舜认为，香港作为中国一座极具国际化和先进大都会的现实不容改变，而且必须增强有关地位。只有继续强化香港在“一国两制”当中的重要角色，才能应给予年轻人在身份认同方面的信心，从而更加坚信香港是个对世界和国家都独一无二的地方，值得每一个人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