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科发展蓝图｜与资深院士吕坚对话：香港科研成果转化率有多低？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近日（12月22日）发布《香港创新科技发展蓝图》，提出发展“先进制造”产业以实现“新型工业化”，计划在未来5年把本地研发总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GDP）比率由0.99%提升至1.3%，并把制造业GDP占比由1%增加至1.5%。该目标引发外界质疑不够进取，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解释指香港创科仍处起步阶段，需时释放土地、吸纳人才、扶持产业。当局所谓的“起步阶段”到底是个什么概念？著名科学家、香港城市大学香港高等研究院资深院士兼机械工程学系讲座教授吕坚接受《香港01》访问时指出，香港科研论文与科创产业化之间仍有相当大的距离，希望港府可以出台统一的指导意见，加快科创产业化的速度。

科研水平较高
科创产业不足

《香港创新科技发展蓝图》公布前夕（12月19日），立法会选委界议员李浩然率先举办创报告发布暨交流会。期间释出李浩然议办团队早前进行的《融合、 突破、创新香港创科产业未来可期研究报告》和《美国科技创新机制成功案例研究》两份研究报告，当中以美国的“SEMATECH（半导体制造技术联盟）”和“MUSA（先进制造业科技创新互联网）”项目为成功案例，说明政府统筹产业规划的重要。与会嘉宾包括多位学者和科创企业工作者，他们大多提到香港科创发展所面对的瓶颈：基础研究领先，但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的转化率不足，因此需要政府牵头进行资源整合、推动官产学研合作。

以视像形式出席交流会的城大香港高等研究院资深院士吕坚，本身是法国国家技术科学院首位华裔院士，又曾于2018年荣获中国工程院光华工程科技奖，目前拥有33项国际专利，自2005年起来港任教，见证机械工程和先进制造的成就。他在交流会后接受《香港01》专访，用亲身经历分享科创产业亟待击破的痛点——科研成果转化率过低。

香港高校科研水平高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本地有5所大学在QS世界大学排名前100，并建有16个国家重点实验室、5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然而，这些科研却难以转化为实际的科创产业成果。上述《融合、 突破、创新香港创科产业未来可期研究报告》报告指出，香港高校科研项目以基础性学术性为主，应用导向不足，上游科技研发与终端科技应用未能结合，而且大学自身的技术转移机制尚不完善。

成果落地缓慢
陷入恶性循环

团结香港基金在2020年发布的《搭建技术转移大桥   构筑科研创新基地》显示，美国大学早在1945年就成立技术转移办公室来推动研究成果商品化，但香港程序迟缓，直到2009/10学年，主导大学经费拨款的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才开始就知识转移提供经常性资助。申请专利通常是大学研究成果商品化的第一步，香港高校获批专利总数显然落后于英美院校，这一落后也体现在大学的知识产权收入及其研究开支占比上（见上图）。

以2019工龄料为例，在获批国际专利方面，表现最好的是美国麻州理工大学，拥有781个，其次则是英国牛津大学，拥有434个，但在香港，除了科大和中大分别取得112个和202个之外，城大、浸大、理大及港大的数量全都少于70个，可见香港与英美顶尖院校差距甚远；至于有关科研成果为大学带来的知识产权收入方面，即使是收入最高的中大，也只有5307万港元，仅为伦敦大学学院总收入（1.347亿港元）的四成。

这些收入并不只关乎于盈利，更关乎于研发花费的利用率有多高。比较高校知识产权收入对研究开支占比就会发现，英美高校研发开支高，回报率也较高，也即能够通过投资获取更多的商业利润，有利于形成高投入、高回报的良性循环。同样是在2019年（见下图），香港大学的知识产权收入占科研比例只有0.3%，但美国麻州理工学院、伦敦大学学院、英国剑桥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却分别达到1.9%、3.4%、5.7%和15.2%。

吕坚所在的香港城市大学，早已着手推进科研产业化的工作，但他和团队全都面对不少困难。他解释，高校科研成果的产业化都是由学校的各个相关机构自己负责，每次融资都需要教授自己去与投资人谈判。他强调科研成功具有时效性，例如“iphone12前两年可能很值钱，但这两年就不值钱了”，因而希望政府能有一个统一的政策指导，提升专利转化的速度，否则会导致科研成果贬值。吕坚又批评现有的机制不够灵活，各个学校的科研转化情况不一而足，可能有些教授比较出名，转化就容易些，相反就很难得到融资；另外学校对于是否批准产业化的决策比较保守，这些瓶颈全都需要政府引导突破。

市场思维短视
有待政府引导

前述《融合、 突破、创新香港创科产业未来可期研究报告》报告指出，香港以应用为主要导向的研究仅有45%，而由政府投入、大学主导的比例高达55%。吕坚表示，香港虽然有很多资金，但风险投资比较少，因为现在还在起步初期、成功案例少，较少私人基金愿意投入，因为企业更倾向于投资实用性强、能在短期内快速得到应用的技术。

吕坚所在的团队正在进行一个奈米探针芯片（芯片）的项目，这种芯片可以检测化学物质的光谱特征——相比于传统的探针芯片，灵敏度可以提高10倍到100倍，而技术可应用在生物、食品等多个领域，比如检测食物里面有没有细菌、抗生素。吕坚说，这种实用性强的技术较受投资人青睐，但他们团队本身拥有一些更加颠覆性的技术成果，反而乏人问津，目前正在考虑前往欧美或者内地市场寻求投资。

企业出于商业逻辑考量无可厚非，但那些创新性强的前沿研究同样需要得到支持。美国政府正正在引导科技创新发展当中扮演积极角色，李浩然发起的交流会也分析了当地的“SEMATCH（半导体制造技术联盟）”和“MUSA（现金制造业科技创新互联网）”项目，指出这两个计划的成功正是源于美国政府在项目初期提供了重要的启动资金，并透过项目监督、方向指引、战略咨询等方式间接给予帮助。此外，针对一些颠覆性高、风险性较大的技术，美国政府也会出资设立小型投资方案。

师生人才流失
重建科创生态

《香港创新科技发展蓝图》锐意从“完善创科生态圈，推进香港‘新型工业化’”、“壮大创科人才库，增强发展动能”、“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建设智慧香港”及“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做好连通内地与世界的桥梁”四大方向发展创科产业。在人才培养方面，会通过加强资助和增加人才住宿配套措施等方式吸引人才来港。但在“吸引人才”之前，更加应该检视的是：本地人才是否不足？为何不能在地培训？如果没有适合本地创科人才成长的土壤，即使吸引到人才来港，也无法保证他们会长期留港。

在吕坚看来，人才问题在于香港科创行业缺乏好的平台建设。根据吕坚多年来的教学经验，他们培养的本科生大多是本地学生，想要从事科技行业的并不多，因为收入不高、发展有限。这就构成恶性循环——学生都不想做科研，人才都想赚快钱，市场就难以形成辅助大家发展的平台。这又陷入“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困境：发展不了是因为人才不够？还是发展不好导致人才流失？吕坚感慨：“从长远角度来讲，这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房地产、保险业不会生产出新的财富，从无中生有才能产生新的财富”。

吕坚担心，大学的人才培养和政府对市场预测有一定差距，过早和过晚介入都会引发人才流失，所以更加需要拟定清晰定位，并在不同时期弥补市场资金错位，“如果很多本科生都变成独角兽，相信以香港学生们的智慧和能力，能开创出更多的初创企业。”

除了缺乏年轻创科人才，吕坚认识的许多教授和院士都离开了香港，前往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寻求发展，例如位于深圳的南方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区、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区等。吕坚分析，他们之所以选择离开，一方面是觉得深圳等城市具有吸引力，另一方面是香港教授的退休制度让他们看不到60岁之后的前景。值得一提的是，《施政报告2020》曾经推出为时5年、预计动用20亿元的“杰出创科学人计划”（Global STEM Professorship），专门吸收从海外归来的学者；而吕坚质疑，透过该计划招来的教授都已接近退休之龄，即使来了香港，所能发挥的教学作用也相当有限。

仍处起步阶段
大政府追落后

港府为了表明建设创科生态、转化科研成果的决心，在《香港创新科技发展蓝图》提出具体经济目标，计划未来5年把本地研发总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GDP）比率由目前的0.99%提升至1.3%，并把制造业GDP占比由1%增加至1.5%。这些数字到底是什么概念？以2020年为例，在收益方面，香港创新及科技创新产业增加值为243.83亿港元，GDP占比仅为0.91%，而金融和保险产业的占比却超过20%；在成本方面，香港研发支出也仅占GDP比重的0.99%，而这一数字的世界平均水平为2.63%，内地为2.40%。

该目标引发外界质疑不够进取，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解释指香港创科仍处起步阶段，需时释放土地、吸纳人才、扶持产业，而当局将会设立100亿元“产学研1+计划”、50亿元的“策略性创科基金”、由2024年起在落马洲河套区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港深创科园）提供土地和空间，并研究在大埔创新园兴建第二个先进制造业中心。

乍看之下，政府对科创产业投入不少，但吕坚认为，很多资源并没有用在科技上，而是在装修、建楼上。“建设土地这能算科技吗？这不算科技啊！”根据政府统计处资料，河套港深创科园已于2021年年初获立法会批准拨款，其中143.17亿元用于工务计划项目，181.35亿元用以开展第一批次发展及支持科技园公司的早期营运开支。

出席交流会的香港理工大学创新及科技发展处助理总监赵培提出，政府需要加强对创科资助计划的宣传工作，因为许多资助计划依据不同发展方向而设立，附属于不同的机构，其复杂程度使得许多教授学者对基金计划了解不足。此外，部分基金类别重叠，他建议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可以考虑将部分基金项目进行合并最佳化。吕坚也表示，各个行业的风险不同，政府应该用不同比例来投不同行业，但现有投资方式比较粗犷。

新加坡常被视为香港在经济方面最大的竞争物件，目前已是“独角兽”比例全球第二最多的地方。新加坡创科行业的发展得益于“大政府”的施政理念，早在2005年制定“iN2015策略”，由资讯通讯发展管理局跨部门统筹全国应用科技发展。“并不一定要一个强大的政府，但如果想做新工业化或者再工业化，就要学习新加坡、瑞士、瑞典等这样和我们类似的经济体，看看他们在科研领域的‘大政府’是怎么做的。”吕坚表示，香港在科研方面的投资已经欠了很多帐，而光靠金融、房地产这些行业养活不了整个香港，“如果要750万人都能够高水平地生活，应该有更多元化的产业。”